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团中央宣传部在团中央官方微信中推出青年网络公开课——“青课”，首讲由前《文汇报》长期驻法国记者、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若麟与青年探讨“精神殖民”话题。

郑若麟先生在法国度过了二十多年，对西方文明有着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的深入了解。他一方面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另一方面则向法国民众讲解中国，为此还在法国直接用法语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

近年郑先生回到国内定居，猛然发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精神领域，我们却处于某种“不设防”状态，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正在悄悄地掩土重来。他观察、研究，最终形成了一声疾呼：面对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郑若麟先生向我们表示，我们不应因为面临西方的精神殖民而关闭国门。相反，我们要进一步开放。一种文明只有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我们一定要有自我意识，要知己知彼，要学会做自己文明和精神的主人。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文汇报》，观察者网特刊载全文，以飨读者。】

175年前，我们的国家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大英帝国用一场鸦片战争强行撬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反对外国征服的斗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还驻扎着11支外国军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对自己国情的判断，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我们的国家已经真正挣脱了殖民主义者的锁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九个核国家之一，再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金融领域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着我们金融主权的大国。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领域：精神领域。

我先要推荐两本书：《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和《谁在导演世界》。作者是边芹。我下面要谈的问题，在这两本书中都有着非常精辟和深入的分析、解读。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阅。在精神殖民领域，我还没有读到比这两本书更好的作品。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否也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状态？我今天想大喝一声的是：国人啊，你们要警惕，对我们的精神征服还在继续。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有一次我进入一家你们一定知道的大型商场。我惊讶地发现，一眼望去，我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商店。我们想买房子，到市场上一打听，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什么的……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某某某嫁给了外国人。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时，我们经常会脱口而出：要是在国外的话……言下之意，外国真是天堂啊！

我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辞。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回答：“是事实也最好不要说了。你说来说去，把西方说得那么坏，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同胞中间还是相当普遍的。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所存在的很多令人遗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的消息。

这就是我今天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出现了偏差。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人民币当时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兑换一元二角人民币。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当时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为56元，也就是47法郎！当时因为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就起了一个念头，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当时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于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时真是昏了头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被征服的历史，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被征服不是他人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对自己说，落后就要挨打。好象先进就必然地拥有了征服和奴役他人的权利似的……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有一个传统来自于《圣经》：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说，他们言行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想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真实方法。相反，他们告诉了我们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我们当时是那么着急地想复兴我们的国家，于是忘记了我们祖先“听其言、观其行”的教诲，囫囵吞枣地将西方告诉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全盘照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很多“专家”，实际上是背诵西方文献水平最高的人。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诉我们的书本上、理念上的、传说中的西方，当成了西方的现实。他们背诵西方文献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对背诵本身是如此地热忱，甚至于当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理论不符时，他们也不认为是西方理论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结果他们受到西方的热烈追捧，因为他们在为西方代言，在为西方洗我们的脑子，在为西方征服我们而充当先锋。

于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在脑海里构筑起上面提到的那种“西方就是我们的希望”的蓝图。这就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前兆。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自认征服者是我们的精神主人，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学领域。曾记否？一个“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一个描述“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的国度、一个认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只有“鲁莽、无助和荒谬”的作家，因为被授予了一个外国的文学奖，也就风靡一时……然而大家知不知道，外国读者读了这位作家所描写的中国“猪圈般的生活”，只会对我们更为蔑视：你们居然崇拜把你们描述成“猪”的人，只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个只值几个美元的奖……

在太多的领域都是如此。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这种自觉将自己和西方划归在一起的言论无非是为了凸显西方和自身的优越性。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在生活中尽可能不用中文、远离中文。我曾经想购买一只中国产的陀飞轮手表。大家知道，陀飞轮手表是目前世界上做工最为精细的手表，只有中国和瑞士能够制造。但中国的陀飞轮手表，一个是海鸥牌，另一个呢？大家知道叫什么牌子？我留一个谜给大家。总之，一谈到中国手表，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依波、君斯达、宝时捷、雷诺……又比如在生活中的一切都以外国为最高、最优、最佳、最先进……动不动就是“这是进口的”，尽管我们的华为早已跻身世界名牌的行列，尽管我们的高铁已经是世界第一……然而这些并不能激起国人的自豪感，依旧会不自信地问自己：国产的东西有那么好吗？

啊，这是日本的马桶盖……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个特征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

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参观、访问过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去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一切优先于中国国民的权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因为在法国直接用法语撰写、出版了一本书：《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法国媒体还做了报道。于是国内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与我商谈，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作者，条件非常优厚：我继续我的外语写作，出版社给予我一定的津贴。等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后再购买我的版权在中国出版。一切谈得非常好。等到要签约时突然问我，郑若麟先生您是什么国籍？我说，当然是中国国籍。对方立即回答：啊呀对不起，我们这个合同只对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国国籍，对不起，我们不能签这个约。这样的事我还多次遇到，大抵也是因为我的“中国国籍”而遭到了“排斥”。

这种自觉自愿地接受外国人对我们的权力，世之罕见。我们是一个乒乓球大国。但在制定乒乓球比赛规则上，却显然没有相应的分量。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贸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位，有几年甚至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面，我们也没有多大发言权。我们总是满足于他人制定规则，然后我们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努力适应、挣扎，去夺取金牌。不像美国，一旦在现行规则下无法再夺得金牌时，那就改变规则。改变规则去夺金牌，是一个霸权国家的逻辑。而我们则是在他人制定的规则下，接受他人对我们的权力，改变我们自己去夺金牌。两者之间的优劣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我们打“太极拳”的本领确实超群，以至在他人制定的规则禁锢之下，也照样能拿金牌。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让他人来制定规则我们来适应。夺取金牌数量永远不及制定金牌规则来得重要。

在生活中我们大约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谈话：某某某的女儿嫁给了老外！羡慕之情往往溢于言表。本来，跨国、跨种族的爱情故事应该是感人至深的。也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的，如果真有爱情的话。然而问题在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涉外婚姻投来的那种羡慕之极的目光，却是极其不正常的。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排名，部分国人外嫁选择优先的是“白人”，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黑人”，然后是阿拉伯人等等，将我们自己的种族黄种人则排在了最后。在任何一个社会，跨国婚姻都存在，但在大国中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却是很少见。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个特征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本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都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本来这是无可非厚的。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仅仅一步之遥而已。今天的我们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师夷长技了。

改变我们的一切甚至包括放弃我们已有数千年传统的一些绝技，是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比如中医。当以经验积累为特征的中医遇到西医“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我们宁肯放弃对数千年经验积累的信任，改变我们的以治本、预防为主的理念，进而承认中医不“科学”。这又是一种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现象。事实上科学未能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信奉一神教的西方就绝不会以科学的名义来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俗化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科学使然。因为宗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主要国家的文明特征。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又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中医，我们的文化传承呢？

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法国国民议会是如何在1973年1月3日、在“与国际接轨”的精神指导下，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从而走向今天深陷公共债务经济的深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下。与国际接轨，要看接的是什么样的轨。而事实上错误的轨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给我们预设的。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一种典型的“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举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与其历史传承做一个绝对的、全面的、彻底的切割的。全盘西化就是一种接受外来精神殖民，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文明彻底摧毁的极其荒谬的主张。与自觉接受“殖民三百年”来改造自己的主张如出一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自觉地接受外来精神殖民的国民，却似乎并不在少数……

因此，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一步？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以一神教为基础。大凡一神教文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将世人分为两类：信教的上帝的子民，和不信教的异教徒。上帝的子民先天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将“迷途的羔羊”带回上帝的怀抱。也就是说，一神教文明的特质，是一种征服文明。

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一旦条件成熟，便开始向海外殖民。派出的第一批先驱，正是有着传教任务的传教士。很快，随着大英帝国率先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在军事技术上白种人突然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压倒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殖民征服便大规模地拉开了帷幕。大英帝国征服美洲，进军印度，蚕食非洲，最后来到东方古国中国，开始了征服中国的漫长且充满了火与血的历程。然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中国避免了印度那样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全部外国军队赶出了中国（苏军1955年撤出旅大），从此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伟大国家。

但是征服文明是不会放弃其征服使命的。就像一头肉食动物永远是要猎取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无法改变征服文明的本性。当然，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说老虎是一种肉食动物，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与老虎和平相处。只是我们作为一种长久以来已无扩张野心的草食动物（用大熊猫来形象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们必须警惕和防止被老虎吃掉。今天，西方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在政治上驯服中国、在经贸上操纵中国、在金融上控制中国……都已不再可能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领域西方并没有放弃，那就是在精神上殖民中国。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至于书籍，那是对社会上层的精神洗脑工具。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涉及大众的精神殖民问题。所以暂且将书籍放在一边。

大家不知道是否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是通过我们自身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和感触，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上的新闻。新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新闻是向世人解释（甚至虚构）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可以说，我们每天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大致就是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的“电视世界”、“互联网世界”或“纸媒世界”；媒体告诉我们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虚拟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早已超过我们自己切身体验的真实世界。

本来，我们中国人生活是否幸福，应该是我们才最有发言权。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外国媒体恰恰就是通过新闻报道来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民主”的西方世界则是人间天堂。大家知道，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90%以上都是负面的。久而久之，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现实”。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西方的媒体都是以批评为主的。所以西方负面报道中国也是“正常的”。每次听到这种判断我都会反问：你做过调查吗？事实上我做过多次统计。法国媒体在报道其本国新闻时，绝对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比例大约是70%左右。但问题是，法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几乎90%以上是负面的。一正一负，其洗脑效益是非常高的。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据说是基辛格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所以，媒体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洗脑工具。大家知道为什么在西方只强调新闻自由，而从来不提民众的“知情权”吗？因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就意味着不需要对事实负责。如果没有事实来制约新闻，如果不是绝对严格地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的话，那么造谣也将是自由的。因此绝对的新闻自由就使大众传媒成为一种洗脑的工具。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谨记：只有自然发生的事件，没有自然形成的新闻，对某一事件“是否报道”、“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洗脑方式。之所以西方只对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的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毁中国民众的自信心。

当今世界的国际新闻现存“秩序”是：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发生在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新闻，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则只有当美国（西方）关注的时候，才会成为新闻。正因为这一新闻秩序，使得美国（西方）主导着全球的新闻报道，使得美国（西方）对世界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当这一认知成为现实时，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我们在精神上正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或被精神殖民的边缘。

应该承认，西方的这一手是很奏效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一直在跟踪观察中国媒体风向和趋势。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西方媒体存在着一种“舆论风向标”，即某报刊的报道方向属于“政治正确”范畴，因而其他媒体一般都会以此为报道界线。在美国就是《纽约时报》，在法国就是《世界报》。但在中国呢？经过长期追踪，我发现原来是FT中文网！即英国《金融时报》的惟一非英语网站。我自己的调查发现，中国大大小小媒体报人，很多人在报道新闻时先读一读FT中文网，甚至包括涉及中国国内事务也如此。然而再根据FT中文网的调调来报道新闻。今天，虽然在普通民众中，FT中文网并不是很出名，但在业内却是影响颇大，是典型的“舆论风向标”。在FT中文网上撰文的中国作者，比在国内媒体上的作者在业内名气要大得多。

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的第二个法宝，就是利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

众所周知，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洗脑工具。我回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西方的广告已经渗入到我们每时每刻每个场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西方的广告、特别是在中国所做的广告，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西方是天堂，只要购买了西方的某个产品，你就将一步进入天堂。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中蓄意地抵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的话，那么西方的广告则是用来告诉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间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国。

过去，广告仅用于商品的销售。而今天，政治广告已经成为一大创举。在选举民主中，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最高限额主要就是使竞选者能够通过无限制的广告来洗选民的脑子。由此可窥广告作用之大。

我们被广告、特别是西方广告渗透的时候，我们从崇拜西方的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的社会、从崇拜西方的社会走向崇拜西方的国家、从崇拜西方的白种人走向盲目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体制。事实上，我在法国二十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一则正面褒扬中国的广告。一正一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想不被精神殖民也难。所以这是对中国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对西方的崇拜。

从精神上来殖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第三大法宝，是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少美国好莱坞对世界历史的诠释？从《巴顿将军》到《独立日》、从《第一滴血》到《美国往事》，美国就是救世英雄，美国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国体制就是尽善尽美。虽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但与美国电影主流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戛纳电影节更为高明。他们通过“选片”方式，鼓励中国人自己拍摄“丑陋的中国人”电影。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细节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戛纳电影节的入选片都是由各国自选自送，也就是说，影迷们在戛纳看到的电影，真的是各国选送的本国最佳电影。这时的戛纳电影节还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电影盛会。但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不再由各国选送电影，而是由电影节自己组成了一个选片班子来选片。于是，地下电影、反叛电影、反政权电影等所谓的“独立电影”就开始成为东方国家能够进入戛纳的惟一的“窄门”。从这时起，戛纳电影节便成为西方最为有效的洗脑工具。入选戛纳电影节就成为“负面化”东方国家和“美化”西方国家的代名词。电影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再定位各国电影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仔细看一看近年来戛纳电影节入选的中国电影，就可以一目了然。

正因为电影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洗脑功能，美国、法国等所谓的电影大国都将电影作为世贸谈判的重点，甚至不惜为此在盟国之间大打间谍战：如法美之间。

电影洗脑的主要方法除了情节以外，就是细节与画面：我们忘记了情节，却记住了形象。在西方和中国入选西方各大电影节的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形象大部分都是一脸猥琐和邪恶的。通过定格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是丑陋的，最终达到使观影者厌恶中国人……这就是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一大发明。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自1840年以来，我们不幸的祖国一直在试图摆脱被外部强权殖民的危险；为此，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句凝聚了多少血和泪的话，直到今天，依然有效；我们面临的危险还远远没有真正完结。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向我们扑过来的强敌，一直在窥视着攻击我们的突破口：台湾、西藏、新疆、香港……肢解、分裂、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从未停止过。但我们用血肉筑成的伟大长城也始终在抵抗着优势于我们的外来强敌。1949年10月1日，我们终于赢得了共和国的独立，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终于强大了起来。“试看天下谁能敌”！

但是，今天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对外开放的同时，西方对我们的精神征服也加快了步伐。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针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殖民，是来势汹汹的。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用精神构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了。

要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反殖民决战，我们的关键在于觉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不是我们的臆想，而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是全方位的、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但我是乐观的，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我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有着比我们更为开放的心态，比我们更为坚定的自信。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年轻一代一旦认识到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的现实时，我们有着一切手段和条件，来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决战。

在这里，我想为我们即将打赢的这场精神决战提供几点我的个人思考：

首先，要打赢这场精神决战，我们要重温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因为今天的世界，是西方全面控制着话语权，是西方在向我们发动精神上的殖民攻势。因此我们要循着马克思的榜样，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抵御对我们的种种洗脑。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仰视西方，我们再也不能对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囵吞枣，我们再也不能天真地以为西方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的终极真理……我们要更多地想一想，再想一想……

当然，怀疑一切，并非质疑一切，更非将来自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们不能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一同倒掉。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要想让我们变成西方，那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是永远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我们不到两百年的挫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已。多难兴邦，这场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宛如一场大浪淘沙，它冲走的是精神上的弱者和失败者；它将重塑的是我们的灵魂。我坚信我们终将要打赢这场反精神殖民的战争，并重新构筑我们的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我们最终要把我们的话语权重新夺回来。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