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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扬是谁？

　　他是科学家，是人民教师，是“时代楷模”，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援藏16年，行走藏地50万公里，采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为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宝藏。如果不是53岁时意外去世，这位“高原之子”今天可能仍会在青藏高原的崎岖山路上跋涉。新华社记者陈芳、陈聪撰写的报告文学《种子钟扬》，展现了“种子的力量”，讲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奋斗人生，还原了一位植物学家与他所熟知热爱的植物世界之间一段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追梦的人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

　　书中提到，在钟扬生前同事、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眼中，“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他的梦想和国家的需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钟扬的教师梦。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与他幼时的家教和严谨的家风不无关系。1964年5月2日钟扬出生在湖北省黄冈黄州镇，母亲河长江绕黄冈而过，取名钟扬，意在时时提醒他要爱国……钟扬出生前，父母离开家乡湖南，到湖北黄冈中学教书。“父母是最好的老师！”钟扬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耳濡目染下，钟扬与教师结下不解之缘。“我在妈妈肚子里时，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原来他呱呱坠地前1小时，母亲还在坚持工作。

　　——钟扬的种子梦。2001年8月，他第一次到西藏，就被深深吸引：那里有6000多种植物资源、1000多种特有植物，却没有人彻底盘点过这座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他的背包中装着笔记本电脑、大摞的资料、翻译稿、学生的论文和一袋又一袋种子，以及“死面饼子”——这种不好消化的干饼是他口中的“野外佳肴”。从那之后的16年里，钟扬和脚下这座自然资源的宝库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也让他默默承受了无数伤痛与艰辛。

　　——钟扬的报国梦。“美国吧，你可以这样想象，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或者一个朋友。我们过去学一点东西、串一串门、做一做客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整个事业还是在中国的。”钟扬曾两度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出国前，钟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写在入党志愿书上的话，字字铿锵。“我愿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回国时，钟扬把勤工俭学省下来的生活费都买了复印机和计算机。海关工作人员看到后，怎么都不相信，“个人回国都带彩电冰箱，哪有人买这种‘大件’捐给公家？”他的父母回忆：“钟扬曾谈到，这看起来是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干的笨活，实际上已迫在眉睫。随着人类活动频繁，过度开发自然，物种正在逐渐消失，许多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几十几百年后也许不存在了。钟扬搞这些基础性研究，图的是给人类未来送点礼物，买点保险，关乎国家战略啊!”

　　钟扬不凡的追梦过程，以及对科研事业的执着，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在家人看来，他的人生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却唯独不属于他自己。“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的梦想就像开放在生命禁区里的格桑花，花开无声却顽强绽放。

　　党员本色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书中提到，为了“拯救”已经濒临解散的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当复旦大学向钟扬发出邀请时，这位时年33岁的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毫不犹豫辞官从教。“钟扬一生所眷恋的就是做一名普通教师，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眼中的钟扬。

　　2015年，常年每天只睡3小时的钟扬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他在病床上仍对自己的事业念念不忘：“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关键还是要靠队伍。为此，我建议开展‘天路计划’，让更多有才华、有志向的科学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此时，人们才发现，钟扬手机凌晨3点的闹钟，不是为了叫他起床，而是为了提醒他睡觉。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他既承担着国家863项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学任务，又要指导修改学生的论文，还要无数次在半夜往返于上海和拉萨之间——两地海拔相差4000米，他在缺氧与醉氧间不停切换。他走路一瘸一拐，那是因为患有痛风。即便如此，他仍拄着树枝带团队上山，每次都要走在队伍最前面。“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

　　在同事眼中，钟扬常年穿着一条花29元钱从拉萨地摊买来的牛仔裤，臀部破了两个巴掌大的洞，他补了又补，不舍得扔；他办公室的座椅扶手磨秃了皮，纸张边角空白剪下来当记事贴，桌子一角堆着收集来的一次性牙刷，水面高低不齐的矿泉水……但当他听说同事为了工作，需要购置越野车时，他自掏腰包8万元支持；有学生家中遭遇地震，他捐出1万元，更曾个人出资先后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有人粗略计算，十多年来，钟扬给西藏大学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

　　“有困难找钟老师！”钟扬参与写作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数百个图文展板，在旁人看来是个“烫手山芋”——要求高、回报少、时间紧、周期长。这些在钟扬看来，一概“没问题”。大到历史演进的概述，小到一字一词标点符号。他的学生至今保存着他的草稿，工整的字迹是他在办公室仔细修改的，凌乱的字迹是在飞机和行车途中的批注。虽不求回报，但他认真对待、一丝不苟。

　　钟扬的身上集合了多重身份，但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第一身份始终是——党员钟扬。他义务做科普讲座，为国家培养人才，不是为了功；他没当选过院士，从不宣扬得过的奖，不是为了名；他不要求职务待遇，将发现的科研成果无偿提供给科研机构，也不是为了利。

　　人们常说，在青藏高原，氧气比什么都稀缺，因而做事情慢。钟扬用心攀登学术高峰，用爱培育科研人才，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无数次弯下腰，在人类盲区里寻找着生物进化的轨迹。对他来说，慢才是快。面对病痛折磨、跋山涉水和孤独寂寞，钟扬始终保持着对科研事业的热爱以及“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本色。这就是钟扬，这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钟扬。

　　精神永生

　　“100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索朗顿珠，是钟扬的藏族名字，意为“有福德、事业有成”。他曾说：“我戒得了酒，戒不了去西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觉得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钟扬为何长期钟情于采集种子？

　　因为他在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中，愈发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为祖国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种子何其平凡，却拥有改变世界的大能量：上世纪初西方“植物猎人”带走我国宜昌、武汉的20多棵猕猴桃枝条，撑起了新西兰的农业产业；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看过《种子钟扬》才会了解，植物学家的野外采集过程，异常繁琐复杂：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000颗优质的种子。为了寻找高山雪莲、高原香柏、拟南芥和鼠曲雪兔子，无论是在雅鲁藏布江陡峭的悬崖边、万里羌塘的无人区，还是阿里地区的冻土层，都留下了钟扬和学生们的脚步……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钟扬为国家换来了4000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将会在百年之后，为未来的人们发挥力量。苦中作乐，钟扬发自肺腑感到开心！

　　2017年9月25日清晨，钟扬在赴内蒙古授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当他被抬上救护车时，一张染红的纸从衣兜里掉出：国庆节去北京，找孙燕荣，做讲座；高阶论文写作班开班；26日下午，研究生院党课，黄大年；黄梵，CA3936，9月29日17：05，贡嘎机场。钟扬曾在日记中写道：“生命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一次，钟扬为他终身所爱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钟扬生前曾感叹黄大年为了祖国的事业连命都不要，正是为国效力的年纪，真是可叹、可敬、可惜！殊不知，一语成谶。钟扬与黄大年为了梦想鞠躬尽瘁，为了使命夙兴夜寐，都在身体发出预警时，仍在争分夺秒……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当钟扬的故事渐渐传开，无数的人们才认识了他。“抱歉，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抱歉，以这种方式，我们认识了黄大年、李保国、南仁东、王继才……他们的名字很多人都没听过，但却在浮躁喧嚣的当今社会，以自己的奉献和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流量”和责任担当。钟扬说：“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能不负人生。”这些杰出人物的感人事迹，诠释了新时代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内涵。

　　有人说，人的一生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躯体死亡；第二次是举行葬礼；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去……钟扬生前曾说：“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闪耀在钟扬身上的，是甘于奉献的“种子精神”，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自我追求与价值坚守，更是用人生所有来报答对祖国的热爱。我们跟随《种子钟扬》追寻他的足迹，回味他的奋斗人生，敬畏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敬畏他对植物学的热爱与责任，敬畏他在平淡中铸就的伟大。他的“种子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什么是天堂？有希望的地方。什么才能带来希望？种子，哪怕只有一颗。”（张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