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对使人民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对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他的晚年错误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的功过，科学地认识他的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肩负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托，持续接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一个根本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在这90多年奋斗中，毛泽东开启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这里，试论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投身中国革命以后，他的一生就在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伟事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近乎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历经磨难，付出沉重代价，也遭遇各种诋毁，但是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宏观上说，他有四大功绩。

　　(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正确党建理论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建党。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极其艰巨。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是毛泽东。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伟大工程”来实施，主要开启了四大“工程”：一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与各种错误思想开展斗争，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法宝。三是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三大作风”，中国共产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立于不败之地。四是强调民主新路和坚持“两个务必”是党执政清廉、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这四大“工程”，使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二)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使人民军队不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还同美国等军队进行了较量，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

　　在中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为了求生存和解放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与朱德等一起开辟井冈山道路，并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共同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但是，人民军队能打败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胜过自己的敌军，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能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得益于他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首先，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使人民军队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具有先进理念的新型革命军队。主要包括：确立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确立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确立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原则，将其视为生命线；确立并坚持人民军队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体的纪律建设。这些，对于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其次，独特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打败一切强敌的“杀手锏”。它包括井冈山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中央苏区时期“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等。再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还有三线建设布局，特别是建国之初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经过2年零9个月的极其艰苦的军事政治较量，粉碎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人民军队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再也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赢得了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巨大成就，使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经济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经济关系变革和建设方面，既结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控国民经济的历史，又结束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历史，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疫病流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了一定保障。四是在国防外交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和没有独立外交的屈辱历史，建立起了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中国以伟岸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伟大成果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是：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即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也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导思想。而正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的磨炼中，他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非常注重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党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主要领袖，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党有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既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又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很多创新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上述宏观性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二、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任何伟人都不是圣人和完人，毛泽东也如此。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伟大功勋，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和评价他一生功过，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呢？学界见仁见智，我也谈点看法。

　　(一)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毛泽东晚年错误，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应该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但是，也不应过分地看重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分析他晚年犯错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历史决议》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既指出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又着重地分析了他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包括国内政治原因、国际环境的影响、理论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诸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强调理论认识根源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指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些错误理论当成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要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反过来又强化了在实践上的错误(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页)。这也正是他的错误所在。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宣泄情绪，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站不住。

　　(二)应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我以为，1981年《历史决议》坚持全面地、从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55-156页)。怎样解读这个结论呢？第一，毛泽东功与过的分量等级不同。就拿他在实践上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在理论上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管很严重，但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根本性质。第二，毛泽东的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同。仅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开辟井冈山道路算起，他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前面近40年，他的功绩是被公认的，只是在最后10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年，错误才成为主要的。第三，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同。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历史潮流。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会不断发挥正能量。毛泽东思想今后仍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他在晚年犯的错误，党已在不断纠正，而且纠正的指导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是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实行的一切，说到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随着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能够得到彻底纠正和克服的。

　　(三)应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已经实现了。这种说法，既夸大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又是对历史认识的简单化。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历史从来不是径情直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的规律性，能够估计历史的曲折现象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但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走向。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走弯路、不经历挫折，是不可能的，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过：“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

　　历史研究不能假设。因为有多种“如果”，并非只有一种“如果”。毛泽东晚年错误无疑对民族复兴进程有影响，但如果说没有他的晚年错误，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也缺乏科学根据。对待历史错误在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最重要的是做能量转换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过去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是能量转化的大师。他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据此，可以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这个“反面教训”至少能起四大作用：一曰纠错改正作用。比如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经过了“文革”，于是明白了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因而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二曰明是辨非作用。经过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认识到过去长期封建传统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高度集权对党的影响，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他的严重错误。因此，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一定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足进步得益于此。三曰史鉴警示作用。过去领导经济建设，老犯急躁冒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到了极端。从理论认识上说，是对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缺乏认识，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总结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建设的平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四曰鞭策激励作用。拨乱反正之后，激励各族人民努力弥补损失的时间，鞭策人们不断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历史错误不能仅仅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转化后发挥的上述正能量。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历史影响，也应当这样来认识。

　　三、肩负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托，持续接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近代中国衰败以来，许多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断求索民族复兴之路。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李大钊在建党之际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追逐中国梦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两大使命：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抱负，也可视为他的“中国梦”有两个内容。

　　(一)毛泽东的“中国梦”，首先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感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和欺凌的屈辱，赞同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国人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变法救国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页)为此，他在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当了4个月新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已成为走向成熟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呼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33页)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随后，在解放战争中，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实现了“中国梦”的第一个使命。

　　(二)毛泽东的“中国梦”，其次是希望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复兴思想的革命家，但却是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战略构想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时，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从此将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国民经济恢复后，他提出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将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八大新党章规定党的任务是：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并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1959年底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比较规范的“四个现代化”思想。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构想，毛泽东在最初提出大概经过50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后，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时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大发展，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时间，是不行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随后，周恩来在1964年底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两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这是党和政府最早正式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报告中，周恩来重申这个蓝图，成为“文革”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国梦”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者找到正确方向进而接力追逐积累了经验。

　　(三)当代中国的中国梦是对毛泽东“中国梦”思想的弘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经过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那么真正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科学发展战略目标的则是邓小平开启的新时期。

　　如果不拘泥于概念，而就思想实质言，邓小平的“中国梦”思想既贯穿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又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细化了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将小康社会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步骤，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进一步强化“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政治宣示。

　　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长期以来“五位一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之后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的比重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将来会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一份厚礼，也是对追逐“中国梦”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