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黄炎培一起交谈（中国好人网左浩仁配图）

摘要：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就政权兴亡历史周期律进行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被后人称作“窑洞对”。在对话中，黄炎培询问毛泽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能做到跳出历史周期律，故此对话又可称作“黄炎培之问”。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就是依靠民主监督，依靠人人负责。为了替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永保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永保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从八个方面梳理了毛泽东所作的艰辛开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艰苦斗争，走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新路探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关键词：黄炎培之问 民主监督 从严治党 运动反腐 加强法治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考察。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一行。

　　一、深刻的“窑洞对”，深情的“黄炎培之问”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由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听了这一番耿耿诤言，满有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起的著名“窑洞对”。它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对我国著名民主人士的明确回答，是执政为民的坚强誓言，也是对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

　　“窑洞对”已经过去75年了，为什么今天还值得悉心研究呢？因为“窑洞对”出的问卷我们还在做，并且要长期做下去，今天的形势比当年更复杂，风险更高，需要共产党人高度警醒，一刻也不能麻痹松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正带领全党接受“四大考验”，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意志反腐倡廉，努力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经常回顾毛泽东走过的道路，缅怀他的光辉业绩，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成功走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新路，是有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窑洞对”，需要对黄炎培作一点介绍。黄炎培（1878——1965），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任之，别号抱一。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中过秀才、举人。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与张謇等人创立过江苏学务总会。办过小学、中学和大学，1912年任江苏教育司司长。两次拒绝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与沈钧儒等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后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和主席，主张团结统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黄炎培长毛泽东15岁，毛泽东对他以兄长相称。黄炎培与毛泽东一样喜欢研究中国历史，谙习古今天人之变，了解王朝兴替得失，关心祖国前途命运。黄炎培是希望中共能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他看到了某种曙光，也抱有莫大期望。关于他的期望也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提问，因而也可以称之为“黄炎培之问”。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提问回答很干脆，很沉稳，很有信心，很有底气。他俩之间的问与答，合称“窑洞对”。

　　毛泽东为什么能如此肯定地回答黄炎培呢？无疑是出于毛泽东的人民情怀，对人民群众的信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工农红军以来就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永远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而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奋斗。黄炎培提问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做的；提问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这样做下去，志在探索走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新路，毛泽东将此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二、伟大的人民情怀，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根据这个原理，后来提炼出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毛泽东一生信服这个原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过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述。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毛泽东时刻记在心上。他年少即胸怀大志，要为人民建功立业。他16岁时，父亲要他做生意，毛泽东却志在走出韶山冲，到新式学校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继续求学。父亲先是反对，经过毛泽东本人力争加上亲友和老师们的共同劝说，父亲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在离家赴外地求学前夕，毛泽东赋诗言志，挥笔写下了《七绝·改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后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组织了“新民学会”，其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并发表宣言式文章：“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說谁說？我们不干谁干？”他号召民众大联合，在文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表明毛泽东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对群众力量认识很早、理解很深的领导人。青年毛泽东经过研究、实践、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终生不渝。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对人民大众的力量与作用陆续有过多次论述。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3]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 因此，他认定：“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5]

　　毛泽东经常讲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人民军队必须爱人民。1940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通俗而又深刻的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他说：“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能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6]

　　毛泽东还說：“‘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說，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7]毛泽东把人民群众视为上帝。他在七大闭幕词中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8]

　　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文件中看到毛泽东历次预见的准确性，毛泽东始终坚持胜利的信念。好像历史的发展变化几乎是他指挥的。尽管敌人气势汹汹，但是毛泽东毫不动摇，坚信最后胜利一定要到来。结果，最后胜利比党中央预见的来得更快。[9] 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念一直支持着毛泽东，毛泽东正是依靠对人民的信念引导全党不断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力争走出历史周期律。

　　三、根本的党性要求，持续的思想建设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将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定格了党的性质，定格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定格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但是，仅有党章的规定远远不够，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具体的、经常的思想理论建设，从而让每个干部和党员真正明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共产党的血脉在人民。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把思想理论建设与党建、军队建设结合起来。首先是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起义部队减员很大，所剩不足1000人，组织不健全，思想很混乱。为了保住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力量，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资遣不愿留队的人员，留下的官兵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提出“党建在连上”的重大主张，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经济公平，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日常管理。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开展群众工作，并监督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第四，制定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时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稍后接着提出了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为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了1929年年底，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该会于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故称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党员能对党的工作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批评；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重申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使群众路线成为建军指导思想，从而使红四军不同于一切旧式军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193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0]

　　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的生活进入特别困难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依然坚持党的宗旨，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1]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指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他說：“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12]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13]出发点是始，归宿是终，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是一时一事，也不是一处一地，而是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的始终。

　　1944年9月，毛泽东在因公殉职的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4] 这里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

　　毛泽东多次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他說：“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5]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17] 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根本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旗帜。

　　就在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前一年的1944年，正好是李自成胜利攻进北京城，推翻明王朝政权同时败退北京城300周年纪念。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写成重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全文1.9万字。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该文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又陷入失败的过程与原因；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阐明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队伍，在胜利的情况下务必防止骄傲。

　　《甲申三百年祭》传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文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忽视潜在的危险等等教训，对即将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敲了警钟，必须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文章，并要求各解放区印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的考虑：“我党历史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8] 

　　对于农民身份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提高党员素质和免疫力，以史为鉴，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42天，正如黄炎培指出的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中国共产党已有局部执政经验，但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过好执政关呢？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即将完全胜利之际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早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经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廉洁政府写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41年，他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条款。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他在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19]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召开于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预见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报告中警告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主要危险，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20]“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会议保证了历史的顺利转折，意义卓著而深远。

　　七届二中全会后的3月23日，中央领导人乘吉普车进京。出发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段对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说罢，充满信心地上了车。这段精彩的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作为警钟一直流传下来。[22]

　　四、起步即从严治党，战争期间坚持依法行政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要时时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必须从严治党，依法行政。否则，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取得了胜利也跳不出历史周期律。对此，毛泽东格外清醒，抓得很紧，寸步不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坚决地惩治腐败。

　　井冈山治贪。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及时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严格执行。1928年5月，红四军28团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老百姓的猪牵走了。查实后红四军军委立即开会，作出予以枪决的决定。尔后，在宁冈县查出了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贪污公款40块银洋案，查出了宁冈县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染指关押的土豪女眷案。工农兵政府公布了他们的丑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依法予以惩处。

　　中央苏区惩贪。从1932年初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廉政运动，影响大的有处决谢步升案、唐达仁案、左祥云案。谢步升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生活腐化，欺男霸女，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牟取私利。毛泽东得知案情后，严厉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23]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之后，红军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唐达仁，时任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财物和谷子、瞒报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处以极刑，同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

　　左祥云，时任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分管“全苏大会工程处”。左祥云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被执行枪决。

　　除此之外，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还严惩了于都县委县政府贪腐窝案，将其中贪腐数额最大的4人依法处决，其余依法严办。[24] 每次对贪污腐败案的处决，都在苏区引起震动，教育了广大官兵和群众，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形象。

　　1937年在延安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黄克功案件”，毛泽东毫不犹豫，按照从严治党的原则，坚定地支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处理了黄克功。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黄克功，江西人，少年时就加入了工农红军，参加过井冈山几次反“围剿”斗争，经历过万里长征，骁勇善战，多有战功，到红一、二、四方面军陕北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黄克功被任命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时年26岁。黄克功年轻精干，战功卓著，身居高位，成为延安女青年敬慕的对象。这些女青年因追求革命从内地城市来到延安，刘茜便是其中的一员。刘茜当时在抗大学习，正好在黄克功领导之下。二人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建立了恋爱关系，随后又公开了恋爱关系。然而事过不久，因性格、气质差异等原因，两人的关系发生裂痕。1937年10月的一天傍晚，黄克功独自约刘茜到延河边谈话，想说服刘茜，阻止破裂，并有逼婚意图。因意见不合便发生了争吵，黄克功一时感情冲动，竟失去理智向刘茜开了枪，导致刘茜中弹身亡。第二天一早，官兵发现了案情，报告到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找黄克功谈话，黄克功如实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处理。罗瑞卿向党中央报告整个事件的经过后，延安高等法院逮捕了黄克功。

　　“黄克功案件”在延安引起震动，成了爆炸性新闻，国民党方面也借此大肆炒作红军干部的“桃色新闻”。人们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黄克功，看法不一。大多数人认为黄克功作为一个红军干部，自恃有功，目无法纪，犯了故意杀人罪，杀人者偿命，这是铁律。但一些年纪较轻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主力中的骨干，难得的将才，现在面临更艰巨的民族战争，正需要这样有作战经验的人搏击沙场，冲锋陷阵，主张给黄克功以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本人自知罪责深重，难逃处罚，仍存有幻想，上书毛泽东，希望能对他有例外的处理。

　　在公审会上，黄克功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再次表述了自己的心愿：“希望给我一挺机关枪，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经过公审大会法官们的充分审议，最后决定维持高等法院前几天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请示，宣判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对这个判决黄克功没有表示反抗，跟着刑警队向场外走去。正在这时，一位同志匆忙送来一封信，此信正是毛泽东主席答复雷经天院长和黄克功本人的回信，信中要求当着黄克功的面在公审大会上宣读。被召回会场的黄克功开始还以为有转机，显出感激的表情。当听完毛泽东的信后，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再次跟随刑警队退出会场。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枪声。

　　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劣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肯定了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不因他今天的错误而否定他过去的功劳，同时又指出不能因为他过去有功劳、身居高位而赦免他的罪行。对他被处极刑，只能是“为之惋惜”。这说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刚性很强。毛泽东要求我们的党员、我们的战士、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从严要求自己，不可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绝不能搞特权，不能践踏法纪，而且比普通平民要求更严。

　　五、为民执政运动反腐，严打“老虎”加强法制

　　1949年1月6日至8日，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新形势作了研判，提出了新的一年的工作任务。在会议上，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首先是“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其次，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找出路。我们已有了胜利的把握，国民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极大混乱与崩溃状态中。在这种时候，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最后，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毛主席在1949年初反复讲过多次，目的就是一个，防止胜利前夕再出现曲折，防止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2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政党。新的历史条件给党带来了新的考验。如何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传统，抵御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不因有了权利和领导地位而丧失革命意志，保持清正廉洁的品格，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面对的新考验。为了保证过好执政考验关，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中央直属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反党纪的行为。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党内监督的一种组织方式。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必须实行“增产节约”方针。11月他发觉了腐败现象，感到有必要开展一场反腐蚀斗争。12月1日他指出，“增产节约”方针，“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26]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全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展开，同时揭露出不少贪污和违法乱纪现象。如东北地区，沈阳市部分单位揭露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浪费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因管理不善，积压物资达上千亿元。[27]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指出，造成贪污、浪费的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28]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极为重视，11月20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批转东北局有关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要在“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29] 很清楚，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始。

　　（一）“三反”运动的开展

　　1951年12月 1日，毛泽东在修改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时在加写和改写的内容中明确指出：“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30]为了抓好“三反”运动，《决定》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分为党派团体、政府和军队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逐级检查。 12月7日，政务院决定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选，统一领导全国的“三反”运动。12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要求“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31]

　　毛泽东运筹帷幄，狠抓落实。1月19日，“三反”斗争开始“打老虎”，规定贪污额在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旧币）以上者为“小老虎”。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同时要求贪污者坦白交待，政府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二）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三反”运动中的大案，情节令人震惊，二人在“三反”运动中被处决。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案。刘青山，河北省安国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刘青山曾参加过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在严刑逼供面前没有屈服。张子善1934年被捕入狱，曾积极参加狱中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二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诞生作出过较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35岁。张子善任天津地区行署专员，37岁。他们自认为“老子从小革命，现在革命成功了，也应该享受享受了”，于是不顾党纪国法，不顾民众困苦，贪污腐化，勾结私商，挪用公款，倒卖钢材，牟取暴利，数额高达近200亿元（旧币）。个人挥霍和浪费的所谓“特费”达3.78亿元（旧币）。他们二人的蜕化史，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却被不拿枪的敌人打倒了。

　　毛泽东高度重视此案。11月30日，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蚀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32]

　　根据这一批示精神，河北省委、华北局一直到中央书记处，经过研讨，12月底最后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33]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也是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的一个实际行动。这是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若干年后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1952年3月，“三反”运动进入处理定案阶段。据统计，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全国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查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达6万亿元（旧币）。对其中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人，判处死刑42人，判处死缓9人。“三反”运动至此胜利结束。[34]“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证明黄炎培所讲的历史周期律的客观必然。“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滋长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绝大多数干部，为建国初期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1月至1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为推动开展“三反”运动，共发出书面指示、批示达50多件。在此后的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听取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汇报，作出书面指示达100多篇，其中1952年2月就达85篇。

　　（三）开展“五反”运动  

　　1951年末开展的“三反”运动引发了1952年初开展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是针对违法资本家对国家干部的腐蚀拉拢和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开展的。他们大多采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方式，对私人工商业采取扶植政策，促进了这些企业的恢复和发展。然而，一些不法资本家见利忘义，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以天津为例，不法资本家盗骗国家财产者1949年有3000家，总值1500亿元；1950年增加到4400家，总值3100亿元；1951年增加到6400家，总值5200亿元。偷工减料者，1949年有1000家，总值292亿元；1950年增加到2300家，总值850亿元；1951年增加到6000家，总值1470亿元（注：以上数额均为旧币）。三年中，私人工商业还累计倒卖黄金37万两，白银18万两，银元168万枚，美金3万元；逃汇、套汇美元210万元、英镑88万元、港币6035万元。[35]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需激增。不法资本家认为赚钱的机会已到，于是又大肆行贿，腐蚀拉拢国家干部，为非作歹。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就将170名干部拉下水，其中团、师、军级干部达25人。[36]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给中央的电报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骗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元。”[37] 随后中央相继收到华东局、北京市委的报告，反映同样的问题。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将“三反”运动与工商界反偷税漏税、反行贿等不法行为结合起来进行。

　　毛泽东重视北京市委的建议，当天代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了这份报告，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38]。 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至此，一场针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群众性“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据统计，京、津、沪等九大城市审查的45 万多户私营工商者，都有“五毒”行为。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用金钱、美女等手段腐蚀国家干部，涉及25个单位、65人。他用失效药品骗取志愿军的巨额药款。武汉福华药棉厂经理李寅廷用垃圾箱乃至死人衣服里的烂棉花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致使受伤后的战士用后致残致死。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等承制志愿军订购的食品以次充好，掺入大量臭蛋。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为志愿军生产17万把锹镐，因偷工减料发到前线竟不能使用。[39] 这些伤天害理的犯法行为，激怒了广大干部与职工，“五毒”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对于各类工商户正确定案，适当处理。经过定案，全国共涉及约99.97万户工商业者，定位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占工商户总数97%以上，有3%为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受到刑事处分者有1509人，占总户数的1.5‰。[40]

　　1952年6月，历时半年的“五反”运动结束。“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打退了他们用“五毒”手段向工人阶级及领导干部的进攻。“五反”运动推进了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铺垫。对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毛泽东当年作了评价：“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41]

　　（四）制定宪法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跳出历史周期律，力争长治久安，除了致力于全党思想建设、建立党纪法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群众运动以外，还必须从民主与法制建设入手，建立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管党治国方式。于是，他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深思熟虑，主持起草《宪法》文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经过努力，制定出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许多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这部宪法明确了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宪法》设立专章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从而保证人民行使权利参与国家管理。

　　六、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组织和民众监督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毛主席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可以说，这个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毛主席。”[42] 这个纲领突出了民主监督和廉政建设。“五一施政纲领”规定了几项政策：第一是“三三制”，第二是人权保障。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43]，这就是民主监督权力。“第三，廉政政策。纲领第8条：‘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边区的政治，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治。这里没有官僚制度，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各级领导人员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2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他们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同国统区的腐化政治形成了又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边区政权机关能够得到人民真诚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纲领的这项规定，既是边区政治的反映，又是对各级公务人员的进一步的严格要求。”[44]

　　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批评，能从群众的言论中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反思、调整政策。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布置公粮征集任务。那天碰上打雷下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突遭雷击身亡。有个农民借此說：为什么没有打死毛泽东？說此话的农民被保卫部门抓起来了。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一边叫放人，不要追究咒骂者，一边调查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征粮过多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立即与边区政府商量，把征粮数额减少20%，接着又扩大军队生产，精兵简政，逐步实现生产自给或半自给，从而减轻了群众负担， 增强了边区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不断提高的有力武器。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集中党的智慧，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得出科学的结论，在全党形成了共识。陈毅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45]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敏感地发现在一部分人身上开始滋长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必须整顿。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的作风。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党整风运动分批进行，于年底结束。各地在整风中，将由上而下地整顿领导，同由下而上地检查工作相结合，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有所纠正，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到了1951年2月，党中央继续发力，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以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指出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员的条件必须提高，才能担负起比过去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和经济文化建设任务。三四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党员八项条件教育，然后对每个党员进行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1952年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同时，各地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增添新鲜血液，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80万发展到636.9余万，队伍扩大了，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有了明显改善，提高了党的威信。[46]

　　50年代后期，因为四年三灾，加之我党急于求成，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目的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47]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各级干部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省委书记，都主动承担责任，带头检讨。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次大会，全党上下广泛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普遍提高了认识，理清了调整的思路，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是一次中国共产党人替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大会，在党的发展史和新中国建设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还念念不忘：“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48] 那么，如果我们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念兹在兹，铭刻在心。

　　七、保卫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成立的政党，如果不是为了人民利益，共产党的诞生就没有意义；如果离开人民利益来谈跳出历史周期律，同样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重视人民利益，要为人民争利益，为人民保利益，为人民发展利益。在边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政府应大力扶助人民发展经济，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政府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给什么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为此，“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毛主席说：“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给”与“要”的道理，体现着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所以能够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同舟共济，一起承受困难和克服困难，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4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名副其实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考验，这些考验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国际环境上的，等等。面对这些困难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一一化解。毛泽东旰食宵衣，呕心沥血，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措施，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满怀信心地建设新中国。为了走出历史周期律，还需要抵御外敌攻击，迎接挑战，保卫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不久，外国侵略就来了。1950年6月25日，我国近邻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战争。美国立即武装干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的统一。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越过南北分界的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在战况危机之际，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两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新中国成立才一年，百废待兴，而美军十分强大。中国该不该迎战美军？敢不敢迎战美军？如果出兵能否打赢美军？很难决断。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起初不少同志担心与美国交战，会“惹火上身”，不赞成出战。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分析，不断说服大家，最后达成共识，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下令入朝作战。次日，志愿军进入朝鲜，开始了一场与强手较量的空前战争。

　　志愿军入朝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工厂加班生产军需品，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民众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50]，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为夺取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经过五次战役连续失败之后，美国提出停火议和，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51]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美国侵略军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宣告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52]。 这一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抵御外部势力的挑衅是长期的任务。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消停了几年，到60年代初，印度乘我国暂时困难之机，在美国与苏联的支持下冲我国挑起了一场武装冲突。1959年8月之后，印度政府不听我方劝告，多次派军队侵入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印军悍然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予以自卫反击，历时33天，将印军打得落花流水。“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俘虏3900余人。这一仗打得印度全国震惊，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53] 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停火，遣返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物资，表现了高姿态。事后，毛泽东评价此战：我们“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印度人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交不出一个人来。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54]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从1962年至今，中印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虽然偶尔有点小摩擦，能够很快得到化解。

　　胜利抵抗外敌入侵，保卫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是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证明，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保证。

　　八、突出人民主人地位，发展统一战线，倡导社会新风尚

　　毛泽东对执政后带来的新考验保持高度的警醒，要求全党时刻不忘人民。在探讨新生政权如何区别于国民党政权时，毛泽东主张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器都要以人民命名，都要以人民的名义。于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等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而且其他的国家公器，也都冠以人民的名义，诸如人民日报、人民公社、人民医院、人民剧院、人民银行、人民币，等等。总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鲜明地标示出了政权的人民政治属性。

　　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蜕化变质，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到基层蹲点，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掌握国情、民情，熟悉本行业、本地情况。基层干部还要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中心放到农村去，不要变成城市老爷卫生部，要在农村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制度，让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就诊方便。他批评文化部，不应该让洋人、死人统治舞台，应该突出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讴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要求学术理论界，破除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科学理论武装人，让科学理论变成人民手上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他鼓励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他倡导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决不崇洋媚外，欢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但也不怕打压封锁。他坚信中国人民有无穷的创造伟力，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住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精神，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有吃苦耐劳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55]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的建立也是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毛泽东历来重视统一战线，新中国将仍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合作很愉快，积极安排党外人士参政，参政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鼓励党外人士议政，提批评建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意味着各民主党派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在法律上与共产党平等；共产党要主动取得民主党派对自己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由衷拥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念，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任重道远，一致表示尽力发挥作用，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还注意大力表彰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用以教育党员干部以及民众，推动形成社会新风尚，培育时代新精神。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上，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国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形成了充满正能量的时代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白天和黑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在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有没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风貌，铸就了“铁人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群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开战，连续战胜自然灾害，生产大发展。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摆脱贫困，“生也沙丘，死也沙丘”，鞠躬尽瘁，展现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经过10年苦战，开凿太行山，引漳河水入境，修建了“人造天河”红旗渠，告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以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三强、茅以升等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5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锋精神。雷锋（1940——1962），生前为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年仅22岁。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实践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力奉献，乐于助人，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传统，表现了人民群众翻身后对党和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感谢和热爱。雷锋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3年2月，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欣然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說：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57] 其他中央领导也为学习雷锋题了词。全国人民从此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学习雷锋好榜样”，一花引来万花开，英雄辈出，群星璀璨，影响巨大的有：见义勇为、舍身保护火车旅客安全的爱民模范欧阳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集体的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优秀细纱工赵梦桃，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等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解放军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形成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形成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断攻坚克难，凯歌行进，逐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九、处理亲情不搞特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要求全党不搞特权，首先自己不搞特权；要求全党遵纪守法，自己带头遵纪守法。也就是說，打铁先要本身硬。如何处理好亲情、人情关系，是掌权者不能回避的难题，是对掌权者的严峻考验。在处理亲情、人情方面，毛泽东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全党和民众做出了表率。

　　首先毛泽东不溺爱自己的子女，对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小严格要求他们不能得意忘形，不能有特权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培养革命意志，增进与劳动人民的感情。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儿子岸英、岸青回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岸英、岸青的进步，然后分析奉承话的利与弊。“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58]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对他寄予厚望。毛岸英从小坐过牢、在上海滩流浪受苦，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经受过生死考验，1946年从苏联留学归来，毛泽东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安排，而是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让他去跟陕北农民学掏粪、种地；随后又让他参加土改，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建国初期，派他到北京工厂做基层工作，在工人中受教育；毛岸英同刘松林结婚。婚礼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举行，毛泽东只请几位革命老人来吃了一顿便饭，送给岸英夫妇的礼品只是他穿过的一件半新半旧大衣；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国内恐美的人不在少数，毛泽东又支持儿子上前线，提振大家的信心。

　　全国刚刚解放之时，免不了有亲友经常写信或直接找上门来，

　　请求毛泽东或毛岸英帮助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但毛泽东和毛岸英按原则办事，不搞特权，讲明道理，晓以大义，要求亲友超越小我，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维护共产党的威信和形象。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刚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日理万机，仍然于百忙中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杨开智先生：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59]

　　这封信不长，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则性，表达了对亲友的殷切期望。毛岸英对请求他出面帮忙的亲友来信，以父亲为榜样，不徇私情，又满含深情把原则和道理讲透。1949年10月24日，他在给表兄向三立兼答表舅向立之的复信中，坦诚地谈了他反对利用亲属关系谋取私利的看法。该信很诚恳，讲清了很多道理，这里不妨基本引用全文，便于了解毛岸英。信中这样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

　　岸英 上

　　10月24日[60]

　　1950年8月19日，毛岸英给孙玉英老人也写了回信，孙玉英与毛岸英的关系非同一般，孙玉英曾经同开慧妈妈和毛岸英一起坐过牢。当收到孙玉英老人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也同样解释了共产党的原则性，对老人表达了敬意和期望。他写道：“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然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捱骂捱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你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起码我是热望你自革命胜利后比从前更好！……你的身体也要千万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们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宝贵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阶级的品质！”“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绝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61] 

　　毛岸英给表兄向三立的信以及孙玉英老人的信，如用中国的传统观念看，好像“不近人情”，而这正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另一种人情，即伟大的人民情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岸英积极报名上前线，得到父亲和组织的批准。1950年11月25日，他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年仅28岁。噩耗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只是长叹一声：唉，战争嘛，总要有人伤亡，没有关系。不久，彭德怀回国时面见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要向您负荆请罪，我没有照顾好岸英，对不起主席，我有责任，请求处分。毛泽东稍作沉思后，宽慰彭德怀，诚恳地說：毛岸英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后来，毛泽东还同意将岸英的遗体安置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体现中朝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毛泽东对两位女儿同样严格要求。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特别为李敏挑选了艰苦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到边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敏每天下地干活，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同其它知识青年没有区别。后来李敏还被调到河南遂平县莲花湖“五七干校”锻炼，一直干到1975年毛主席病重时回京。1970年，毛泽东将小女儿李讷派到中央办公厅井冈山“五七干校”锻炼。李讷在那里挑粪、养猪、种菜，连续干了三年农活。通过劳动锻炼，使她们了解了基层，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里，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经常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他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62] 他在晚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将 “文化大革命”视为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认为找到了一条“新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所破，有所立，有所得，有所失，有经验，有教训，影响深远。但是这项探索一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有些行为和事件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料，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若干重大损失。在毛泽东看来本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创新举措，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分析了国际共运中这件大事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过去了40多年，不少人还在回味、思索与研究。

　　为了履行执政为民的誓言，履行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及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为了实现青年时树立的崇高的理想追求，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巨大的努力，并献出了六位亲人。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艰辛开拓，创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考试没有结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探索没有完结，永远在路上。毛泽东的遗志和未竟的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需要代复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努力，砥砺前进，奋斗不止。

　　（作者周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一149页；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1993年1月20日《光明日报》。

　　[2]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3]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4]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5]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6] 《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02号。

　　[7] 《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8]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9]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8页。

　　[10]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1]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2]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

　　[13]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14] 《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5]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6]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

　　[17] 《七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4月第2版，第111——114页。

　　[18]  《学习与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19]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3——1064页。

　　[2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2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2] 参见石仲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我观党史二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278页。

　　[23] 王春雷：“毛泽东一生不容腐败”，载《学习时报》，2016年9月5日。

　　[24] 参见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原载《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9日。

　　[25]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536——537页。

　　[26] 《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1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27] 此为1955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币制改革时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一元。下同。

　　[28]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6 页。

　　[29]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30]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425页。

　　[31] 《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442—443页。

　　[32] 《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412页。

　　[33]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3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当代中国研究所著，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108——109页。

　　[35] 参见《当代中国天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36] 参见《当代中国天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38] 《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2页。

　　[39] 参见《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

　　[40]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13——114页。

　　[4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第3版，第1197页。

　　[42]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21页。

　　[43]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2页。

　　[44]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1——133页。

　　[45]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21页。

　　[4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第1 版，第450——452页。

　　[47]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第1 版，第521页。

　　[48]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49]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51——152页。

　　[50]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第1 版，第379页。

　　[51] [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哈普公司，伦敦1954年版，第11页。

　　[52]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327页。

　　[53] 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299页。

　　[54] 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300页。

　　[55]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5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第555——556页。

　　[57] 参见林克：《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经过》，载1993年3月5日《人民日报》。

　　[58] 参见季世昌主编：《毛泽东家书解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9年1月第1版，第42页。

　　[59] 《致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316页。

　　[60] 参见季世昌主编：《毛泽东家书解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9年1月第1版，第72——75页。

　　[61] 参见潘相陈编著：《毛泽东家书钩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载《共鸣》，1994年11月5日。

　　[62] 转引自邓力群：《政治战略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