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他在战场上，放弃自己的安危，命令战友撤离前线；
　　26岁，他伤口痊愈，放弃在老家的仕途，一心一意钻研医学；
　　34岁，他学业有成，放弃高薪聘请，甘当一名普通军医。
　　30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践行党员先进性要求，不怕困难、敢于牺牲，居功不傲、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广大官兵和群众赞扬他是自强不息的无腿英雄、永葆本色的党员楷模。
　　他，就是南京军区某师特等伤残军人、“全国自强模范”杨仕春。
　　“生死都交给党，还有什么不能交给党”
　　军旅生涯32年，杨仕春始终把坚定信念作为行动的灯塔，把忠诚于党作为人生永恒的底色，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坚贞不移的忠诚之歌、信念之歌。
　　1984年7月，杨仕春所在部队响应党的号召，开赴边境作战。临行前，他毫不犹豫咬破食指，用鲜血写下“宁可向前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请战书,第一个交给党支部。
　　杨仕春一辈子忘不了1985年1月15日。这天他带领3名战士实施抵近侦察，“嗖”地一发炮弹炸在前方，抢抓敌人新的炮阵地暴露时机，正当快速标定坐标时，炮弹叫嚣着在身边炸响。
　　缓过神来，杨仕春这才发现左手肌腱断裂，右手食指骨断肉离，左小腿不见了，右小腿只剩一点皮肉连着。
　　生命安危之际，杨仕春迅速掏出止血带包扎双腿，顽强地拿起话筒向师指挥所报告敌炮阵地坐标，后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在战友和民族同胞的全力救助下，他活了下来。杨仕春的双腿永远留在了战场上，但他认为自己的双腿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失去的，虽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人生发生了转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
　　在福建老家疗伤4年多时间里，家里入不敷出，妻子嫌烧煤饼太贵，一到星期天，就到附近的山上砍柴，来回要走10多里的山路，就连怀着孩子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可是，杨仕春从不怨组织，依然每月一分不少按时缴纳党费，定期用书信向组织汇报思想，只字不提家里的难处。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那天受伤后，是部队首长下命令，以两个炮兵营、一个基数的炮弹压制敌炮火，才把我救下阵地；是战友们在炮火下匍匐着用绷带、背包带将我捆紧，顺着崖壁一点点吊下去，才把我转移到安全地带。我深知，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只要组织需要，我什么都可以交给党。”
　　“人生的精彩，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永不言败。”伤残后的杨仕春要过的第一道坎，就是重新站立和行走。1985年9月13日，杨仕春第一次穿上假肢。那天，他兴奋不已，希望马上能站起来。可崭新的假肢不听使唤，杨仕春狠狠地摔在地上，残肢末端传来的剧痛直冲脑门，脸色煞白。
　　一连一个星期，杨仕春天天练站立，汗水浸透了衣服，血水染红了裤管。8天后，他终于可以在没人帮扶下站起来了。仅站起来不够，还要能走起来。1985年初秋，杨仕春拄着双拐开始学步。那段日子，在妻子艾丽和医护人员的帮扶下，他艰难地抬腿、迈步，每迈一步，脸都痛得变了形，身子痛得直打颤，虽然每次只能挪动十几厘米，他都兴奋不已。
　　付出终有回报。9个月后，杨仕春扔掉了一只拐杖；13个月后，他把拐杖换成了手杖；25个月后，他甩掉手杖，可以用假肢缓慢地行走了。
　　学会走路后，杨仕春觉得用假肢走路太慢，他毅然向自我挑战，准备学骑自行车。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摔倒、爬起，杨仕春的一对假肢踩着踏板终于可以自然伸曲了，站在操场边上的父亲看到这里，想到儿子真不容易，禁不住抹起了眼泪。后来，杨仕春以车代腿，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学医、上班，有时还用自行车接送两个儿子上学，车子前梁坐一个、后座坐一个，成了一道风景。
　　因为失去了双腿，杨仕春的日常生活比正常人麻烦得多，连最基本的洗澡和上厕所都需要照料。那时，他家里没有卫生间，公用厕所离家又有100多米远，而且都是长条的蹲坑，他用旧方凳改做了一个简易坐便器。
　　一个下雨天，蹲坑地面滑，坐便器滑了出去，杨仕春摔倒在便池里，挣扎了好长时间也爬不起来。妻子急忙冒着大雨，跑进厕所把他拖起来。杨仕春满身粪便，妻子心里特别难过，边流泪边回家提来热水，在厕所里帮他冲洗。
　　一年365天，吃喝拉撒是每天要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杨仕春开始练习洗澡、上厕所、修假肢等日常生活技能。大儿子杨昆出生时，正是大热天，他拖着残腿忙这忙那，令妻子很是宽慰。那时家里没有洗衣机，他每次洗衣服，都脱下假肢，跪坐在木板上，一洗就是一两个钟头，很是得心应手。
　　部队领导说：“杨仕春能挺过来、站起来、活精彩，靠的是共产党员的那股豪气和韧劲。”曾负责给杨仕春疗伤的医生也感佩地说，按杨仕春的伤残等级，他绝对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军后的杨仕春曾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选择。每一次，他都首先想着党和部队的需要，想着自己能为党、为部队多做点什么。1985年底，杨仕春穿上假肢回到老家福建松溪养伤。县政府里特意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县长即兴作诗祝贺。县委县政府还在团县委、文化局等单位腾出好岗位让他挑选。
　　面对地方政府的优厚待遇，看着家人期待的眼神，杨仕春也想过，如果留在地方，对工作、事业和家庭都比较有利。但他不忘部队多年的教育培养之恩，不忘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也不愿意一味地接受组织的照顾，婉言谢绝了家乡政府的深情厚意，选择了继续留在部队。
　　杨仕春感到，没有事业的人生毫无价值，没有双腿不能成为享受组织照顾的理由。从此，他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学医之路，如愿成为师医院一名军医。

“不当躺着的英雄，要做事业的强者”
　　杨仕春对中医毫无基础，学习伊始，专门拜家乡名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为师。从家里到医院是段山路，弯道多，坡连坡，杨仕春每天骑着残疾车来回奔波。尽管一路上小心提防，可还是发生了意外。
　　那天，他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下坡时刹车弹簧突然断裂，车子失控直往坡下冲去。情急之中，他拼尽全力硬是把假肢塞进正在飞速转动的车轮里，结果车子被强行停住，人却被甩了出去，脱落的右假肢也被车轮扭得变了形，腿的残端被生生撕开，鲜血直流，火烧火燎般疼痛。
　　滴滴心血终成正果。4年下来，杨仕春掌握了望、闻、问、切等中医基本医术。1992年初，杨仕春带着妻子、孩子回到部队，想到医院为官兵服务。但按规定当医生必须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考医师执业资格证书需要医学专业大专以上文凭，这对杨仕春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
　　杨仕春毅然决定考学考证。白天，他到地方医院临床实习，晚上自学高等院校医学系的课程。那时，杨仕春一家挤在一间房子里，夜晚他怕影响家人休息，就一头扎到3家合用的厨房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常常一看就是半宿，有时熬到凌晨两三点。
　　1993年3月，就在杨仕春紧张地忙于复习迎考时，他咳嗽不止，直到吐血才到医院检查，结果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左上肺有一个两厘米大的空洞。医生责怪道：怎么现在才来？不要命啦！
　　一旁的妻子艾丽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这肺结核是丈夫忙于学习累出来的，是省吃俭用、营养跟不上苦出来的。当天医院就安排杨仕春住进传染隔离病房。
　　杨仕春住院时间长了，两个孩子想爸爸，妻子就带上他们到医院。因为是传染病，只能隔着玻璃门窗相望，看着杨仕春瘦得不成样子，妻子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流。治疗肺结核需要增加营养，邻居看杨仕春一家过得挺难的，送了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
　　艾丽把鸡炖好后，给两个孩子盛了几块，可他们想着爸爸，怎么也不肯吃。她把鸡汤送到医院后，杨仕春却说在医院吃得好，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更需要营养，一口也舍不得吃，执意让她带回去。
　　走出病房，艾丽忍不住在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失声痛哭。这年5月，杨仕春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考上浙江中医学院，可体重剩下不到50公斤了。
　　1993年9月，杨仕春走进浙江中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难题。教室在五楼，共有96级台阶，一级、二级、三级……杨仕春艰难往上登，额头上渗满了汗珠，等他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赶忙迎上前去，把他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哗”地站了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迈上96级台阶，平均每天要走两个来回，正常人上五楼一般不超过两分钟，而他每次都需要花上将近10分钟；下楼梯更为艰难，只能侧着身子一级一级往下挪，挪几级休息一下。一年多时间里，他迈过了近10万级台阶。每跨过一级台阶，杨仕春就像跨过一道人生的坎，攀上一座人生的峰。
　　1995年底，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取得了中医学大专学历，拿到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那天晚上，正在吃晚饭的他，接到师里通知，让他第二天到医院上班。他和妻子艾丽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两个孩子也兴奋地围着他们夫妇蹦着跳着，一家人像过年一样高兴、喜悦。
　　从立志自学中医到走上医生岗位，8年时间里杨仕春除了完成学院12门课程外，还认真研读了30多册医学书籍，写下了50余万字的医案笔记。
　　杨仕春从不因自己是战斗功臣而搞特殊，也不因身体残疾而降低标准。2004年12月，杨仕春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痛得直不起身来，医院安排他在家休息，可他总惦记着几个住院的战士，一天往医院跑好几趟。每次都被院长“赶”了回去。杨仕春却说：“院长，我在家堵得慌，不踏实。”院长听了感慨万千。
　　伤残留下的后遗症经常折磨着杨仕春，他身上至今还残留着20多块弹片，一到阴雨天，这些伤处又痛又痒；断肢末端的骨头每年都在增生，骨头一长，抵在钢做的假肢上，每走一步都痛得不得了，必须隔几年做一次手术，把增生的骨刺锯掉。
　　2008年10月，杨仕春又去医院锯掉了3公分骨刺，手术后医院要他休养3个月，可不到一个月他就上班了，穿上假肢疼痛难忍，杨仕春依然照常坐诊。
　　有人问杨仕春，你一个失去双腿的人，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么多的事？杨仕春说：“工作是快乐的，付出是幸福的。没有工作，对于我来说不是福气，而是受罪。”

“人什么都可以忘，但不能忘本”
　　多年来，杨仕春始终以感恩之心对待每一个人、干好每一件事，并把这种朴素情感升华为共产党员的宗旨意识，
　　研制中药新配方，每一次都要先亲口尝一尝。有一次，为战士治疗，药煎好后，杨仕春尝试过量，造成自己一连多日腹泻。
　　把官兵视作亲人，每个患者的病痛都连着他的心。有段时间，不少战士因病毒感染长时间咳嗽，但西药疗效不明显。杨仕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验告诉他，中医治疗可能更加有效，但是方子里需要的鱼腥草和垂盆草医院药房没有。
　　杨仕春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到驻地附近采药，他带着假肢蹲不下，就使劲弯下腰一棵一棵地采，实在累的不行就站起来休息一下。
　　一次，水沟边上的地又湿又滑，他脚一滑就摔进了沟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挣扎了老半天才爬上来。看到战士们服药后症状减轻，杨仕春开心地笑了。
　　有时住在杨仕春家附近的官兵就直接到他家里问诊，官兵们都把他的家亲切地称为“家庭诊所”。杨仕春家的电话时不时响起，他总是处于待命状态，电话一响就接，一说就是大半天，遇到紧急情况，还在夜里出诊。
　　2009年3月一天凌晨3点左右，杨仕春接到师直属队一名班长打来的电话，说班里有个战士突然肚子疼得厉害，问询病情后，杨仕春给出了几个处理的方法。可放下电话，心里不踏实，怎么也睡不着，他赶紧起身摸黑来到连队。
　　当时，那个战士疼得蜷缩在床上，经过触诊，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杨仕春急忙打电话向医院联系了救护车，护送他去了医院，直到手术做完才放下了心，回到家时天已大亮。
　　部队医院驻地在城乡结合部，向杨仕春求医的患者中，有不少是外来民工和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杨仕春总是替他们着想，从不乱开好药，不乱开贵药，坚持用“小药方”治好病。医院划价处的同志说：“杨医生开的处方，价格很少有超过两位数的。”
　　在驻地打工的妇女葛春花，今年4月以来总是感到左肋疼痛，有时痛得整晚睡不着觉。她也到大医院看过，但每次一听说光检查做个CT就要几百块钱，葛春花犹豫了，这是她一个月的收入，实在舍不得花这个钱。
　　当从老乡那里听说杨仕春的医德医术后，她辗转两三个小时找到医院。杨仕春认真研究她的病因和临床症状后，诊断为肋软骨炎，便开了18片“消炎痛”。
　　葛春花拿药付款时，发现只要一角八分钱，她简直不敢相信，又回到杨仕春的办公室问：“这药管用吗？”
　　杨仕春耐心地说：“放心吧，能治病的药就是好药。”当时临近中午，杨仕春又主动给葛春花买了一份盒饭，安顿她吃完以后再走。
　　两天后，葛春花肋骨疼痛基本消失，她非常感激。后来，专门去求取了一个“平安符”送到杨仕春手里，说：“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是一个大好人，保佑你们全家平平安安！”
　　这些年来，杨仕春的中医复诊率100%，收到地方群众送来的锦旗13面、感谢信120多封。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杨仕春和妻子的心被灾区深深地牵动着，虽然不能到一线参加救援，但他们却渴望能为灾区群众做点什么。尽管手头并不宽裕，尤其是刚购买经济适用房还差10多万元的缺口，但杨仕春和妻子商量后，还是毫不犹豫连续3次捐款，一家人向灾区捐去了一万两千多元钱。
　　有人问他：“老杨，你咋对老百姓这么亲呢？”在杨仕春心中，人民与父母是划等号的，咱们共产党的形象，要靠每名党员去塑造；共产党要让老百姓说一声“好”，要靠每一名党员去“争分”。

“我一个共产党员，哪能被钱牵着走”
　　杨仕春有“四比”：
　　与长眠地下的英烈相比，我还有一条生命，没有理由去争名夺利；
　　与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战友相比，我还能看到这精彩的世界，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与负伤高位截瘫的战友相比，我装上假肢还能走路，没有理由向组织伸手；
　　与那些牺牲战友留给家人的不幸相比，现在我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没有理由不知足。
　　杨仕春的“四比”，比出了共产党人的人品、官德、党性。
　　失去双腿后，杨仕春困难再大，杨仕春从不向组织伸手。
　　头几年，部队条件差，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子里，连卫生间、洗漱间都没有。
　　夏天，妻子天天背他到公用的洗漱间洗澡；冬天，就从离家一百多米远的水房拎水回来烧热后帮他洗澡，每次都累得浑身是汗。
　　杨仕春心疼妻子，一次趁她去拿衣服时，一个人爬到洗漱间的水泥台上准备自己洗，不小心摔了下来，双腿残端撞到水泥地上，痛得咬紧牙关，妻子回来抱起他，心疼得眼泪直流，埋怨他：“家里这个住房条件，你也不去找领导说一说。”
　　杨仕春却说：“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咱们再咬咬牙吧！”部队考虑到他家实际情况，把艾丽安排进部队药厂上班，她每天要洗几千个药瓶，手常常被泡得发白、溃烂，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厂里一些姐妹对她说，你丈夫是英雄，让他找组织反映反映，帮你换个工作。
　　艾丽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杨仕春，他想了好久，对艾丽说：“药厂离家近，接送孩子方便，虽然苦点，也算份工作。”被杨仕春这么一说，妻子再也不提这事了。
　　2007年6月，考虑到他家庭和生活实际，师党委决定照顾他分给他一套经济适用房。钥匙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了解到这批经济适用房数量有限，而符合条件的人却很多，自己不能搞特殊，就婉言谢绝了。杨仕春说：“有特殊的困难，没有特殊的党员，我不能用伤残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
　　在当年边境作战中，杨仕春曾救过战士关清明的生命，退伍后小关被分配到安徽宿州铁路货运站负责货运调度。
　　杨仕春在老家疗伤期间，小关经常给他写信，得知老排长家庭非常困难，想帮他弄几节车皮做点生意。只要他同意，几趟下来就可成为“万元户”。杨仕春考虑到自己是军人，想到部队的规定，一口回绝了。
　　2007年10月，驻地一家私人诊所的老板，通过一位患者找到杨仕春，对他说：“只要你每周利用２到３个半天到我们那里坐诊，每年给你10万元，还负责上下班接送。”
　　杨仕春心里亮堂得很，去地方医院坐诊，确实可以多拿些钱，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地方聘请他去坐诊，除了看重他的医术外，更多的是冲着他这身军装和部队医院的形象，以及他打过仗、立过功的荣誉，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事后，这个老板感慨不已：“无腿的杨军医，真硬气！”
　　从医10多年来，杨仕春接到过不少红包，都被他一一拒绝，再“鼓”的红包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在他的影响下，师医院医德医风深受驻地人民好评，杨仕春也成为医院的一块“金字招牌”。
　　当年战场上受伤后，连队指导员李选玉代表连队给他写来一封信，要给他报请荣誉称号或一等功。他考虑再三，还是回信推辞了
　　在杨仕春看来，与把生命都留在战场的战友们相比，名啊利啊算得上什么。他坚持把一等功让给了排里的一名战士。
　　对于失去双腿的杨仕春来说，假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在他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一只假肢贵的要十多万，中等的也要两三万，但他一直用的都是几千元的普通假肢。
　　一次，吴院长陪杨仕春到上海换假肢。出发前，他就想好了，这些年来，杨仕春为医院做了不少贡献，这次一定要给他换副好的。
　　面对价格不菲的众多假肢，杨仕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径直走到一款最普通的假肢前。
　　吴院长对他说：“老杨，你是战斗功臣，师里领导也跟我交待过了，让你选高档一点的假肢。”
　　杨仕春却说：“假肢只要能用就行，没必要买那么好。再说，医院也不宽裕，不要再给单位增加负担了。”听了杨仕春的话，吴院长鼻子直发酸。
　　这些年，杨仕春三次到上海换假肢，每次来回都是坐硬座，修理假肢、残疾车的费用他也没有找单位报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