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乐黛云，左为戴锦华，右为张锦。张锦供图

　　张锦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去乐老师家就成了一种习惯，有事儿没事儿我都要去她那里坐一会儿，而且每次都是去索取。因为老师那里有宁静，有力量，我经常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就能从各种困境中走出，就能摆脱内心的喧嚣。所以我的生活，无论是好的坏的都与乐先生相关，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曾与她商议，我曾以为过不去的坎儿，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历史的，她都能扶送我一程。乐先生已经深深地嵌入我的生活和学术生命中。面对她，我经常默然地想：“人怎么可以如此渺小，渺小到身躯和活动范围都那么有限，但人怎么可以如此伟大，伟大到能够点燃无数的希望。”

　　此刻，我依然让自己沉浸在失去老师的悲伤中，我如此放纵自己的情绪，生怕真的会失去她，生怕她会真的消失，生怕世界真的是0和1、有和无的关系，所以我刻意回忆，为的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次无须刻意就能再次遇到她。2024年7月1日，我和洪波师姐一起去看老师，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小黑沙发上等着我们，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她见到我们就说：“我感觉人生走到了尽头，觉得有点儿活不动了。”这是我听到的老师最后的语言。如果是往常，我一定会劝劝老师，但那天我竟然忍不住流下了泪水，然后我就一直默默地帮老师擦拭她嘴角边溢出来的些许刚刚喝下去的牛奶，正如擦拭我的眼泪。好在洪波师姐在旁边，她最会安慰老师。

　　如今想来，我非常遗憾，在老师说她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就应该问一下老师：“那您害怕吗？您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可是我现在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再也无法知道她的身心承受着什么。当然，我也知道老师的答案从来都是清晰的，她从来都在为他人排忧解难，她从来都在倾听他人，包括我，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没有养成过问问她“我能为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意识的原因。正因为对他人、对世界深深的爱、眷恋和责任，如戴锦华老师所说，我们的老师才这么倔强，这么顽强，只要有一丝希望，她也绝不撒手，绝不放手，她一定要拼到最后。

　　疫情后这两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出入北大了，无论是从外地、外国还是从北京来看老师的师兄师姐或者客人，只要告诉我的，我都一定陪着一起过去，一是想帮老师招待客人，二是想帮老师聊聊天，省得她太累，因为她面对他人时总是要习惯和本能地调动生命所有的能量，故而来客也从来没有把她当做90多岁的老太太，而都是与她就自己正在思考的极具智识难度的话题进行对话，她的全力以赴经常以之后数日的极度困乏和无力为代价。

　　例如，6月6日上午我跟洪波师姐去看老师，我们去请她为《国际汉学》杂志题字，洪波师姐选择鲁迅的“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作为题词，老师非常同意。之后她们还一起讨论了学术的具体性问题，老师最后还用“确实不能只做表面的研究和文章”来勉励师姐厚积薄发的学术志向。

　　6月2日上午，我陪张源师姐去看老师，师姐兴奋地向老师汇报了近况，老师还拿起笔为师姐签了名，当听到我们无意中说到有个师兄遇到困难时，老师立即做出我认识她以前她一直就有的人生常态，她马上非常急切而本能地询问：“张锦，你能帮帮他吗？你能帮帮师兄吗？”4月15日的时候我陪张源师姐还去过一次，张源师姐一见老师，一握起老师的手就哭了，我想她肯定是太久没见老师了，一见到老师突然就变成了孩子，我记得我们一起回去的路上，我充满幸福和稚气地说：“有老师在，谁还不是个宝宝？”因为我经常在老师身边，所以就没有准备过告别，也没有学会告别。

　　5月2日我去看老师，刚好碰到了陈平原老师、夏晓虹老师、贺桂梅老师、袁一丹老师还有一位青年教师一起去看望老师。此时适逢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陈平原老师他们来跟乐老师介绍说明他们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所做的纪念活动和《王瑶画传》的出版，老师后来还特地为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录了一段视频。袁一丹老师找了老师写王瑶先生非常精彩的一段话，我拿去让乐老师念一下作为纪念，其实那时候老师的气息已经比较虚弱，读一大段话对她来说是非常累的，但是当我说到您能为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录一段视频，就是读这一大页话吗？她突然忘记了自己已是93岁多的老人，当即说：“我当然可以！”虽然之后阅读的时候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我看到了她的奋力而为。

　　4月6日我陪从新西兰远道而来的伍晓明师兄看了老师，师兄跟乐老师讲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情况以及他是如何参与这个活动的，因为乐老师实际上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如何思考世界，如何思考中国，如何思考现代，如何思考古典。

　　1月20日我陪从美国回来的张旭东老师去看了老师，张老师与乐老师聊起了当年鲁迅研究的问题，包括乐老师编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如何启发了他，并且强调是乐老师把他引入鲁迅研究的领域的。而当张老师说鲁迅是如何通向当下的时候，乐老师则反复说，当然，鲁迅是非常重要，当张老师不断说到乐老师的鲁迅与尼采研究等时，我记得乐老师补充了一句说：“我还是非常机敏的。”

　　1月17日我陪从新疆飞来的邹赞看望乐老师，乐老师总是说邹赞在新疆把比较文学事业做得风生水起，非常了不起。1月12日，我们给陈丽杰女士策划编选的老师和汤先生新出版的《人生三书》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会前我和程巍师兄、王达敏师兄、田畅师嫂和周阅师姐一起看了老师，达敏师兄跟乐老师回忆了当年考研的情况，程巍师兄跟乐老师讨论了他最近对韦勒克、沃伦与杰姆逊两支影响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脉络的美国理论的全球史考古，说到乐老师为何要请杰姆逊来中国演讲时，乐老师说：“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非常反感韦勒克他们那些保守主义的理论，我想把杰姆逊的东西介绍到国内。”这与程巍师兄的症候性阅读结论一致。这个月我还跟汤先生的学生杨浩他们一起去给乐老师汇报用OpenAI相关的软件编辑《儒藏》的事宜，乐老师听得津津有味。

　　这个回忆的序列是无尽的……

　　老师80岁生日时，汤先生曾为她作了一首“打油诗”：“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汤先生显然是最了解老师的。就“四不像”“野狐禅”而言，美国学者卡勒曾论述过，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文学的诞生就是为了将国别语言文学不重视或者无法纳入的文学和理论纳入文学研究之中，即为了去除国别文学霸权，但是比较文学在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却是与民族身份认同、反对西方霸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以此来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乐黛云先生的学科意识与民族国家身份意识。但是今天看来，需要补充的是，乐先生同时将国别文学无法纳入的研究纳入，将新的方法论引入，并同时有着清晰而恰当的民族身份自觉。就“摸爬滚打”“翻江倒海”而言，乐先生从鲁迅与尼采研究、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新时期访问哈佛、伯克利到巴黎演讲、意大利参会，都展现出惊人的生命意志，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我们带入全球学术交流的前沿与核心。我这次去巴黎访问，居然遇到几位快70岁的先生说到他们是当年汤乐二师在法国的翻译。就“革故鼎新”而言，乐先生对中国学术的意义，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而且是整个人文领域的，甚至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交织的，当然比较文学学科当年在中国兴起的时候本身就携带了整个人文学科方法论、学术视野和学术对象的变革。乐先生后来与法国学界的交往比与美国学界更多，因为《跨文化对话》杂志也是与法国合办的。在这种交往中，她不断地思考美国梦、欧洲梦与中国梦的问题，思考比较文学的去殖民化问题，思考世界文明如何能和而不同，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仇必和而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能为思考世界问题提供有效的参考，同时，她还会去了解当时比较重要的信息熵与物理熵的概念，了解各种信息技术的问题。

　　她的人生立场直到最后一刻依然是“心在野”与“觉有情”，她眼里永远有远方、有他人、有众生、有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