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少年儿童去华东医院看望罹患癌症的谢希德。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孔令君

　　今天，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90周年诞辰，她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开创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提起谢希德，不少复旦人的话语中总有“德高望重”四个字，而她的德高望重并非只是显赫的地位和远扬的美名，更是因其智慧从容的举止和平易近人的风度。也许，历史传记更应该用宏伟壮丽的词汇去叙述，但这位共和国教育家的风姿，同样藏在一个个不经意的细节中，点滴光辉，摇曳动人。

　　为师之心

　　几乎每一位谢希德的学生，都珍藏着她为自己修改的论文稿。几乎每一稿的空白处，都留着谢希德细细密密的质疑和修改意见，这些都让学生们感动不已。一位复旦的老师赴美国工作进修时，常常用电子邮件向谢希德汇报自己的近况，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谢希德不仅常常回信，还指出这位老师信中的语法错误——“你有些地方的英文是中国式的，让我来帮你纠正。”还鼓励她：“你以前没有很多机会写作英文，以后多用就能进步。”这位教师每每忆及此事，感慨万千：“谢校长在病中还为我修改英文，真是我的福气！”

　　一个小细节，让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年轻教授至今犹记。当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用了“首创性”三字加以形容，谢希德在这三个字下重重画线，并写下：“是否具有首创性，应由别人来说……”治学之严谨求真，令学生终生铭记。

　　很多学生忘不了的，还有谢希德的推荐信。上世纪80年代，她常常为即将出国深造的学者和学生写推荐信，难得的是这些推荐信都是谢希德亲手所写，从来不用别人代劳。而且，谢希德极其厌恶千篇一律毫无根据的空话套话，每一封推荐信都写得真实而全面。“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对我是一种乐趣。”谢希德曾这样回忆写推荐信的感受。一次，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去探望住院治疗的谢希德，学生忸怩许久，才提出“想请谢老师写封推荐信”的要求，而谢希德得知该学生近日沉溺于电脑游戏后，便严肃地拒绝了这个要求：“难道出国是去玩游戏的吗？”这个学生后来从其他途径出国深造，而今忆及此事时不断感慨——“那是对我的勉励和负责”。

　　青年教师资剑难忘，当时他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想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但苦于没有任何基金的支持。他请导师谢希德写封推荐信。不料，其时谢希德相濡以沫的老伴曹天钦先生去世了！资剑已准备再找其他老师来写推荐信，没想到，曹天钦先生追悼会的次日，谢希德便把她写的推荐信送到了资剑手中。资剑很过意不去：“其实，信让我自己起草，您审定签个名就行了。”谢希德却说：“由我亲自来写，对你更有帮助。”

　　谢希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校长，她对女学生特别照顾，复旦物理系的女生特别少，每次新生入学时，谢希德都会召开座谈会，听听女生们的意见，并鼓励她们：“女性同样能成为如居里夫人一样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应努力为之……”

　　求真务实

　　当年不少复旦学生喜欢听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简短朴实但信息量很大。跟随谢希德校长做了十多年文字工作的王增藩，至今还记得谢校长对发言稿素材的要求：“不要老讲我们取得的成绩，一定要讲我们还存在的问题；文字要踏实，不要用形容词，那种花里胡哨的话我说不出口……”

　　一直到病重住院，谢希德还在坚持工作，病房里摆着电话和传真机。“一次我去探望时，她还在考虑对教育改革的建议。”王增藩回忆道，“在她看来，人活到60岁已经很满足了，之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更应珍惜时间为社会和国家做点贡献。”

　　依照职务待遇，谢希德上下班应有小轿车接送，但她每天早上总是出现在教师们乘坐的校车上，从徐汇一路到五角场。据王增藩回忆，一些教师在车上会向谢校长反映一些学校里的事情，其中包含着教师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谢希德曾这样评价坐校车上班的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车上既可以提前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同志们交谈，倾听各种议论。从校内的事到天下事，都可以成为车内的话题，其中有发牢骚的，但也不乏具有独到见解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车内总有一两位不愿隐瞒自己观点，也不善于窃窃私语的同志，不时发表一通高见，而获得一些同事的共鸣。”

　　数学系曾向谢校长提过科研资料短缺的问题，保卫处也曾提过需要一台国内难以购到的微型录音机，这些要求都得到谢希德的重视，还特意利用出国讲学的机会，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托人购买资料和录音机。一位多年的老朋友送给她一台打字机，她看到研究所办公室还没有打字机，便送给大家使用。从科研室到校长办公室的路并不远，谢希德却经常要走很久，老师们拉着她谈分配房子或职称评定的事，偶尔谢希德还会被选为新闻系学生练习摄影的对象……

　　科研创新

　　谢希德常说，“科学研究真正需要的是发展思维、发展远见和始终如一的发展勇气。”谢希德刚回国到复旦任教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教材不全，谢希德在开设多门基础课的同时，也为半导体物理学科在中国的起步做着准备。1956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小组在北京成立，谢希德忍痛离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北上参与研究和教学。丈夫曹天钦为了让她能看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拍了许多照片寄过去。有一次，看到照片上宝宝小鞋子上的鞋带没系好，谢希德开玩笑地在回信中说当爸爸的“失职”了。也就在这两年中，她与黄昆教授合编的《半导体物理》问世。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是中国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必读书。

　　“文革”后，原先主要精力放在半导体物理的谢希德，发现国际上新兴的表面物理学科，将可能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开发、新材料工业等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1977年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上，她代表大家提出及时发展表面科学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以此为起点，我国表面科学的研究渐成规模，逐步赶上全球物理学界发展的节奏。

　　每年3月，谢希德都要去参加物理学界的盛会——美国物理学年会。每次，她都会带回厚厚几本材料，每一页上都做了大量注释，然后再把这些材料一一分发给她的学生。发书面材料不算，每次，她都会专门开个“汇报讲座”，结合材料与师生们交流自己的想法。

　　爱国情怀

　　很多人记得，谢希德去世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教师节晚会——灯光亮起，鲜花簇拥，谢希德和几位著名科学家，并肩站在宽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本市教师代表和年轻的学生们。当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谢希德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中、国！”霎时，全场掌声雷动，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那种情感、那份坚定，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谢希德正是用她的一言一行，实践着对祖国这份执著的热爱：1952年，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来到复旦大学，主动挑起基础教学的重担。因为“海归”背景，她和家人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苦头，此后，每当有人问起是否后悔，她答得坦然：“不后悔。”“我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

　　带着这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1983年，她出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加强复旦与国外院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复旦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她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海内外，呕心沥血……

　　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更将这一份对国家的忠诚热爱传递给学生。

　　20多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复旦物理楼前的大草坪上，学生沈丁立与谢希德话别。“我马上要出国了，谢老师，您对我有什么要求？”沈丁立问。谢希德想了想，郑重地说：“有些人言而无信，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我希望你能信守诺言。”两年后，沈丁立如期学成回国，谢希德高兴地迎接他，还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我终生难忘。因为我感到谢老师看重我，看重一个信守诺言的学生！”如今已是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的沈丁立感慨万分。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一代女杰谢希德》）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