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人道领域在理念上的变迁，同样显而易见。

　　有比较才有鉴别。先说个听来的故事。现在看来很搞笑，但在当时很“革命”。话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某医院手术台上躺着一位病人，医生正欲为其开刀。术前，医生心血来潮问病人：家庭出身何许？对方不敢说慌，答曰：地主。医生立马弃刀告退。理由很简单，但很充分——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决不给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提供救死扶伤服务。

　　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人道主义一向被冠以“革命”二字。但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的学医行医者，都被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执行一句领袖的名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也是全国卫生系统使用率最高的一句“革命口号”。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全国各地分会先后恢复成立。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国人的人道理念也纷纷跳出“左”的思想牢笼。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人道法及其独立、中立、公正等原则在中国得以深入传播和普及，人道主义在中国也不再以“革命”为前提。

　　于是，我们这些红会人终于能在人道法的教程里，向被传播者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我人民解放军与某支假想入侵武装发生交火，敌我双方都有伤亡，我红十字救护人员前往抢救，请问是先救我方伤员还是先救敌方伤员？我们给出的正确答案是：不分敌我，谁的伤重先救谁。以如此中立、公正的处理原则为答案，若放在改革开放前，那是断然不敢想象的，弄不好会被批判或坐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人道主义领域，我国的接轨步伐是比较快的。尤其体现在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体现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推广和接受。不久前，因工作之需，本人去了趟“5.12”地震重灾县四川石棉。当地红会陪我去看了一所被地震毁坏的小学，一尊少年模样的半身塑像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勾起了我的回忆——这不是少年英雄赖宁吗？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心中的偶像，他是为保护国家财产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的。可换在如今，他的精神固然令人崇敬，但他的行为却不宜颂扬，更不能让同龄的孩子们效仿。否则，就是对未成年人生命的严重漠视与不尊。所幸这种生命为贵的观念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渐被国人接受。学校也被要求不得号召和组织学生参加高危险活动，包括不能象赖宁那样去冒险抢救国家和集体财产。近年来，学校更注重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诸如灾难逃生、自救互救的培训和演练（这也为我们红十字会让急救技能进校园拓宽了路子）。据说，在“5.12”大地震时，距震中不远的四川安县，一所中学2200名师生竟无一伤亡，校长被网民捧为“史上最牛的校长”。为什么震区别的学校伤亡不能避免，有的堪称惨重，唯安县中学例外？盖因校长对师生生命的保护与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早有应急预案，早已加固危楼，早就逃生演练。只可惜，这样“牛”的学校少了点，却学生伤亡多了点。当然，因素是多方面的。

　　相比之下，老外的“怕死”很值得国人学习。“人的生命最宝贵”的价值观在发达国家早己深入人心。在笔者居住的苏州，外资企业很多，这里说一个外企老总尊重生命的故事：一天，一位中国员工为保护公司设备而奋不顾身。财产保住了，自己也没受伤，他很得意，同事们也很夸奖。有人说，这下总经理要重奖你了。让人意外的是，总经理非但没奖励他，反而狠狠批评了他：“公司设备坏了可以重造重买，你的生命要是丢了，我拿什么赔你？记住，生命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故事常常被本人用于启发我们中国同胞，用在急救培训课程的开场白中，用来推崇“生命第一”的价值观。前不久在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因脚伤而退赛，许多人表示不能原谅，但更多人表示了理解——健康，重于参赛、重于荣誉、重于金牌。这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众多国人对刘翔的理解与同情，折射出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作为红十字会的一员，作为国际人道法的一名传播者，我以为，虽说中国人的人道理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步而进步，但客观地说，在当今中国，人道理念的普及面还不够广不够深，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君不见，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非自然因素的甚至是人祸导致的群体性灾难事故，诸如矿难、中毒、翻车、沉船、坍桥、溃坝、火灾、爆炸，更诸如最近有损咱国际形象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高发频发，说到底还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亵渎。那些不惜伤害人命，肆意践踏人道，特别是毒害少儿的唯利是图的企业和个人，无异于谋财害命。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15年前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了我们红十字会的宗旨，是奉行人道主义，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我们红会同仁当以此为准绳，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契机，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为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大力传播普及人道的理念。

　　重而道远。同道们、伙伴们，继续努力！（作者：郝如一）

　　（责任编辑：孙海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