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让“爱国主义”这个词又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一方面是民众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某些行为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三个概念，大众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一些媒体也会混淆三者的区别。

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解析这三个概念，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弘扬爱国主义。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三个词是我们平时经常会看到、用到、讨论到的概念。然而大众对于这三个名词的确切含义和感情色彩往往认识得并不准确，甚至很多媒体的文章中都会出现混用、错用、相互替换的情况。您能否用比较简短通俗的语言为大家理一理这三个“高频词”。

潘维：我先从“民粹主义”这个词说起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这个词是比较负面的，其实，“民粹”的英文是populism，即“大众主义”、“平民主义”，它的反义词是elitism，即“精英主义”。这两个词都是中性的。

之所以在中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民粹主义”，是因为当年俄国革命时期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叫“平民党”，或者叫“大众党”，而列宁站在激进的共产党人立场上批判这个政党，当年我国在翻译列宁著作的时候不好翻译成列宁反对平民、反对大众主义，因为我们国家的共产党人始终实行的是群众路线，所以怎么翻译这个字，不让列宁和毛主席“打架”呢，翻译者就借用了“纳粹”的“粹”，把populism翻译成了“民粹主义”。

我认为，“民粹主义”这个词放在今天来指代“平民主义”是不妥的，应该弃用。因为这个词的流行容易让很多人望文生义，把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和“纳粹”带有的感情色彩联系在一起，进而指责西方今天发生的民众反抗，大众抗议运动，或者是很容易让今天的中国人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误解如今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民众抗议运动，甚至会出现自己本来是个平民主义者，却攻击别人是“民粹主义”的现象。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党政文件中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可见官方对于这个词的使用还是非常谨慎的。

欧洲的民众集会（图片来源：网络）

然后我们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源自于我们对于家乡、亲人的爱，我们都会有那种“故土难舍”的情感，爱我们的村子、爱自己的县、离开故乡后爱自己的省，最后扩展到当你走出国门或者与别的国发生关系的时候，开始怀念和热爱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体面而高贵的情感，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以邻为壑、为了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他国、他民族的利益，这就变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私的爱国主义。

虽然今天我们把“民族主义”视作是比较负面的词语，但是我们也应该将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今天的民族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先在中国不分，它在近代源自西方“民族至上”的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就像一根扁担，一边挑着的是民生，一边挑着的是民权。”在英文中，国家和民族都是“nation”，因此nationalism这个词其实就是国家主义、人民主义，国民党的英文也是“nationalist party”。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民族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词语，但是特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个时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区分开了：民族主义是一个贬义词，爱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

因此，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往往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但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前段时间特朗普公开表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遭到了整个欧洲的反感——欧洲正在朝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实体发展，强调整个欧洲的整体认同，因此民众对于“民族主义”极其敏感。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下，在西方政治中左派的要降低市场的作用，而右派要恢复市场的作用，他们之中也各自有左右之分：班农、特朗普这样的人就代表右翼的平民主义，桑德斯就代表左翼平民主义，希拉里就代表了左翼的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的右翼代表是华尔街大资本。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体面而高贵的褒义词。然而很长时间以来“爱国主义”每每在网络上被人当做贬义词，甚至用“爱国贼”这样的词语来攻击对方，“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的话也在网络上大肆流行。您对此怎么看？

潘维：把爱国者当做“贼”，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会遭到民众的唾弃。我认为把爱国作为一个罪名来骂人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社会风气，骂爱国者是流氓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流氓，或者说，这种说法在今天的中国是一小撮自认为聪明的文人耍的流氓行为。

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样的风气在中国其实是有历史土壤的。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所以崇洋媚外成为了一种历史的留存，进而成为了一支很强大的思维模式和势力，早年间就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样的说法。这些人不能够客观看到中国人自己的进步和人民的努力，认为中国先天事事不如外国，要生存就得依赖外国的施舍，认为在任何对抗中都不可能以相对落后战胜先进。这种想法走向了极端，就诞生了汪精卫这样的人。

在“汪精卫”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怎么可以战胜日本呢，所以我们只能投降，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才能保存自己，免遭灭顶之灾。反之，如果选择抵抗，就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是“害了我们中国人”，是“国贼”。这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跟着汪精卫的人很多，不是一小撮，甚至在一批民众中间也构成了伪军的基础，伪军的数量几乎和国军一样多。

汪精卫在1939年发表演讲（图片来源：网络）

好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诞生成批“汪精卫”和“伪军”的土壤，“爱国贼”这样的称呼也在网络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就像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网络上的“逆向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思想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咱们祖先忒混蛋，而西方人的一切都代表先进、文明、进步，这种对于祖先系统性、全面性的否定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警惕，近些年来，由于经过了百年的奋斗，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又有人把这也归结为“还是咱们的祖先好”，认为我们的传统、旧的东西都是对的，我也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说法。正确的态度是客观看待我们的成绩和我们的困难，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困难解决困难。历史证明，虽然这个过程牺牲很大、曲曲折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中国人走得不错。

观察者网：您认为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弘扬积极的爱国主义和抵制“卖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潘维：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爱国主义的反面是卖国主义，而爱国主义走向了以邻为壑的自私就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对他国的欺凌就变成了帝国主义。

我认为目前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积极的概念弘扬不够，而对于卖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击水平不高，除了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词汇含义的混淆以及我们对于西方政治运动的误解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事情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理越辩越明。

我们不能惧怕“汪精卫”，或者说对于“汪精卫”式的言论不能一封了之，相反，出了汪精卫，我们的抗日战争就好办了，我们就知道了哪些人不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那些可以团结的对象又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统一战线就容易形成了。

所以说还是得让大家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官方舆论固然肩负着引导正能量的职责，但是我认为认识问题需要在争论中解决，思想问题需要思想斗争来解决。

观察者网：过去，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和纠纷的时候，中国的国民习惯于用“抵制”的方式来支持国家，而这次中美摩擦也有很多老百姓喊出了“抵制苹果”的口号，您对这种抵制怎么看？

潘维：数年前，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喊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这种抵制的思维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

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胶东湾的殖民地，中国没能得到这个权益，日军早就占领了。所以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抵制日货，可是人家是军队把你的土地占领，占领了十几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进出山东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时候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抵制日货”是当时的中国人作为弱者无奈的选择。

而且这种抵制的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参与其中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就像前几年中日关系紧张，一边国内喊抵制日货，另一边由于人民币升值，一群人还专门去日本扫货。

不仅如此，今时今日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当年的帝国主义工业品的倾销地变成了工业商品的输出地。我们现在是处于弱势，但也不像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么弱了。因此，面对和别国的摩擦，我们的心态应该更加强势一些。抵制不是唯一的途径。其实，贸易战打起来以后我才第一次用苹果手机。

富士康苹果手机生产线（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说到抵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有人借着“抵制苹果”来批评老百姓的爱国热情，他们忽略的一点是，今时今日，美国人也在大范围的抵制中国货。现在是美国变成了弱势心态，如果说中国人抵制美国商品还算是群众自发行为，中国政府对于贸易依然是敞开大门，而美国却是政府发文件抵制中国货。

今天我们的自信心、大国心态让我们处变不惊，对于贸易战，全国范围内国民的情绪都还比较平和，而美国那种类似于麦卡锡主义的战争动员已经开始了，整个知识界，包括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美国老师都不敢说话了，甚至都跟着美国政府的调子说几句“中国政府是太强硬了”——美国已经形成了这个气氛。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反而要更平和得多，没有那么强的反美情绪。

因此，我们总体上的态度应该是冷静和对等：如果美国准备让“中国造的产品一律滚出美国市场”，如果我们要抵抗的话，也不能排除对等的抵抗，我们的人民在这个时候也会和国家站在一起。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人依然大批地买中国货，中国人当然也可以买美国货。中国的强大在于对等，就像孙中山说的，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但是没有那个能力。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年，而且还是在北大开始的，作为一个北大人我尤为感慨，经过百年的奋斗，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可以用一种更加强大而平等的心态和战略，来处理世界性的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我对此还是抱有很强信心的。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