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程绮瑾

　　5月19日上午，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冯燕接受完南方周末的电话采访之后，匆匆赶去开会。她兼任董事长的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一下简称“儿盟”）受到上海市民政局邀请，将一起赶赴四川绵阳做失依儿童的扶助工作。

　　20日，“儿盟”执行长带领团队里最有经验、身心健康程度最好的社工作为第一梯队飞去四川，评估灾区的具体需求，以后每隔十天都会有另一梯队前去替换。冯燕和留守同仁则会尽快募集所需物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考虑到灾区儿童能否听懂他们的台式普通话，请上海民政局招募了讲四川话的志愿者。另外，他们担忧的是两岸没有直航，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他们已经在跟台湾红十字会联系，看能否随红十字会的救援队伍飞去四川。

　　紧张，却有条不紊。这得益于1999年9月21日那场大地震。冯燕还记得，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台湾人也是手忙脚乱，急忙寻找日本阪神地震的经验。今天，得知大陆也有众多热心人想为四川灾区献爱心，冯燕和其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港台专业人士，一致叮嘱：“热心虽好，但还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接受相关训练才行。”

　　救灾时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

　　更长的时间：资源分配防“乱”　

　　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震中在台中南投县，当地多山，地形类似四川。

　　除了“慈济”、“世界展望会”等体制完善的大规模慈善团体之外，台湾的大多数中小民间组织和热心人士在921震后的头几天，一个记忆都是“乱”。冯燕就眼见着有些热心人自己开车送来物资，却因为交通堵塞进不去灾区，就把物资交给后面的车辆带进去，自己又去运其他物资。

　　一些负责收集物资的单位和团体也对一些热心人的善举哭笑不得：太旧的衣物、过期的食物，不合用的锅瓢碗盘都捐了出来，令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拒绝他们的善意，又会招来一顿白眼。

　　接着麻烦的事是如何分配物资，有些社团志愿者抢着要发放物资，那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能见度最高，还可以拍照留念。结果就造成物资发放处乱成一团，大家都在抢有利的位置摆摊设位。

　　台湾的社工们给捐赠者的建议是：“要考虑受赠者的需求，把拿出来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而不是趁机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像资源回收站这样丢出来。”对发放问题的解决办法则是：做分工，你发早餐，我发午餐；你发棉被，我发日用品……

　　更麻烦的是，在众多民间团体一起涌入灾区后，有些团体之间的调研项目重叠，让许多灾民本来就烦躁的情绪更火上浇油：“怎么你们反反复复老来问这个问题？！”

　　这时又需要分工合作。冯燕和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代表，每天都要一起开会，他们推选出执行小组和最有资历的人作唯一的主席，由他们为各组织安排分工。当发生分歧时，由主席做最后决断。“救灾时候，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冯燕说。

　　在各路民间组织里，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资讯。他们利用受震损毁不严重的暨南大学的设备，印刷制作《921社工咨询快报》，每天出刊，让需求和供给之间互通有无，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信息。

　　有些灾民身处比较偏僻的地方，不一定能及时获得救助。冯燕和同仁们只有用“最笨的办法”：背着物资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同时印发传单，写明救助点在哪里，资源中心在哪里，见到灾民就灾发放，并请他们转给亲友。“这个时候最怕产生不实或者不准确信息，如果民去了一个地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救助，会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所以最好就是印出白纸黑字。”

　　一些摄影师响应需求做起“拍照志愿者”。因为当时灾民要领取财产损失的救助多需要把门牌号、电器等财物拍照为证。

　　遇到有人反复领取物资甚至囤积，怎么办？除了让媒体曝光之外，“儿盟”的办法是给物资编号，也让领取者登记。现在，“儿盟”在发放物资的时候还会带上照相机，为领取者拍照留底。台南神学院除了登记之外，还请当地教友一起发放物资，教友与当地人熟悉，可以看出哪户人家反复领取物资。

　　“但是说实话，这个时候‘兴利’比较重要，‘防弊’不是第一位的。”冯燕说。当他们发放食品的时候，有个爸爸一下抱走了三箱方便面。“他是怕孩子不够吃，抱走就抱走吧。他需要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同时我们也会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保质期哦，如果快过期还没吃完就分给别人吧。我们还会告诉说，我们已经给你登记了，知道你住在哪里，以后还会去你那里探访的，让他安心。”

　　这个阶段，政府也逐渐为灾民发放抚恤救助金。台湾的民间团体又多了一类工作可做：协助政府发放救助金。“有人会利用机会从中榨取，我们就挨家挨户去访问。还有的人拿到钱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帮他们去银行开户。”林娟芬列举说。

　　孤儿的抚恤金怎么处理？他们父母生前的债务或遗产所引发的问题怎么处理？他们没有适当的人照料，或者亲属互相推诿时怎么办？这些都是当时台湾灾后出现的问题。民间组织因此推动公家部门设立规范，对孤儿的财产采取强制信托，对孤儿的照顾责任按照血缘关系顺序裁定。

　　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

　　自我完善：找寻自己的生命史

　　冯燕当时担任执行长的“儿盟”，在921震后第一时间，就接到很多热心人的申请，提出想收养孤儿。但是有些孩子或者孩子的家族亲戚并不愿意接受。“一些热心人也很受挫，甚至会质问，觉得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儿盟”的工作人员只有向他们解释，要尊重儿童意愿，也要给儿童一段时间去治疗哀伤。

　　他们也建议热心人，要帮助儿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可以设立助学金，或者帮助就业，或者有的孤儿在震后连家里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了，如果能帮他们找寻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善事一件。“灾后重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大家的热情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燃烧光了，要轮流接棒。”冯燕说。

　　热心人还会追问社会福利团体：我捐的钱物你们花到哪里了？有没有按我的意愿使用？

　　1999年10月初，在冯燕等人的呼吁下，台湾“全国民间灾后重建监督协调联盟”（简称“全盟”）应运而生，当时还享有声望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被召集人。“全盟”两大部门之一负责捐款监督。他们一方面提醒捐助人不要把钱留下就走，一定要索取收据；另一方面要求接受捐款的单位公开账目，如果受款者没有网站，可以在“全盟”的网站上张贴。“全盟”也会派人定期访视，监督受款者查账。一些会计师志愿者也会帮助查账。一旦发现问题，就送交内政部处理。

　　“全盟”的另一大部门负责服务协调。他们将加入联盟的各团体按照服务特色分组，每组有一个召集人。“我们也知道很多团体急匆匆加入救灾，并没有长远打算。”冯燕说。“全盟”就将他们分成梯队，互相接力。每个提供服务的组织都要提交报告，接受监督。

　　以救灾为己任的民间组织台湾红十字则因为921地震，将自身的救灾体系转型为备灾体系。该会秘书长陈世魁虽然921的时候在外国，没能亲历，但是亲历了美国911，也对佛罗里达州的洪水、新奥尔良的飓风印象深刻。“现在地球气候变化那么反常，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备灾尤其重要。”他说。

　　在921之前，台湾红十字会已经有救灾演练，但是并不扎实。而在灾后，他们每年都邀请消防单位为志愿者做训练，并联合政府防灾部门进行至少一次演练，有些志愿者还会被派送美国受训。同时，他们获得香港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支援，在台湾设立24个备灾中心，每个中心都至少储备帐篷50顶、睡袋800个、毛毯800件等物资，还有抽水机、千斤顶、油压剪、无线对讲机等急救器材。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就近调配物资，而不用等海外援助。

　　5月16日下午陈世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由台湾红十字会派出的22人搜救队和一只搜救犬已经飞抵四川。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运送100多吨物资到四川，都是从他们的备灾中心直接调出的。

（责任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