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金君达（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合作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坚持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正如邓小平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美元首会晤时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然而中美关系在步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遭遇诸多挑战，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方面在贸易等方面制造摩擦，一方面强调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他的优先事项。同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强劲，鼓吹“新冷战”的极端右翼分子进入政府，民间对华敌意也快速上升。

笔者认为，在中美关系高度不确定的当今，我们应认清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处于较弱地位的客观现实，以控制矛盾、避免冲突升级、寻求共同合作为中美外交的原则。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这将使得处理中美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相对困难。但只要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并坚持经济发展，中美关系在长期还会回归常态。

一、美国在中国以往外交中的意义

美国是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其国内国际政治实践在1776年建国以来是比较成功的。美国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胜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成功的国际和外交政策。

第一，美国自建国初期便重视贸易和制海权，其外交和军事行动均为美国企业的全球扩张服务。

第二，相比先前的西方世界霸主，美国善于利用制度和多边框架，强调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用国际组织增加自身合法性。例如在冷战美苏对峙期间，美国提出“世界五极说”，拉拢中欧日的同时孤立了苏联。

第三，比起20世纪初期的世界霸主英国，美国在维持世界经济稳定、推广全球化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国利益，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到国家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莫不如此。

第四，美国善于利用其强大软实力，以及制定规则的优势，在国际争端中掌握舆论主动。

第五，美国崇尚市场竞争，其相对自由的市场和科研环境有利于跨越性创新，这使美国抓住了几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上述要素使得美国最终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领头羊，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启示。

中美建交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接近，在过去40年中，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美建交公报《人民日报》号外

　　中国对美外交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政策变化趋势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去意识形态化、不结盟这两项外交原则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这种外交政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相互作用，限制了我国的外交空间。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开始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态度可谓“三心二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苏联缓和关系后延缓了对华建交进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上台后一度视同采取对大陆、台湾“双重承认”的外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二大宣示了中国“不结盟外交”原则。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其关系不能简单以“盟友”和“敌国”来理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积极融入国际秩序、主动开放市场的政策，“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美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的接触（engagement）对华政策在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美国也是金融和多个科技领域的领头羊，其对华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诸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谈判中，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了一些政策让步，不少中国企业在短期内也受到冲击；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现有国际机制，美国提出的部分开放要求客观上也强化了市场竞争，长期而言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时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力量对比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主要体现在军事、科技、金融、能源和话语权等方面，而这些正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支柱。虽然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在制造业产能、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上甚至超越美国，但在关键领域仍然落后，在部分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自我定位上，我国至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发达国家。承认两国国力差距，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对美关系的基础。

中国始终是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是横跨太平洋、大西洋的超级大国，两国又都是有核国家；中美关系稳定对于保持地区稳定，甚至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经历了天安门事件、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南海问题等多次波折，但两国基本上通过增进交流、强调合作的态度控制了擦枪走火的风险。在21世纪非传统安全、全球化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中美双方的合作不但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许多学者对美国评价较为正面，即使在当前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也是如此；避免摩擦升级、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为国内改革提供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学者较为普遍的观点。

二、近年来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虽然中国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始终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却因为两方面的影响而面临风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体量日益接近美国，这种趋势带来了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主动参与世界治理，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上更加自信，美国部分原先的“亲华派”人士对此感到失望，随之转变对华态度。上述两方面以外，奥巴马、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变化也导致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格外强硬。

从结构性变化而言，中美国力在近年来逐步接近，这引起了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的警惕。与此同时，美国虽然从经济危机中走出，却仍然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部分原先的中产阶级在焦虑中开始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等“全球化的受益者”。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国力上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近年来不断缩小；在中美两国学者中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实力上升的新兴大国与实力衰退的守成大国容易发生战争。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即使霸主与挑战者的国力未能发生逆转，双方对国力对比认知（perception）的变化也可能造成两国冲突。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受到重挫，其自由市场、宽松监管的金融政策也受到各方质疑；而中国开始维护海洋权益、参与国际治理，这些情况加剧了美国的危机意识。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已经从次贷危机中恢复，近期甚至出现了3%以上的高增长率，但美国社会仍然存在几方面的经济问题，次贷危机中的部分人口长期失业（不计入失业率统计），房贷、教育、医疗和保险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工人则长期受困于日益衰退的美国传统制造业。美国部分政客将经济压力转化为排外情绪，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仇视“偷走工作”的移民，在对外经济与外交领域则表现为仇视中国等“全球化受益者”、呼吁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从预期性变化而言，美国对华心态近年来发生转变。许多以往的美国“亲华派”政客学者曾经寄希望于中国的“和平演变”，因此即使中美制度不同、政治立场存在冲突，他们仍然主张将中国当做“有缺点的合作伙伴”。但中国专家与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道路自信令美国“亲华派”失望。

美国有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度不合预期，觉得中国未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以往的中美合作是中方的“战略欺骗”。加之中国在近年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治理，承担国际责任，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边经济发展倡议，而美国部分人认为中国此举既有挑战美国的战略动机，又对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化”形成了挑战。上述心态转变的本质是两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这种分歧难以在短期内消弭，很可能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又一结构性矛盾。

从政治性变化而言，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政治变化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快速转向强硬。

第一，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任期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日趋强硬。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里，美国高举“重返亚太”大旗，推广“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对华敌意已然明显；从马尔科·卢比奥（MarcoRubio）等极右翼政客，到麦凯恩（JohnMcCain）等独立政客，到民主党的全球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美国政客在攻击中国时似乎取得了共识。

第二，美国商界对华态度转变。随着中国逐步推进产业升级，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对美国企业形成竞争压力；随着中国国内市场消费能力逐渐加强，美企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在近年来受到诸多阻碍。除此之外，美国商界认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开放金融等领域进度过慢。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商会支持强硬的对华政策。

第三，靠着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总统任用部分极端右翼，如经济学家纳瓦罗（PeterNavarro）和新右翼活动家班农（SteveBannon），这些人在以往美国政府中很难获得话语权，他们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幕后推手。

基于以上原因，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一，甚至美国唯一的长期对手。要理性、客观地看待美国，就必须清醒认识美国对华心态的变化，做好中美关系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准备。

三、坚持深化改革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合作对中美双方有利，中美合作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今天，中美关系稳定仍然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美国对华心态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仍然具有两大特点，这可能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第一，美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企业利益紧密相关。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曾经遭遇两次重大挑战，一是天安门事件和冷战结束，二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并发表讲话指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后，中国借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扩大双边经贸往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国选择了保持对华接触的合作型外交方针。美国在奥巴马、特朗普时期与中国频繁发生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逆差等领域存在分歧，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中国深化改革来解决。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不断深化，中国在解决产能过剩、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市场竞争等领域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零售总额去年达5.8万亿美元，基本与美国持平；今年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终端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吸引力日益显著。只要我国坚持开放，让外国投资者能从中国市场获利，美国商界就可能成为我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盟军。

第二，美国素来抱有“绝对安全观”，对任何潜在挑战都有着强烈危机意识。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意愿；中国对自身的定位也始终是“发展中大国”，对中美差距认识十分清醒。纵观以往两次中美关系危机，中国都在合适契机表达了合作意愿，使美国认识到合作对两国有利。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通过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了对美国企业在内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强化了两国的利益融合。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后，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与美合作。当今中美两国在朝鲜、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内部稳定，叙利亚内战与伊拉克战后重建等方面均可合作，在控制军备竞赛、反对极端势力、稳定国际金融等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

结论：美国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至关重要。中美关系在过去40年里比较稳定，但随着美国对华心态改变，中美关系的风险正在上升。

笔者认为，即使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中国也应以虚心和理智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尤其应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世界大潮下坚持扩大开放。在中国平稳发展的大前提下，通过中美双方强化合作、控制分歧、控制纠纷，两国有望度过眼前的困难，使两国关系回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常态。

本文首发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