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曹玥 车辉

　　伸出大拇指向下按两次是“谢谢”。食指指向对方，收回后立即伸出大拇指，这是“你好”。

　　在我国，有2780余万人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残疾。尽管人工耳蜗、助听器等技术日趋成熟，但手语依然是这一群体不可或缺的语言。

　　在无声的世界里，伴随手指飞舞，聋人和听人一样生活、思考、表达。对他们而言，因为静音，生命爆发出的力量反而能更强大。

在北京一家手语咖啡馆，杜银玲正在向店员点单。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曹玥 摄

　　“在你眼中，打手语丢人吗？”

　　第二次接受采访时，杜银玲突然反问了一句。“突袭”的形式让和她面对面的记者很难掩饰脸上闪过的诧异和犹豫。

　　这并没有影响聊天的氛围。显然，杜银玲对很多“听人”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也习惯了他们基本一致的反应。

　　听人，是我国2780余万患有听力障碍的聋人对听觉正常人群的称呼。在全国残障人口中，听障人群占到了总数的30%。今年34岁的杜银玲就是其中一位。

　　手语是无声世界里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连接听人和聋人的媒介之一。然而就像人们很少遇到独自出行的视障人士一样，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打手语也是一种偶发事件。提起手语，大多数年轻人能想到的只有《感恩的心》，有些人还因为表演需要临时学习过这首歌的手语表达。

　　打手语丢人吗？无论是听人还是聋人，能发自内心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的都不多。这样的态度也成为聋人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主要障碍之一。

　　手语是聋人的母语

　　第一次与杜银玲见面，记者特意多带了些纸和笔，还稍微练习了用夸张的口型来慢速说话。

　　事实证明这些准备是多余的。在算不上安静的咖啡厅，杜银玲不仅可以读懂记者的唇语，还能用基本清晰的发音直接回答问题。偶尔遇到障碍，她手机上一直运行的语音文字转化软件也可以帮忙解决。

　　杜银玲的丈夫赵炎也是一位聋人，比较而言，他说起话来比妻子还要更接近听人的水平。

　　能有这样的能力，是他们从小苦练的成果。

　　两岁那年，一场疾病让杜银玲的世界按下了静音键。在国际听力障碍分级标准中，25分贝以下属于正常听力，杜银玲左耳听力93分贝，右耳听力100分贝，属于极重度听觉障碍。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杜银玲送入当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在那里她学会了打手语、读唇语，同时接受发音训练。不过只要离开学校，她最不愿使用的就是手语。即使年纪尚小，她也能从旁人对手语的异样眼光中接收到一种讯息：这孩子真可怜。

　　说到这里，杜银玲伸出右手竖起中指，“在手语里，这表示一般、中等，但在听人看来，这是个侮辱性的手势”。小时候，她的一位同学因为在与听人沟通时竖了中指，结果被人揍了一顿。

　　怕孩子被人看不起，同时又希望他们尽快融入听人世界，很多听力残疾儿童的父母会从一开始就“狠心”把他们送入普通学校就读。

　　赵炎从小走的就是这条路。在家里，父母训练他发音说话；在学校，他戴着助听器努力读懂老师的唇语，下课后再借同学的笔记纠正或补齐听错听漏的地方。直到考上了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为了与那里的同学交流，赵炎才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手语。

　　2016年，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婚礼上，杜银玲和赵炎第一次遇见了。当时，看到赵炎向同桌的聋人磕磕绊绊地比画手语，杜银玲心里直发笑，“错误百出”。后来杜银玲才知道，那天赵炎也注意到了她，“她打手语时，又自信又阳光”。

　　如今，和赵炎一样不能熟练掌握手语的年轻聋人越来越多。这一方面缘于人工耳蜗等辅助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另一方面也与手语所背负的偏见有很大关系。

一位聋人儿童戴着人工耳蜗接受听力语言训练。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不少人把手语称为哑语，其实哑语描述的是聋人不懂发声而发出的无意义的声音，是一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杜银玲说。

　　首都医科大学大二学生文彦是出生在聋人家庭中的听人。虽然从小成长环境特殊，但她坦承自从懂事起，每当父母在众目睽睽下打手语，自己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觉得尴尬。

　　2006年，杜银玲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天课后，她与致力于研究“自然手语”的老师吴玲一同走在路上，老师突然问她：“为什么即使上了大学，聋人也总觉得事事低听人一等？”

　　“是因为我们学的知识难度更低一些吗？”杜银玲想了想回答说。

　　吴玲沉默了一会儿，停住脚步面对杜银玲说：“我觉得是因为手语的地位‘低人一等’。手语是聋人的母语，只有懂它的人多了，聋人的心声和诉求才会被社会用心倾听。”

　　打手语丢人吗？那个晚上以后，杜银玲决定试着对这个问题说“不”。

　　做手语翻译的只能是听人

　　大学一年级加入手语协会时，四川女生“透明”给自己起了现在这个手语名。透明是一位听人，因选择了特殊教育专业才接触到手语，“那时候，全专业的同学都报名加入了这个社团”。

　　就像中文与英文、日文的区别一样，手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并不能与听人使用的口语或书面语一一对应。在视频平台B站上，聋人青年徐珉因为用手语“翻唱”歌曲而受到关注。他在制作视频时，会把原歌词与手语意思对照展示，有网友因此提出疑问：手语怎么看起来颠三倒四的？

　　“其实那正是手语的正确语序。”透明说，学习手语意味着从零学习一种新的语法和思维方式。在手语圈内，有一个很经典的笑话：“万家灯火”这个词语如果逐字翻译成手语，听障人士会以为是“一万座房子被太阳照得着火了”。而要表达它本来的意思，只需要打出“有很多盏灯”的手语就可以了。

　　透明第一次参加手语协会活动时，组织者播放了当时正流行的歌曲《时间煮雨》的手语版视频。手语者穿了一条印有水墨画的连衣裙，手势轻盈优美，与旋律默契配合，再加上她恰到好处的表情，这些都给透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手语原来可以这么美”。

　　这位手语者就是杜银玲。大学毕业后，她陆续在微博上发布手语歌曲、常用手语教学等视频。2013年，她到成都担任了当地一档手语节目的主持人。

　　随着影响力增强，越来越多的听人向杜银玲表示有兴趣学习手语，于是她在成都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手语培训班，“听人愿意学手语，这对手语推广而言非常重要”。

　　虽然助听器、人工耳蜗让部分聋人有了听力，但在我国，一些正式场合下，聋人办事必须配有听人手语翻译。全国政协委员、特殊教育教师周晔曾表示，目前我国手语翻译在培养机制、人数以及专业性方面都有很大欠缺，难以满足近3000万听障人士的需求。

　　在手语协会学习了基本手语后，透明也发现很难找到继续深入学习的渠道。“加入的学习群大多很沉寂，网上的视频资料也不系统，有的还有不少错误。”辗转打听后，透明认识了杜银玲，并成为她的第一批手语学生。

　　大二那年，有一次透明乘坐大巴车从成都返回老家自贡。途经一个服务区休息时，一位聋人突然出现并不断敲打车门，可司机并不明白他比比画画的意思。透明急忙走过去打起手语安抚聋人。交流后她了解到这位聋人是上一班大巴车的乘客，因为去卫生间被落在了服务区。由于自己的行李也在那辆车上，所以他又急又怕，情绪激动。

　　通过透明居中翻译和沟通，聋人与她坐同一班车抵达自贡，大巴公司则帮他找到行李并联系了他的家人在车站等候。分别时，聋人冲着透明伸出大拇指向下弯曲两下，“是手语中‘谢谢’的意思，那也是我第一次用手语帮助了别人”。透明说。

　　11月7日，北京迎来这个冬天的初雪。傍晚，杜银玲冒着寒风赶到首都医科大学，她要给手语社团的学生们上课。

　　推开教室门，和暖意一起涌来的，是近百位学生热烈的掌声——这是社团欢迎手语老师的特殊方式。

首都医科大学手语社团的同学在杜银玲的课堂上练习手语。

　　当天杜银玲安排的授课内容是与行为相关的一系列手语表达。吃面、去上海、我来自山东……她每讲解完一个知识点，教室里就会短暂地变得安静，所有人都开始忙着用手比比画画。当“吃瓜”这个词语出现时，大家都笑了，那就是很形象的抱着西瓜大口啃的动作。

　　社团负责人文彦坐在第一排，偶尔帮杜银玲重复她说得不够清楚的句子。因为不懂手语，从小文彦习惯了不跟父母说自己的心事，“我说快了他们不理解，有时还会相互误解”。

　　上大学后，文彦在社团学到了基础的手语。有一次在与爸妈视频时，她顺手比画了自己在一场演讲比赛中获得三等奖的消息，“没想到他们特别开心，不停地用手语夸奖我”。

　　文彦意识到，自己过去与父母分享的事情太少了。随着手语水平的提高，她和父母的沟通也越来越顺畅。她说，坚持学手语，得到最大帮助的人其实是自己。

　　一人一天一地一信

　　今年7月，河南多地暴雨成灾，杜银玲录制了时长150秒的“无声视频”，为身处困境的听障群体介绍打电话求救的方法。直到那时，人们才意识到，很多健全人习以为常的事情，特殊群体是做不到的。

　　在成都工作生活期间，杜银玲与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常有往来，并因此认识了两位聋人教师。无意中她得知，由于无法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为学校正式员工，两位老师在工资收入、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杜银玲用一个哭泣的手语手势表达了过去听障人士考教师资格证的艰难程度。“笔试还好说，但因为聋人发音水平很难与听人相当，面试、普通话水平测试、体检听力测试，可以说是关关难过。”

　　从2015年9月起，杜银玲与许多听障人员、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一起行动，以“一天一人一地一信”的方式，向教育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出联名信，希望在教师资格考试中给予听障群体合理便利支持。

　　30天时间里，30封信件从30个市陆续寄出。很快，相关部门做出了回应。

　　后来，杜银玲受邀参加了听障人士教师资格考核办法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可以降低听障群体笔试考核难度，杜银玲当即表示反对，“听力强弱不该成为影响知识储备多少的因素，聋人要教书育人，就应该具备和听人同等的文化水平”。

　　2017年底，作为试点省份，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开展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听障人员笔试与正常考生保持一致；面试时配备手语教师作为考官，体检时减免听力检测项目，同时为该群体设置专门的普通话水平考试。

　　次年3月，成都市普通话测试中心首次面向听障人群发布报名通知，很快，第一批30个名额就被抢光了。

　　杜银玲也参加了那一年的教师资格考试。为了过关，她专门腾出时间参加了培训班。白天上课，老师讲得太快跟不上，课后她要借同学的笔记抄写，晚上还要花比听人更多的时间复习。

　　其实直到现在，杜银玲也没有正式成为某所学校的教师，但在她心里，那张教师资格证的分量却很重。她记得考试项目全部结束后的一天，在成都一个小酒馆里，一群聋人打着手语，兴奋地交流、举杯，用无声的方式欢庆胜利。“证书是一种证明，证明听人能做到的聋人也能做到，也证明聋人想要真正融入社会，除了依靠各种帮助，更要主动创造条件向前迈步。”杜银玲说。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四川、河南、安徽等8个省份开展了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试点工作。

　　2018年7月，经过8年制定、修改，《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从此，手语有了“普通话”。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发布，听障人士也可以标准地“唱”国歌了。

　　不久前，有电视台推出了手语AI主播，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起，她将全年无休地为听障人群提供新闻资讯、赛事直播等服务。得知消息后，杜银玲一边为手语推广的进步高兴，一边仍不忘“严苛”地指出这位手语主播表达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和赵炎结婚3年多，她常常还“嘲笑”丈夫的手语错误根深蒂固，“掰不回来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

　　今年“双11”期间，在一片“买它”的声潮中，一家名为“专业手语翻译服务团”的淘宝店铺也推出了自己的促销商品：手语表白5折套餐。

　　和其他精心设计的淘宝店铺相比，手语翻译服务团的店面实在太简单了，数量有限的商品的详情页里，除了几张手语姿势的照片，就只有简单的文字说明。从数据来看，每件商品的月销量也都只有个位数。

　　就是这样一家“日日是淡季”的无声小店，已坚持营业了6年，今年“双11”时还登上了淘宝特殊商品专属会场的首页。

透明和朋友们经营的手语翻译网店“装潢”非常简单。

　　透明是店里的“小二”之一。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并考取了手语翻译资格证书。除了在学校里教手语，她还时常在残障人士技能培训课堂、公证处等场合充当手语翻译。和透明一样，淘宝店铺里的其他3位“同事”都是90后，大家平时各自有工作，经营网店并不为赚钱，“一方面能为聋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想借助网络让更多听人接触、了解手语”。

　　店铺开张以来，有准妈妈传来孩子的B超影像，想知道宝宝小手摆放的姿势是否有对应的手语意思。也有来求助的猫咖店主， “有一天猫咖呼啦啦‘闯进’七八个人，大家都不说话，对着店里的猫咪飞快地打着各种手势，打完就像来时一样呼啦啦走了”。透明说，一头雾水的店主越想越害怕，就找到她并发来了监控视频的录像。

　　透明一看，乐了，“是几位聋人在讨论猫咪有多可爱”。

“专业手语翻译服务团”淘宝店“小二”哈哈正在录制手语歌曲的视频。

　　大部分时候，淘宝店的主要业务是翻译手语歌曲。每到国庆节或学校运动会、公司年会等时间节点，都会有买家来寻求相关服务。接到订单后，透明他们会在48小时内制作出配合背景音乐打手语的视频，同时还会录制一条把歌词内容逐句、慢速打出的教学视频。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因为购买服务才了解到，自己过去唯一知道的手语歌曲《感恩的心》中的许多打法并非手语，而是无意义的动作。

　　在杜银玲的微博里，当下正走红的《漠河舞厅》已被她翻译成了手语。听人或许很难想象，聋人也会喜欢“听”音乐。杜银玲的父母告诉她，在两岁以前，每次听到儿歌的旋律，她都会跟着手舞足蹈。杜银玲上初中时，父亲送了她一个磁带机，通过把手放在扩音器上感受它的强弱振动，她觉得自己也能被音乐感染。

　　杜银玲一直留着那个磁带机，一起保留着的还有她儿时的一个愿望：去现场听一次《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今年9月，聋人音乐节Deaf Rave在线上举办，展播了多个国家聋人的各种表演短视频，B站Up主徐珉也受邀参加。他用手语表演了说唱歌曲《爸，我回来了》。视频中，徐珉的手势精确踩到了这首节奏奇快的歌曲的每一个鼓点，动作力度十足。此外，和口语歌词要押韵一样，徐珉会力求每句手语表达的结尾都有相似的手形。

　　一时间，不少网友摩拳擦掌想要挑战手语版《爸，我回来了》。有人发弹幕感叹：没想到手语能把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这么充分。无声，但很炸裂。

　　“专业手语翻译服务团”开店后的第一个订单是要求翻译一句话。透明并不知道买家会把它打给谁看，但她觉得当手势和面部表情代替语言说出这句话时，画面一定很美。

　　那句话是：我看向你的眼里，藏着星辰大海。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