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苏智良执着“慰安妇”研究28年，为她们伸张正义的“战争”还在继续

　　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进门处的受害者群像（2021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狄春摄

　　1937年底，一个日本兵在上海拍摄的“皇军”慰安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肖春飞、潘旭

　　上海师范大学尚未开学，一片静谧，校园芳草萋萋，疏林如画，但是我们来到文苑楼旁的雕像前，心骤然收紧了：

　　这是一组中韩少女双人雕像，她们坐在椅子上，衣领被拉开，双手握拳，神情悲愤，旁边还有一张空椅子。

　　塑像铭文由中英韩日四种文字写成：“‘慰安妇’制度特指1932年至1945年间，日本政府为日本军队配备军事性奴隶的制度。数十万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的妇女因此被逼为日军性奴隶，遭受惨绝人寰的虐待与死亡威胁，这是百年来世界女性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为谴责战争罪恶、祈求世界和平，告慰为讨要清白、要求加害者道歉赔偿而英勇斗争却未能如愿以偿的受害者群体，特设立中国、韩国‘慰安妇’和平少女像。”

　　今天，距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有76年，但是，为“慰安妇”伸张正义的“战争”，还在继续。

“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女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

　　1993年，盛夏的上海，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变成稠状，一位年轻学者骑着自行车，从上海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骑到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江湾……四处寻找已湮没半个世纪的日军“慰安妇”秘密。这样的实地调查持续了4年，一段隐秘幽深而恐怖残酷的历史，逐渐清晰。

　　这位学者就是苏智良，1998年发表论文《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1999年出版专著《慰安妇研究》，轰动业界，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他本可急流勇退，但近30年过去了，昔日年轻学者如今已白发苍苍，仍然执着于“慰安妇”研究。

　　“研究‘慰安妇’历史是痛苦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女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苏智良形容，“慰安妇”就是“地狱里的囚徒”。

　　2000年，苏智良带南京的一位杨大娘去大阪讲演。在前台的一块白布后，老人缓缓讲道：“我八岁在南京遭日本兵轮奸，遭受非人的虐待，从那时到现在，我每天都要用尿布。”

　　“听到这里，我眼泪顿泻，无法抑制。”苏智良说。

　　近30年的漫长时间里，这样心理煎熬，屡屡出现。从上海到云南，从东北到海南，还远赴海外，苏智良四处寻找线索，采集证人证言，有时听着听着，与证人抱头痛哭。

　　在苏智良的著作《日军“慰安妇”研究》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又一个苦难的灵魂，都是他当面访问过的幸存者。翻开这本书，证言字字血泪，让人义愤填膺又不寒而栗：

　　“日军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是当作性欲发泄的工具，百般糟蹋我们。粗暴的连续奸淫，造成我的阴部严重损伤，子宫发炎，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卧床不起。我的一位同伴，也是少女，名叫陈有红。几个日军轮奸她，她宁死不从，便遭毒打和强暴，结果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奄奄一息，两天后因伤势过重而悲惨离开了人间……”——海南陵水县黄有良的自述。她15岁被日军强奸，16岁被逼成为“慰安妇”。

　　“刚被抓去时我已怀孕，日本军官根本就不管你肚子里有小囡。生孩子后仅两个月，又经常被日本兵拉去。当时，我奶水很足，森格和黑联每次都要吸干我的奶水，然后再强奸……”——上海崇明受害者朱巧妹的自述。1938年，她与她的婆婆、婆婆的妹妹同时被逼成为“慰安妇”。

　　“一个鬼子走了，又进来一个鬼子，一晚上我被弄得没气了，跟死了一样。在鬼子据点里，没一天好活的，每天哭得枕头湿透了，翻过来再枕。很快我被折磨得胯不能动，下身全烂了……”——山西盂县侯巧良的自述。沦为“慰安妇”时，她还不到14岁，后来她患上了精神病，一患病就说“日本鬼子来了，快逃”，说完就往山上跑。

　　……

　　更多的，已经逝去，“慰安妇”有的被虐待致死，有的不堪屈辱自杀，一旦怀孕，结果也是死亡。《日军“慰安妇”研究》一书中写道：“海南保亭县的黎族少女李亚茜，被日军抓入南林据点充当‘慰安妇’，这个据点的日军仅一个小队且没有任何避孕措施，李亚茜不久就怀孕了，日军将这位无辜少女绑至庆训村的坡地上，残忍地将其剖腹，致使母子双亡。”

　　虽然痛苦，但研究仍在持续，苏智良说，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慰安妇’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大的耻辱，我有责任将日军之暴行予以彻底的揭露，为已死的和曾经受辱的女同胞们申冤昭雪，有责任与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努力，对战争、对军国主义这个恶魔给人类带来的历史孽债进行全面而有力的清算！”

“慰安妇”制度的实质是战时日本的国家犯罪

　　“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是谁？日酋冈村宁次。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时在上海日军达到3万人。日军发生多起强奸战地妇女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日军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影响军纪及战斗力，同时也为了搪塞外界舆论对日军兽行的指责，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首肯下，决定设立一些专供日军使用的军妓所。

　　具体操办者是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后者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递交报告，冈村宁次批准，立即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虹口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冈村宁次在沪的4个月间，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

　　1949年2月，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了：“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1932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征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

　　苏智良评价说：冈村宁次组织的“慰安妇”团，是由日军上层和日本地方政府共同策划完成的，这一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法西斯战争机器侮辱和践踏人性的一种“创举”，当然，这对后来日军大规模推广“慰安妇”的行为而言，还只是一个开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本国妓女因人数有限，满足不了需求，日本遂大量掳掠朝鲜和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并在日军中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将“慰安妇”的征集扩大到了东南亚。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本国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一些东南亚等地方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华人、欧亚混血儿，还有俄罗斯、荷兰等国的少量妇女。

　　苏智良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军队集体的犯罪，是战时日本的国家犯罪，受害女性完全被剥夺了精神上、肉体上的自由，整日遭受性暴力和虐待，充当了军队的性奴隶，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凌辱，也是对人权的极大侵害。

　　“为什么说‘慰安妇’制度实质是战时国家犯罪？参与强征妇女、建立慰安所的日本政府部门，涉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法务省、内务省、厚生省、警察系统、殖民地当局以及各都道府县地方政府等，他们为实施这一计划而不遗余力。”苏智良说。

　　日军强征“慰安妇”，并不是为了减少强奸，而是担心大量强奸带来的性病削弱战斗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西方列强纷纷出兵干涉，其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日军疯狂强奸当地妇女，结果军中性病大流行。根据日本学者千田夏光的研究，当时患性病的日本官兵人数远高于战死的人数，有10%到20%的日军患有性病，总数相当于1个师团，约12000人。日军高层开始考虑建立由军队控制的性服务制度——换言之，日军由个体的强奸行为变为国家的强奸行为。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开始疯狂地强奸，淋病、梅毒等多种性病迅速在日军中蔓延，其战斗力受到削弱。同时，日军的兽行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这样，性的问题几乎成了能否继续侵略战争的首要问题。有鉴于此，日本高层考虑，需迅速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他最担心的不是屠杀和强奸，而是军队秩序和性病蔓延，为了解决日军官兵的性问题，预防因性病而丧失战斗力，松井石根遂决定模仿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事变中征召“慰安妇”的计划。

　　战后，松井石根作为战犯被处以绞刑，但冈村宁次却逃过了法律制裁。

　　苏智良分析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根源，是日本政府从明治时代开始的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政策，而且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导致了日本以战争、侵略为荣的观念和日本军队的残暴，这就是日本军队之所以能实施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性奴隶制度的国家背景。

　　日军实施性奴隶制度与日本近代社会严重的男尊女卑的畸形道德观也有关联，当年日本普遍存在着女性蔑视以及将性的发泄作为社会对个人的调节器的心理，导致将女性“物化”的观念。1942年，东条英机曾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的采访，记者问及日军在占领区强制当地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东条英机如此回答：“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乏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是的，在日军眼中，“慰安妇”不是人，而是一种战略物资。

　　苏智良说：如果要给“慰安妇”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日军性奴隶。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和日军的责任，这也是“慰安妇”问题的本质特征。

　　目前，关于战时日本强征各国“慰安妇”的犯罪问题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过去对此几乎没有涉及，连世界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在指出日本在“二战”时的罪行时，也仅认为“至于日本，它的战争罪行在于对战俘的不人道的待遇”。苏智良说，规模巨大、罪行滔天的日本政府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比这要严重得多。而深入剖析日本“慰安妇”制度的罪行，也必将丰富国际间关于战争罪恶、人权侵害的原则与范例。

到底有多少“慰安妇”？

　　在二战的日本军队中，到底有多少“慰安妇”？

　　目前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数字。由于日军有关“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大多在战败时销毁，余下的档案也没有系统公布，而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也多已过世，剩下来的人又大多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所以缺乏推算“慰安妇”总数的依据。至今为止，关于日军“慰安妇”，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最先揭露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学者千田夏光，推算“慰安妇”总数可达10万人。他的依据是：1941年日本关东军实行特别演习，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该次演习《作战动员计划书》，“动员为70万兵员慰安，使用2万‘慰安妇’从军。”据制订该计划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三科的精确推算，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37.5∶1，当时各地日军总人数为320万人，“慰安妇”约为85000人，再加上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日军还私征当地女子为“慰安妇”，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10万人。

　　韩国旅日学者金一勉分析，当年日军以一名“慰安妇”一天只能满足29名男性为限度，所以，认为29名官兵对一名“慰安妇”为妥，于是，产生了“二九一”这个隐语。照此推算，如果100万日军需要34500名女性，300万日军就是103500名“慰安妇”了。日本学者秦郁彦根据日军300万的总人数，及在日军中流行的1∶29的说法，再加上“慰安妇”因生病、死亡等的人员更替比例等因素，推算出“慰安妇”的总人数为15万人左右。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认为，秦郁彦对新老“慰安妇”的更替比例估计过小，更替比例应该为1∶1.5至1∶2，他估算“慰安妇”总人数的最高值应为20万人左右，计算过程为：3000000÷29×2.0=206897人。

　　苏智良则认为，“慰安妇”人数远不止10多万或20万人，他分析说，日军配备“慰安妇”制度的完备性远远超过人们的估计。从主力大部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在前线的碉堡内，都设立了慰安所。此外，过去对“慰安妇”的研究，都忽略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实际上，中国是日军驻扎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地区，慰安所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主要是中国“慰安妇”，而这些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往往任何官方记录也没有留下来。

　　实际上，中国被害者数量庞大。日军每到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如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妇女2000人以上，无锡则有3000多名妇女被带走，在杭州一地被掳掠的妇女竟达两万人，南京一城的慰安所70个，海南岛上的慰安所有92个，上海的慰安所有172个，浙江的慰安所有182个，山东的慰安所达208个，湖北的慰安所更高达295个，仅这六地，“慰安妇”都达到上万或数万人。

　　从慰安妇的死亡率来看，“由于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还要每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不是遭到日本兵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和贫困，还有的因不堪虐待而自杀。‘慰安妇’的死亡率相当高。”苏智良说。

　　《日军“慰安妇”研究》一书中列举了大量“慰安妇”高死亡率：1941年夏天，海南博鳌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女性不愿接待日军，被日军拉到塔洋桥边，全部杀死；1944年5月，日军在湖南株洲抓获10多名妇女，设立慰安所，后来其中有8名丧生；海南石碌慰安所300多名“慰安妇”，经过4年摧残共有200多人死亡，至日本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余人；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仅剩下黄惠蓉等4人……

　　“但是，‘慰安妇’在这种高死亡率下人数并没有减少，因为日军会不断掳掠各地及各国的女子补充，”苏智良说，他认为，“慰安妇”的更替率应为1∶3.5至1∶4.0之间。因此，苏智良综合研究各方面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慰安妇”总人数大约有36万人至41万人，计算过程为：3000000÷29×3.5=362068人，3000000÷29×4.0=413793人。

　　根据苏智良的研究，中国“慰安妇”有四种形式：一种是日军正式征用的“慰安妇”，或随军行动，或是在日军驻地，由日军管理，军队转移时，慰安所不移动；二，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掳掠大批当地妇女，经过日军的短期蹂躏，最后杀或放；第三种，日军征用的短期“慰安妇”，如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在汉奸的配合下，一度实行“慰安妇”短期轮换制，每批强征20人至30人，送到慰安所“工作”3星期左右，然后放回，再征用第2批去。一年之中就轮换了350名至520名天津妇女；四，日军警备队在中国各地讨伐扫荡时，强制中国妇女随行，将她们带到日军据点或基地长期奸污。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短则数周，长则达7年之久。日军先后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慰安所成千上万，这些慰安所存在的时间，有的长达14年，个别的仅几周；一个慰安所内的“慰安妇”，多的达300人至500人，少的仅1人。而一个慰安所内的“慰安妇”人数前后相加，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苏智良说。

“罪证确凿，你赖不掉！”

　　1940年1月5日，日军攻克绥远重镇五原，不久就从山西运来54名中国“慰安妇”。慰安所设在一个空粮仓内，由于太匆忙，来不及做隔板，只好是大通铺，从而形成了集体奸淫的环境。为了避免她们怀孕，日军先令汉奸叫阉猪的王二楞给她们全部做了绝育手术。这些妇女结扎的伤口刚刚长好，便开始“慰安”日本士兵。最繁忙时，一人一天要接待87个日本兵，完事后女人们都坐不起来，大腿流血不止。一个15岁的少女，正遭受轮奸时，见到“皇协军”王福森，向他磕头求救。日本小队长见状，给了王福森两个耳光，随即当着他的面调来一个班的士兵，继续作恶，最后，用刺刀挑开已奄奄一息的少女的腹部……

　　这一批“慰安妇”，在日军败退撤出五原时，被推入一口井中，然后用炸药炸塌井口，掩盖罪证。

　　许多年后，有几个老鬼子兵跑到中国，找到这口井，焚香谢罪。

　　滔天大罪，能逃过吗？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用说赔偿。

　　苏智良曾就“慰安妇”主题多次到日本演讲，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大肆阻挠。1998年，日本大阪，一伙右翼分子开着30辆汽车，围住了会场，嚎叫着“中国没有‘慰安妇’”“日本军人没有征集中国妇女”的口号，向苏智良示威。面对右翼分子的猖狂挑衅，苏智良怒不可遏，操起麦克风，用日语对他们怒斥：

　　“你们想否认中国有‘慰安妇’，否认那段历史，这是白日做梦。请你们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作为用多年心血进行实际调查的中国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向你们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他们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为悲惨最为暴虐的事件。这段历史真相，不但我能证明，就是现在台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证明，你们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能证明……”

　　好在，邪不压正，苏智良有大量同道中人，他的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包括日本人。他多次到日本，或演讲，或带着“慰安妇”幸存者作证，许多日本人当着苏智良的面，对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深深愧疚。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帮着维持秩序，还为他提供了许多资料。

　　2016年起，中、韩等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材料，申请将“慰安妇的声音”项目纳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一年的10月22日，中韩“慰安妇”和平少女像在上海师范大学揭幕。同一天，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也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博物馆收藏了数十年来研究者调查所得日军慰安所遗址中的各类遗物，研究者捐献的相关文物，如战时日军使用的安全套、星秘膏；受害幸存者赴日起诉时使用的护照；受害幸存者到海外出席听证会的证件与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起诉书等。

　　道歉！赔偿！这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悲愤控诉，然而，没有回音。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目前中国大陆在世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仅剩下14位，她们也已经风烛残年。等她们一一逝去，这段历史就不存在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苏智良不是孤军作战，他主导的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多次赴全国各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聆听受害者口述、查阅县志后建立研究档案。研究中心还协助设立并使用“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基金，持续加大对受害者的生活、医疗和丧葬援助，并推动各项学术研究。

　　“我们需要铭记，当正义无法伸张时，人类文明将永远无法进步。”苏智良说，他正在让自己的学生一个省一个省地建立档案，“罪证确凿，你赖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