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继昆 崔保锋

　　【摘要】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构建了影响深远、极富意义的红色家风，内容主要有：崇德，即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敬重，即敬父母、重长辈；尚俭，即以勤俭为荣；严格，即不要搞特殊化；勤勉，即学习与做事都要奋斗；诚朴，即诚恳朴实，决不造作。这一红色家风，呈现出了目标引领的崇高性、不谋私利的廉洁性、知行合一的示范性、家风与党风的相溶性、继承与超越相统一的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弘扬这一红色家风对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对于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的新型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红色家风  红色齐家实践  中共领袖群体  家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5.007

　　【作者简介】魏继昆，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研究。主要著作有《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研究》《远见卓识：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研究》等。崔保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助理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首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到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①这一论述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高度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家庭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从历史上看，红色家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齐家实践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不仅是卓越的革命者和政治家群体，同时作为家长，他们还是红色家风建设的主要践行群体和承担群体。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红色齐家实践和红色家风建设的探讨仍然十分薄弱。深入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总结其红色家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筑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家庭基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红色家风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在对外宣传中诬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共产共妻”“不要父母”“不要家庭”“不讲信义”之徒。对此，共产党人谢觉哉1939年3月亲自著文以铁一般的事实义正言辞地回击了国民党宣传中的恶意歪曲，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把中国历来尊重的忠孝节义信廉仁勇的好的方面，发扬到空前未有的地步。”②从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看，红色家风建设涉及诸多方面，本文仅就崇德、敬重、尚俭、严格、勤勉、诚朴等核心内容进行梳理和探讨。

　　崇德：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一部中华民族的家庭发展史，就是一部崇德向善的历史。“齐家以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和红色家风建设始终真诚地秉持“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③的理念和目标，自觉地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类解放而奋斗。在红色家风建设领域，他们不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严格要求家人尤其是子女，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如1946年1月7日，毛泽东致信次子毛岸青，希望他在苏联“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④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幼时被寄养失联，后被党组织找回，他为此曾深情地告诉他的女儿：“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⑤当1939年刘爱琴赴苏留学，刘少奇又再三叮嘱：“你到苏联学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学到更多的本领，同时要把身体搞好，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⑥可见，作为家长的中共领袖们在齐家实践过程中，不仅自己为党为国为民而尽职尽责，也把子女教育和家风建设与报国为民的崇高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报国为民之主旨，既是红色齐家实践的理念与目标，又是红色家风建设的引领和灵魂。

　　敬重：敬父母、重长辈。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在中国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而且是一种绵延久远的优良传统，也是红色家风的当然要义。父母和长辈为家庭为社会已经奉献多年，他们的经历、经验和精神是整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尊重和关切。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们都堪称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楷模。1936年夏，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深情地回忆了父母，尤其是他母亲的“慷慨厚道”令其终生难忘⑦，同时也深情地回忆了他的恩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称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努力鼓励学生励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⑧尽管父母和岳父都早已故去，但是他们令人崇敬的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依然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朱德发出的“为母亲度饥荒求捐助信”更令人感动至深。1937年11月，朱德在向同乡好友戴与龄求助的信中说：“最近得知家中近况寥落，我也不能再顾及，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⑨其孝敬之情、尊老之行跃然信中。

　　尚俭：以勤俭为荣。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一古训时刻警醒着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党在延安时期的物质极为短缺，但也不是一点特殊的条件都没有，尤其作为高级领导者的中共领袖们掌握着相当大的人、财、物权。尽管如此，他们无论在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还是在自己的齐家实践中，都时刻保持着共产党人勤俭为荣的本色。1936年夏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亲自验证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妇的俭朴生活，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住所“非常原始”，他们夫妇“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处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对此，斯诺十分感慨：“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也是如此。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与张闻天结婚的情景时说：“1935年底在陕北，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那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了。”⑪可见作为中共领袖群体，尽管他们都拥有很大的支配人、财、物之权，但是他们都以勤俭为荣，绝不为个人和家庭谋取任何私利。这种勤俭为荣的精神和行动，为共产党人营造优良党风和红色家风树立了榜样。

　　严格：不要搞特殊化。《论语》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治国平天下”的革命事业如此，而且“修身齐家”亦如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领袖们作为各自家庭的家长，不仅始终以身作则、表里如一，还严格地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家人要与普通群众一样，不能搞特殊。1946年1月，毛泽东要求刚从苏联归国的毛岸英在生活上“不要搞特殊化，严于律己才光荣”。⑫朱德对其子女的要求同样严格。1938年10月，朱德视察抗大，同时也检查了其子朱琦在该校的学习情况，要求朱琦刻苦学习，“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同时也要求朱琦的指导员：“不要认为他是我朱老总的儿子，不敢管，你不仅要管，而且对他的学习、生活各方面管得严格一些。”⑬从实践看，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们无论是对家人、对子女，还是对亲属的要求和约束，都自觉地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家风和传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严以齐家”的红色新风，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家庭生态。

　　勤勉：学习与做事都要不懈奋斗。勤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其崇高目标而奋斗的应有本色。勤勉之风在中共领袖红色齐家实践中的重要地位首先体现为勤勉学习，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1941年1月，毛泽东致信在苏联留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并特别叮嘱：“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鼓励他们学习“上进”，并注意克服“自满之气”。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任弼时同样要求其女儿任远志“坚持用功学习”。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读书学习要勤勉，做事也须勤勉有加。中共领袖们非常重视勤勉做事，即“努力奋斗”，将其与人生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起来。1937年11月，毛泽东致信表兄文运昌，告知他“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若要改变这种窘境，“惟有合群奋斗”。⑯同样，1946年6月，周恩来致信堂兄嫂周恩夔夫妇，主张“人生赖奋斗而存”。⑰总之，无论是读书学习，还是创业做事，都要大力弘扬勤勉之风，坚持不懈奋斗，惟其如此，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才能解决家境艰难，才能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诚朴：诚恳朴实，决不造作。诚恳朴实既是做人之美德，更是齐家之根本。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也凸显了诚恳朴实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代领袖群体身上始终展现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诚朴之质。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其所著的《续西行漫记》中写道：“朱德夫妇为人诚恳坦率朴实，没有半点矫揉造作。”⑱在不经意间道出了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诚朴美德。从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延安时期的通信中亦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劳动人民诚朴美德的传承和践行。1947年4月邓颖超致信周恩来，深入谈及她深入农村后，对中国农民诚朴品质的推崇。她认为，过去对中国农民的面貌、品质、痛苦的了解比较抽象，“这回是自己亲看了他们的面貌，亲身领略了他们的优良品质：纯朴、切实、认真、明确、公平……”⑲由此可见，诚朴至上不仅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更是中共领袖家风建设的重要表征。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家风建设的显著特征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群体不仅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党风政风，也塑造了引领中国社会前行的红色家风。笔者认为，红色家风具有以下五个显著特征。

　　目标引领的崇高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⑳这里所说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指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中共领袖们早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齐家实践而言，他们所构建的崇德、敬重、尚俭、严格、勤勉、诚朴等家风，不是一家之私事，不像历史上帝王贵族所立的家风家训那样“乃为江山永固，皇权代代相传”或者延续家族荣华富贵，而是始终与建设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新社会的崇高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们所构建的红色家风中，无论是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还是夫妇志向同革命，以及对后辈的教育、培养，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远大目标为引领而扎实推进的。实践证明，延安时期中共领袖在科学理性的引领下，通过精心的培育塑造了超越传统家风的红色革命家风，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和中国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特别是释放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正如1944年4月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坚定地表示：“我的奋斗，就是要使和母亲有同样遭遇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因此，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家与爱国、爱民融于一体的崇高情怀和境界。

　　不谋私利的廉洁性。延安时期尽管处于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但身为中共领袖，领导着广大的革命根据地，指挥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革命军队，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具备为自己、为家庭、为亲属谋取私利的客观可能，然而他们却始终坚持一心为公，不谋私利。1937年11月，毛泽东致信表兄文运昌，告知不能帮其解决“家境困难”问题，因为“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同时还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在与亲属的交往上，周恩来夫妇两袖清风，勤俭持家，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廉洁本色，同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之风。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周恩来对他的父亲“非常尊敬”。其父1940年秋来到重庆周恩来身边，周恩来给父亲安排了一个较为舒适的房间，“并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支付了住宿费”，同时周恩来夫妇的俭朴生活也使其父“感到吃惊”。由此可知，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都是坚持权为革命所用、权为人民所用的不谋私利的廉洁典范。

　　知行合一的示范性。古人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这句古语是说“知”与“行”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在家风建设上亦如是，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言传和身教的有机统一。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们在红色齐家实践中始终坚持言传与身教的统一，切实做到了知行合一。毛泽东不仅教育自己的子女崇德向善，为国为民努力学习，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革命实践之体悟，要求留苏归来的毛岸英向劳动人民学习，要上“劳动大学”。周恩来夫妇对其养女孙维世的教育，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孙维世1948年3月留苏归来，周恩来夫妇看到孙维世“一个可喜的后代”在不断地成长，十分欣慰。从周恩来夫妇通信中可知，他们希望“维世女儿能从你我（周恩来夫妇——引者）的修养中学到一些好处，而去掉我们那些从旧社会带来甚或滋长过的坏处”。对此，周恩来与邓颖超商量：“需要你我有意识地教育她，而不要对于自己无批判地给她以盲目信仰的影响。”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中共领袖们在家庭生活中不仅注重“言传”，更注重“身教”，二者是统一的。

　　家风与党风政风的相溶性。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家风仅及于家人，是自家私事。但对于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员来说，家风不仅是私事，更与党风、政风、社风紧密相联。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家风建设就与党风政风休戚相关、不可分割。1941年11月，刘少奇在批评一位平时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等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党内同志时说：“不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么能做一个好人呢”，“做一个好人不是空的，做一个好党员也不是空的。”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也一再强调“生活上要同低标准相比，不许任何人搞特殊”，周恩来的家风亦如此。研究者对周恩来的家庭以及家庭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周恩来的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细胞，“已完全同党的事业、同国家、同社会融为一体”。因而，家风在中共领袖那里不仅仅是家风，也是党风、政风和社风，彼此是不可分割的。

　　继承与超越相统一的创新性。中国的家风文化历史悠久，爱国、勤俭、孝道、友爱、诚实、和谐等优良传统，不因朝代更替和社会动荡而中断，始终在顽强地哺育着我们成长。中共领袖群体延安时期红色家风建设的继承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讲亲情，中共领袖是人不是神，即使处于战争条件下其亲情同样浓烈，1936年夏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1944年4月朱德对其母的难忘回忆皆是如此；又如尊人伦，1944年4月朱德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破天荒地为这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撰写“为母当学民族英雄慈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的挽联赞颂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再如重文化，延安时期尽管处于非常的战争年代，但是中共领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学习，而且创造条件让子女读书学习，毛泽东对毛岸英、毛岸青，朱德对朱琦、朱敏，刘少奇对刘爱琴等子女的教育和指导，都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以学齐家、以学化人的优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领袖群体延安时期的红色家风建设，不仅仅是对传统优秀家风的继承，更是对传统优秀家风的超越，集中体现为中共领袖们不仅爱亲人、讲亲情，也始终视自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员，讲阶级情、民族情和人类情，因而强调“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又如他们努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人伦之道，尊长爱幼，同时他们所构建的新型家风，又反对片面的专断的“家长制”，更强调家庭生活的“民主性”，尤其是平等性。1937年10月，张闻天对青年谈家庭时说：“无论是在恋爱过程中和结婚后，男女都应该互相尊重，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再如重视科学文化的学习，中共领袖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重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还特别重视科学世界观的养成。1937年10月，张闻天强调，作为革命家庭的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实践证明，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家风建设，既是在继承中实现了超越，也是在超越中实现了继承，正是在这种继承与超越的高度统一中，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家风的创新性发展。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红色家风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和红色家风建设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彰显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境界、新品格、新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尤其是对于加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全党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弘扬、培育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要步骤即必须通过深入弘扬红色家风，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齐家实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家风。

　　必须坚持目的性，做到齐家以信仰。家风作为维系家庭各位成员的精神纽带，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其根本在于信仰。只有有信仰的家风，才有凝聚力，才有力量，才能得以持续地传承。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家风之所以成为了凝聚家庭成员的力量，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助推了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根本在于中共领袖群体的齐家实践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坚定的科学信仰为核心，把家风建设与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崇高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使家风成为了一种“被信仰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建设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风不正，信仰缺失，精神空虚，家庭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当下推进中国共产党人良好家风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齐家以德”，“德”即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亦即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这句话的实质。

　　必须坚持廉洁性，做到齐家以拒腐。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行动的最高准则。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在红色齐家实践中始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正确地处理了革命事业的整体与家庭个体的关系，使家庭的个体利益“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特别是决不谋取个人和家庭的私利，自觉地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家庭新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能廉洁齐家，自觉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但是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齐家不廉，甚至使家庭成了藏污纳垢的名利场和权力金钱的交易所，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其家风之腐化，令人扼腕。正因如此，当下在建设良好家风的齐家实践中，要大力弘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营造红色家风，自觉树立廉洁意识，使党员干部既要做到“廉洁修身”，又要做到“廉洁齐家”，才能根除腐败滋生的家庭土壤，使清新家风永存。

　　必须坚持示范性，做到齐家以表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良好家风的传承贵在责任担当，尤其是作为家长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延安时期中共领袖在红色齐家实践中，主动承担应尽的家庭职责，努力培育与革命家庭相适应的红色家风，尤其是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注重言传身教，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良好家风建设，依然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红色家风建设的优良传统，在肯定家风建设取得重要成绩时，更要吸取某些党员领导干部言行不一、齐家不严、家庭生态恶化的教训，不断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切实做到领好家风、管好家人、处好家事，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就会变质”的警示，从党性的立场、战略的高度和民众的期待多维度结合起来推进良好家风建设，特别是要通过自身表率作用，为家人为子女为亲属做榜样，使红色家风得以永续传承。

　　必须坚持相溶性，做到齐家以如一。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家风和党风政风是相溶的，或者说是一致的。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家风建设，充分体现了家风与党风政风的相溶性，即共产党人的优良家风涵养了党风，而优良的党风也深刻地影响共产党人的家风，二者互为助力，共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的齐家实践也必须把家风与党风、政风统一起来，坚持相溶性，使优良家风与优良党风相一致，做到表里如一。特别是要时刻切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使家风和党风溶为一体，相得益彰。

　　必须坚持创新性，做到齐家以超越。实践证明，家风建设与其他作风建设一样，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这就要求我们推进家风建设的齐家实践，必须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特别是坚持在继承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家风建设就是在继承中实现了对传统家风的超越，构建起了继承与超越相统一的新型家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的齐家实践首先是在继承中国优秀家风文化传统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特别是要自觉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科学引领，使家风成为“一种被信仰的力量”。其次是在传承“尊人伦”的美德基础上，注重培育家庭民主新风，注意克服“一言堂”“家长制”的弊端，适应时代发展构建新的家庭生态。最后，要从大处着眼“讲亲情”，正如上个世纪80年代邓颖超回忆与周恩来几十年的“同志、战友、伴侣”的家庭生活经历时所说：“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总之，共产党人的家风建设是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基础工程。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在齐家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大力汲取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红色家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力争使家庭成员，尤其是下一代成员家庭经验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好，从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代代相传筑牢不朽根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5BDJ056）

　　注释

　　【1】《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3日。

　　【2】《谢觉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8页。

　　【4】【12】【25】孔祥涛：《毛泽东家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63、168、208页。

　　【5】【6】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0页。

　　【7】【8】【10】【30】《斯诺文集》第2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0、125、66～67、110页。

　　【9】《朱德自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79页。

　　【11】《刘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13】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

　　【14】【16】【23】【3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6、114、114、166页。

　　【15】《任弼时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17】《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

　　【18】［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178页。

　　【19】【26】【44】《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7、86、7页。

　　【20】《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21】杨寿灿：《以德齐家——浙江家风家训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22】【31】《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110页。

　　【24】［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27】【33】【38】《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31～132、324、133页。

　　【28】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29】李海文：《周恩来家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32】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34】【36】《张闻天年谱（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60、360页。

　　【37】【39】《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146、17页。

　　【40】《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

　　【4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4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

　　【43】刘志松：《家风是一种被信仰的力量》，《检察日报》，2014年5月20日。

　　A Study of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the Red CPC Leaders in the Yan'an Period

　　Wei Jikun  Cui Baofeng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Yan'an, the family-regulating practices of the red CPC leaders have formed the far-reaching and very meaningful red family traditions. The main contents are: patriotism, that is, serve the motherland and the people; respect, that is, respect parents and the old; thrift, that is, be proud of thrift; austerity, that is, no privileges; diligence, that is, work hard for learning and other things; honesty, that is, be sincere and not affected. This red family tradition is a guiding objective with a lofty nature, shows integrity and unselfishness, has a demonstration effect with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tegrates family's style and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and builds on the pas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forward this red family tradi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especially for promoting the new family regulating practices of the high-level Party leading officials today.

　　Keywords: red family tradition, red family-regulating practices, CPC leaders, family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