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网络发达的原因，近年来，很多社会名流都敢于说话了，敢于向权贵叫板、向不公叫板。这是一股清新之风。首先我们看看清华和上海交大双聘教授、科学家刘西拉这位敢于直言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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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高龄的刘西拉教授

　　人类表达主张不外乎通过文章或说话，关于说话，中国有一种非常圆滑的、也可以说是外圆内方的潜规则，叫“真话不一定讲，假话一定不讲”。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本应该是一种天赋人权，我们反而弄出这么一套首鼠两端的理论，实在不容易。

　　当然，中国从来不乏那种敢于直言的人，但是关于直言，也有一个所谓的“人微言轻”的问题。你的社会影响力决定着你的声音的传播范围和覆盖领域，这是很功利但很通行的规律。因此，我一直觉得，要想我们的社会进步得更快一些，那些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商贾（gu）巨子们要经常大声说话，要敢于直言。在彼此利益关联度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你为别人说话，也就是为自己说话，犬儒主义的那一套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所有人都闷头发财、闷头升官，躲进小楼成一统，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将会退步到“道路以目”的地步，你的财富和官衔也将是不安全的。

　　可能是因为网络发达的原因，近年来，很多社会名流都敢于说话了，敢于向权贵叫板、向不公叫板。这是一股清新之风。

　　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几位敢于直言的社会名流。

　　现年71岁高龄的刘西拉教授似乎越来越敢说话了，真正达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刘西拉，195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责任教授及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曾被任命为国家攀登计划土木、水利项目首席科学家。

　　刘西拉说，他从1957年秋天开始，在清华一呆就是11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按计划应该在1965年毕业，但那一年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阶级斗争是主课，主课不及格不能毕业。”于是，他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研究生都下到农村参加当时的“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才回到学校。刘西拉刚进清华时，每个星期天进城到中央广播乐团去学琴。到1961年，就坐到管弦乐队首席的位置了。

　　身为科学家的刘西拉不仅爱好广泛，而且始终敢于直言，痛批中国教育的弊端，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

　　在2007年“两会”上，刘西拉当着教育部部长周济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高校评估存在的不足。他的发言不仅仅是在简单地揭露问题，谈感想，他说话是有调查、有根据的，还都有具体的人和事。　　

　　他说：“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有一定的阶段的。但是要真正帮助我们的政府，不是简单地附和，说几句好话，而是要把社会最真实的情况传递给政府，给政府提供有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

　　而在面向创新的进步论坛上，刘西拉再爆惊人语录，他说，现在的学生要学会从“1+1=2”到“1+1≠2。他认为：“很多人对创新的理解太过单一。其实，群体不同、区域不同，创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对科学家来说，创新必须是原创的，是发现自然规律；而对工程师来说，创新可以是对已有事物的革新、集成、移植，这种创新必须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面对教育乱收费这一顽症，刘西拉委员指出这里面有个理念问题，就是教育不能企业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中小学的九年义务教育中，不能着眼于挣钱。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也是全民理应享受的权利。但是高收费却把许多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拒于校门之外,这不是乱收费是什么?他举例说：“比如我们由于工作忙，就要请小时工来帮忙做家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支持了我们的工作。这些农民到城市里来挣钱，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上学？为什么要多交钱才能入学？”作为一名教师，刘西拉委员的心被刺痛了。他指出，随着入学生源的减少，有些学校宁愿调整、压缩教学设备也不肯招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这种现象对农民工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城市人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农民工子女上学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什么地方上学是公民的权利，应保证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入学权。九年义务教育不能以挣钱为主。”刘西拉委员强调，九年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一环，要保证国家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适龄儿童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导致文盲大量出现，又谈何提高全民素质呢？

　　随后，他又爆出 “教授不一定有文化” 语意之深，耐人寻味。

　　他说：教师的工作讲求的是付出，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而绝不应该成为热衷开公司、一切向钱看、疏于指导学生、肥了自己腰包的‘教授商人’。大学需要的是做学问、搞研究的大师，而绝非办公司、谋私利的‘挣钱冠军’”。目前，由于高校与社会连接的减弱，中国科技方面在国际上的排名正在倒退，令人痛心疾首。他急呼那些忙于“创收”的教授们将精力投入到教学研究上来，不要让更多的学子成为“教授商人”的劳动力。

刘西拉直言“现在的大学不理想”

　　在一系列言论当中，作为大学教授的刘西拉最注重的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母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直指母校以及中国其他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刘西拉直言“现在的大学不理想”，首先是过度行政化。第二，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数量之多，世界第一。第三个问题，现在哪个校园里没有作弊？每年等教育部要评估了，学校马上组织学生检查所有的作业、考卷，作业没有交齐的，赶快补；分数加错了的，赶快改。这不但自己作弊，而且还教学生作弊。“文革”以前我们有一种信仰，有一种原则，而现在则可以完全不要。他觉得理想的大学，首先，要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苏联那个教育体制必须改掉，课程的建设必须要有完整的构想。

　　刘西拉 1940年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71岁，现居上海市， 曾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工与力学学院教授、副院长，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8年，刘西拉毕业于清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研究生后，任国家建委西南建研所技术员、工程师。随后，刘西拉来到祖国的大西南四川，在大“三线”负责大量的工程顾问、质量诊断、抢险加固和设计工作，一晃就是13个年头。在四川呆的那13年很苦。 他说：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是，只要是国家需要，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因此，尽管在清华大学学习了11年，读了很多书，但是到了四川，他做的工作却不过是一个水泥搬运工和一个砌砖工人。

　　当年他从清华分到四川，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研究院里做类似研究员之类的职务。但是他当时的总工程师对他说，“我看你读了不少书，像你这样的，还是下基层去，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发展的空间更大一些。” 总工的话对刘西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个老师中，总工就是其中一位。至今，“到基层去”仍然是刘西拉坚定不移的一个理念，并且，“越基层越好”。经过刻苦的努力，1981年，刘西拉和妻子双双获得了公派自费出国的机会。用刘西拉的话说，当时是“觉得应该出去看看”。

　　刚到美国，刘西拉的论文就获得了1985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结构科研奖，被誉为美国工程界有突出贡献者。这个奖项据称是美国土木工程届的“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在那里等着和他握手的人排了很长。据说，中国大陆人在美国获此大奖史无前例。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刘西拉说得不多。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夫妻俩双双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们不顾各种挽留的声音，没有任何犹豫就回国了。成为当时的第一对留美博士夫妇。

　　有了13年在基层的工作经验，在清华11年的理论学习，以及在美国4年的重新学习，刘西拉谈起自己的专业底气十足。在一次和美国土木工程界的权威理论的时候，他问对方:“作为一位土木工程师，你尝过水泥的味道吗？你砌过砖吗？”对方哑然。他接着说，我尝过水泥的味道，我也砌过砖。他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旁边的砖头，很专业地把玩起来，俨然一位熟练的砖瓦匠把式。刘老师略带“得意”地说，“这就是教授之间的谈话。就好像武林高手出招，你只要一开口，对方就知道你是属于什么水平，这些都要依靠平时的积累，要有很深的内涵。“好文章不是数字的增加，而是思想深度的不断挖掘。”

　　刘西拉现在主要在上海交大任教，学校的学生对他评价极高，说：“这位银发教授知识渊博，表达幽默，难怪是交大校园里谜一样的人物。”

　　刘西拉很多公开讲课的言论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比如，他说：“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常常听到大学新生说，考上大学，我的梦想实现了。听到学生这样说，我很想给他的话打上一个问号。如果人的梦想是考上大学，那么他上了大学，他的这一辈子也就到头了。”

　　刘西拉甚至还批评过北京的鸟巢，他说：“有些建筑风格我们要学，但是也要知道这是衰败开始时期的建筑风格。我们再看鸟巢，感觉非常的复杂，做起来也非常的复杂，用钢量是悉尼奥运会体育馆的5倍以上。如果说你在工程设计时可以实现如此简练的表达，水平就很高了。”

刘西拉和妻子陈陈

　　刘西拉回忆说，“我的初中老师曾经推荐我们看一本书，叫《古丽娅的道路》，其中有一句话，‘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现在很多人每天很忙，但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在‘冒烟’；我希望各位同学的生命能够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而老师的责任就是要点燃同学们心中那团理想的火焰。”

　　实际上，刘西拉和他太太的爱情婚姻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刘西拉9岁开始拉小提琴。考入清华土木系时，他的小提琴已经拉的很好了。50年代，他和陈陈都参加了大学生乐团。

　　1962年初，刘西拉作为清华管弦乐队的首席提琴手，正准备一场独奏音乐会，音乐室请陈陈为他伴奏。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在音乐室练琴。陈陈强在节奏，刘西拉强在音乐理解，他们配合得很默契。

　　刘西拉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到了去向难定的时候了。一是去大庆——这是他的第一志愿。第二是留校读研究生。刘西拉把自己的志愿告诉了陈陈。随后，刘西拉决定留校读研究生。这一天是9月3日。就在这年冬天，刘西拉独奏音乐会演出成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这么”确定了。5年后，他们有意挑选在9月3日结婚了。

　　改革开放后，经国家考选，陈陈作为首批访问学者，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工作结束，她又攻读美国普度大学电气工程博士。期间，刘西拉也来到美国普度攻学位。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第一对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夫妻。

　　陈陈仅用3年零3个月就攻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还获得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奖学金。刘西拉除了硕士、博士学位，还获得了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此外，陈陈在拉法耶特市交响乐团成立35周年纪念演出时独奏《青年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这是美国音乐界第一次演奏中国钢琴协奏曲。美国当地报纸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都对这场演出作了详尽报道。

　　陈陈回国后，上海交通大学就正式接纳了她。陈陈看到这里的“自动控制理论”的领域空间很大，急需人，是能源部资助的重点，她就选定交大，落在上海。

　　不久，刘西拉回国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希望他留下，这里的土木工程系有开拓前沿的理想位置。所以他选择留在北京。

　　虽然相隔两地，但陈陈很高兴他能在清华找到了理想位置。她说：“夫妻俩就是整天呆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像树洞里的一对蘑菇?

　　几年过去了，刘西拉在清华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以及国家教委科技委土、建、水学科组成员。而陈陈也成了知名学者与教授。虽然他们分居上海和北京，但他们的爱情，却从没间断过。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和刘西拉一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当下中国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而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法学界、在于法学研究，而应在更为宏大和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加以诠释。

　　用《南方周末》的评价说，贺卫方现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贺卫方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贺卫方的足迹遍布中国，他说，“在中国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当然，也有人质疑，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不过，贺卫方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贺卫方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自孙志刚事件开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贺卫方说：“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

　　在引起极大关注的李庄案整个过程当中，贺卫方始终坚持认为李庄无罪、质疑重庆方面的做法，他认为李庄案是中国司法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共知识分子，1998年，贺卫方的《复员军人进法院》一文，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向军队这个强势集团提出批评性观点，贺卫方也因此跃入了公共视野关注的范围。此后，在教育、言论自由，建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等诸多公众关注的现实领域中，贺卫方不停地传播法治和宪政的理念。

　同期：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互联网上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这是暨2004年年底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一事之后，学者个体向中国现行高等教育制度，发出的又一记重炮。

　　而对于现在大学的定义，他也发出惊人言论。

80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

　　除了刘西拉和贺卫方，今年80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更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

　　最近一两年，茅于轼在网上又激起了很多争论。比如，他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他说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18亿亩的耕地红线是没有必要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很多网友骂声一片。不过，很快舆论很公允地发现，其实那些骂人的，应该都没有认真的去看过他的文章，认真的思考过这些问题，只是头脑发热而已。舆论评价说，茅老先生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很淡定，不管别人如何激愤和谩骂，他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讲道理，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舆论总结说，不盲从，不随大流，独立思考，敢于直言，这是茅老先生的优点。很多言论，明知道说出来会被人骂，他还是要说。比如他说应该取消经济适用房，要提高大学的学费.......这些表面看起来会让很多人义愤填膺的观点，在仔细分析之后还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想，只会愤怒而已——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这位40岁以后才投身微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1992年因为一笔希望工程捐款发起并创建龙水头基金，开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希望用经济学的办法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年近八十，情怀依旧，在变“富”为“扶”的亲身实践中，茅于轼做着化解贫困的“试验”，用实际行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在网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击。尤其是在网上，正反两面各种各样的言论，都讨论得特别的激烈。

　　而茅于轼也因为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攻击，认为他完全站在富人的一边

　　随后，茅于轼也提出了廉租房不应该建厕所，这番言论一出，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穷人的一种歧视。而茅于轼却说，廉租房应该厕所是公用的，如果廉租房和商品房没什么差别，对于真正花大钱买商品房的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会造成一些人在条件改善之后仍然不愿意搬出廉租房，浪费纳税人的钱。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发表了名为《讲真话，察实情》的讲话。

　　温家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

　　节目最后，我送给刘西拉、贺卫方和茅于轼三位的是这首歌《勇士》。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