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生前在西藏采样。复旦大学/供图

　　钟扬的遗像摆放在生前的办公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摄

　　西藏大学的安置房中，一进门的架子上摆放着他出门采样使用的植物修剪器，以及剪刀、胶带、塑料袋等物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摄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几乎有一半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发现了它，他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英雄”少年

　　“这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钟扬曾经这样回忆自己高考的经历，他就读的是如今鼎鼎大名的黄冈中学。

　　1977年，学校在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钟扬的母亲王彩艳回忆，钟扬在考上少年班以后就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因为老师说他这两门考得不好。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那时，他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一直在植物学领域深耕的张晓艳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和钟扬外向热情的性格相比，张晓艳就显得内向了许多。那时候，工作调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不愿和父母分居异地，张晓艳对于与钟扬的婚事一直犹豫不定。

　　一次，张晓艳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武汉，钟扬在车站接她时突然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张晓艳问。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

　　“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

　　“于是我就这样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张晓艳笑说。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该馆图文项目负责人之一，自博馆研究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鲍其泂知道钟扬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答应。”鲍其泂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2003年～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网红书”。“《大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洋洋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佳媛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实验中学的朱薪宇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朱薪宇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朱薪宇和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赵佳媛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赵佳媛说。

　　“接盘”导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几乎可以算是全校体量最大的选修课。今年这门课的期末考试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和院里所有的老师一致决定在今年这门课的最后一节上播放钟扬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并在学期末的考试中加上这道题。他知道，这些学生本身，也是钟扬执着的事业之一。

　　“他是少有的敢收转导师学生的人，我想每个学生家庭都会感谢他。”杨亚军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不少钟扬在收学生时的“奇葩事”。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

　　卢大儒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解决最后的兜底问题。“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对吧，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经佐琴回忆，曾经有一个学生，考了3年，钟扬每一年都答应收，但是一直没考上。有教授问他，总是考不上可能是说明他不适合做科研，就别答应人家了。但钟扬一脸纠结地说：“总不能断了别人的梦想啊。”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就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从事创新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和“脑洞”，就这样在他每个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