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展示出超常规的效率，抗疫效果显著。背后除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设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面临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冲突，全体公民对危机的应对，也是一面社会道德的镜子。在现实层面，疫情防控涉及公共卫生、法律政策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则存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层面的伦理冲突。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环节中存在的伦理冲突，是公民主体所面临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公民在疫情防控各个环节做出的选择，都是从个人道德认识出发确立的，是在公共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中不断权衡取舍的过程。

　　比如，尊重公民的自主性，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之一，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主体，必要时有对个人自由实施干预以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以便更好贯彻防疫政策，使公共健康的效用最大化。

　　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必然采取全国性干预措施，这要求公民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积极配合国家防疫政策。比如驻守家中、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在大规模干预措施中，最严格的是“封城封路封村封小区”以及追踪和强制隔离。

　　为了疫情防控效果，国家对患者行动轨迹等信息予以公开，这是基于疫情防控的具体语境和客观现实需要，是为了优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远离传染源，使政府有效隔离、切断传染源，从而阻止病毒扩散。这样的公民义务，同样是诸如《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的要求。

　　根本上，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对公民道德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最大善的目的”。防疫所要求的公民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需要个人在道德伦理的星空下，不断进行价值排序，区分各种道德价值位阶的关系，最终超越伦理层面的冲突，做出正确而又符合公共利益的个人选择。

　　疫情防控中，公民道德的进步，还体现在人们对广大医护群体的关怀。在珍视医护群体、尊重医护工作者方面，社会逐步形成更多共识，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化解和减少医患矛盾。抗疫过程中，社会上客观看待那些感染病毒的少数人群，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来自社会的平视，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有助于全社会更科学地认识病毒，正确恰当地对待病患。

　　近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在疫情防控中，普通公民表现出的崭新道德风貌，是社会公共道德进步的充分印证和集中展现，为今后公民道德建设带来了诸多启示。

　　首先，要注重道德要求的层次性。抗疫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展现的道德水准，有体现英雄和先锋模范的“先进性道德”，也有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的具体方面。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后者的涵养提升更为基础。

　　其次，钟南山、李兰娟等人进入校园，现场气氛便秒变“追星”现场。这启发我们，可以发挥先锋模范的道德引领作用。

　　最后，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有益资源。哲学家牟宗三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有时候，普通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其实是“人命最重”等传统文化的体现。这说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整理、提炼道德观念和伦理精神，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可以使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朱海林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