虽然已年过九旬，但是杨维骏记忆力很好，思路非常清晰，连续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也不疲倦。（本报记者 尹鸿伟 摄）

本报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身形消瘦的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他出生于1922年3月，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几次险遭特务暗杀，为此曾经流亡滇西、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杨维骏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方正式离休。

离休后的杨维骏居住在一处云南省高级别领导集中的别墅区，虽然保安措施非常严密，但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到他家中进行拜访。

“虽然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健康不断下降，但我到死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为人本色。”老人说，“我只会向真理低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大众做点有益的事情，那么到死也不会觉得遗憾。”

“不能比父亲差”

杨维骏的书房正中挂着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书写的一处碑文拓片，虽然在三岁的时候父亲便遇刺身亡，但是母亲后期的无私教诲仍然让杨维骏受益终身。

“我祖父母都是昆明的城市贫民，生活一直很艰苦。从戎的父亲生前治军严格，而且不允许任何上级打骂下级，军官打骂士兵。他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同情普通老百姓的为人与事迹一直影响着我。”他说，“之所以我会形成现在的人生状态，见到不平的事就要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我觉得自己不能比他差。”

回忆起往事，杨维骏突然红了眼圈。他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我很爱我的国家和人民，并且愿意为此做更多的事情。”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非常珍惜。”杨维骏坦承，“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既对党政干部提出建议，也为普通群众反映问题。”

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去到昆明市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现场了解了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村民曾上访80多次，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

“我曾经去过许多农村搞调研，发现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尤其个人权利、财产权利都很少有保障，让我觉得很痛心，希望力所能及改变农民一点的状况。”杨维骏说，“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是政协的老干部，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映情况。”

他认为，自己与老百姓很少出现无法交流的情况，其实大多数农民的要求都不高，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没有获得明确的信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工作方法值得商榷，“尤其不能总是把农民当作没有文化的社会底层来对待”。

那件事之后，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均美曾经对新华社表示，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认为，老干部在熟悉政策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同时对群众超出政策范围的利益诉求做好解释疏导工作，这样才能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今年5月，昆明晋宁县 “古滇王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度假”项目亦引发征地风波。5月13日下午，杨维骏借了朋友的车前往当地，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不料农民正在烈日下静静等待我的到来，一见我的车子开来，热烈鼓掌欢迎，簇拥和搀扶着我走上大会讲台。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之前的2010年7月，在认真研究了《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后，杨维骏完成了一份“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送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

“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杨维骏说。

“拿笔写材料跟不上时代了”

杨维骏喜欢坐在沙发上交谈，说到激动处，他总是手势很大，但是声音努力保持着平和。以前他一直坚持以游泳的方式锻炼，但是最近身体弱了许多，因此停了下来，只是偶尔在家附近散散步。

“我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问题，但是家里人总是担心我，他们小瞧我啦。”杨维骏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吃一大碗面条，加上一碗牛奶，一切都由他的老伴做好。中午有时候家里不做饭，他便自己提个饭盒到小区里的食堂“打饭”，并表示“在机关工作久的人都习惯吃食堂饭”。食堂距离家里大约五六百米，他每天都愿意慢慢独自走个来回。

平日里，杨维骏与外人交往不多，也不用手机，但是他家里的电话响得非常频繁，有许多老朋友经常会问候他的健康，或者和他谈论问题，尤其是云南省的一些发展大计。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喜欢和尊重我的人很多，可惜他们要么去世了，要么行动不太方便了，所以大家见面的时候不是很多，更多是靠打电话。”

他还透露：“许多人都担心我会不会生活很孤独，其实不会，知识分子本来就不习惯太热闹的场合，不需要成天有人围着。不过，由于我的一些做法让个别领导很不满意，的确有些熟人尽量回避与我直接往来，但是我不在意，也理解他们胆怯的原因。”

当然，杨维骏也偶尔要出去会会朋友，看看病，由于内心的信念坚定，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很充实，精神很充沛，“总是有问题需要思考，思想停不下来。遇到重大事情，还经常把人请到家里谈，因此不少贫穷的农民都到过我的家里”。

由于杨维骏不断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出现，并且其行为得到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广泛宣传，使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希望结识他，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于是，老百姓们纷纷相互打听“杨老住在哪里？怎么才能见到他？”而杨维骏本人也不顾年迈体衰，经常抽出时间在家里接待各路民众，了解他们的诉求，接收他们的材料，并帮助他们整理、向上反映。

2012年12月，杨维骏收集、整理了云南省内的“贱卖矿案”、“金座案”等六个问题，通过一些内部途径递交材料给中央领导，希望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开展调查。

“我之所以能够站出来帮助老百姓，并非依仗自己的‘老革命’资历，我是一生都热爱学习的人，做事情永远是讲事实、讲政策的。”杨维骏表示，许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了解自己，即便在过去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还没离休的时候，自己同样也是“嫉恶如仇”、“敢讲真话”。

不过，他又自嘲说，虽然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尚存，但是方式已经有些落伍，“以前只会拿笔写材料，通过组织途径递交，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传统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杨维骏对于新生事物并不回避，逐步了解到网络的巨大传播力、影响力，并学会通过其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

2010年，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给杨维骏开设了博客，并在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把他的文章、观点发表出来和社会分享。杨维骏表示很感谢自己的两个儿女，她们始终很支持、理解自己的举动，并且乐于为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杨维骏那位平易近人的老伴则说：“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两个儿女又都不在身边，的确有很多心酸事无法对外人诉说。其实我一直都想阻止他的这些行为，但是又于心不忍，毕竟我清楚他正在做的都是关心老百姓的好事。”

对于外界的褒扬或威胁，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他说：“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而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杨维骏作为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其文人风骨值得尊重与赞许。 

虽然已经年过九旬，但杨维骏的记忆力依旧很好，思路非常清晰，连续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也在他脸上也丝毫看不出疲倦。除了谈话，他还会饶有兴致地邀请来访者参观他的书房，并对墙壁上悬挂的字画一一解释，因此许多人都对他那首《自勉》诗非常熟悉：

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