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两个大国的关系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当前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迈入新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从文明冲突和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解析中美关系。】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下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光斌：首先，我们来谈一谈40年前中美为什么会建交。可以说，40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选择。

　　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来说，当安全需要首当其冲的时候，价值观、意识形态就可以放一放。1979年正值冷战的高峰期，中美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安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40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总统上台的头两年，1982年-1983年，给两国关系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在他1984年访问中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在整个80年代都维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种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的关系。其间中美双方有很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美国一些很高端的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导弹技术都曾在这个时期转让给中国。美国在80年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给美国的对华贸易、对华投资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国开放之初美国人说你们没有专利法，不能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当时我们就迅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中美一直维持在一种“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其间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中美双方各种势力都在努力调整，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1989年-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整体震荡，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对于美国来说，安全的威胁没有了，意识形态便提升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在90年代初的几年，美国一直是在人权等等方面为难中国，把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挂钩，每年都有这样的风波。但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年努力做工作，不让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中美关系在整个90年代都在调整当中。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是从两国战略的高度最终大事化小，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我个人称之为“新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两国习惯于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期望在接触中改变中国。但是2015年之后，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可能都达成了共识，转而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对抗。有人称之为“新冷战”，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新阶段”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怎样发展是有弹性的，有时可能对抗，有时可能合作，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个定位来表述这个时代，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观察者网：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新阶段”的变化，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几年来过于“要强”，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导致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低调谋发展，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对此您怎么看？

　　杨光斌：这种看法就是把美国人当傻瓜了。其实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的很多精英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而是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或者说，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面临最迫切的冲突当然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他预测下一个世纪初这两个文明就会爆发冲突，这一点他判断得很准确。但同时他认为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伊斯兰文明一是不团结，二是没有核心大国来挑战美国。亨廷顿借用李光耀1994年的一个定位，他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所以亨廷顿和李光耀一样看到了中国的规模，以及这种规模可能带来的对于西方统治的世界旧秩序的挑战，所以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序言中这样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所以90年代中期美国那帮保守派战略家都看到中国规模带来的影响，他们主张遏制中国。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一个主张“在接触中改变”的自由主义派，另外就是9·11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2001年打到2015年，为中国谋得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所以简单地将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结于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口径，这种看法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另外，我认为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对国内政治而言也没什么可挑剔的，而且这种“厉害”表现为国家实力来说还是有所节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二战之后一百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宣传一下，对国内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从20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的规模上来以后对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观察者网：为什么如今美国这种主张遏制中国的保守派声音会占据主流，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其中特朗普这样一个“非典型”总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杨光斌：有一本书叫做《国王的两个身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王一方面身体是自然的，是属于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属于社会的，公共属性，不属于他的。特朗普也可以说是有两个脑袋，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国家的。

　　对于特朗普，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经济总统，他想来想去总是经济利益至上。如果把美国政府看作是由大脑，身体构成的一体化，特朗普作为总统就是大脑。现状是，他背后的精英集团、利益集团也好，智库也好，这些人组成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身体，整个保守化了。

　　为什么会出现保守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战略焦虑。

　　一是来自制度优越层面的焦虑。苏联垮台之后，“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市场：在外交理论上表现为民主和平，而民主国家无战争，所有国家民主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当时美国流行的理论是，美国是世界的终端，美国的单一霸权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但是这个理论仅仅流行了不到20年，中国就意外的崛起了，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白人统治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结构，这套“历史终结论”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二是来自文明优越层面的焦虑。从1700年开始算，到2000年这300年之间的世界霸权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其间也曾有过来自欧洲的挑战者，从高卢人到日耳曼人，再到东正教背景的苏联人，但是这些挑战都失败了，统治权始终都牢牢掌握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手里，也就是英国人、美国人手里。但是今天新的挑战者——中国，属于另一种文明。一般来说，当老二的GDP接近美国60%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出手了，不管你姓谁叫什么，不管你什么制度，不管你是苏联还是日本，都要下手。中国今天的GDP总量接近美国的70%，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来说可能更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精英阶级普遍感到焦虑，这是对白人支配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焦虑。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变化不单单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有世界政治、世界文明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

　　三是来自国内社会的焦虑。2008年之后，美国国内社会分裂空前加剧，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有色人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和之前自由派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对于保守派来说可能有点受不了，于是在政治上他们分裂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分裂，拉美的几千万移民，他们会组成自己学校和社区，很难被美国同化。再加上工业上脱实向虚，传统的工业地带衰败，就业困难。一个是经济上的矛盾，二个是社会上的矛盾，加上之前提到的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三重矛盾叠加，使得美国精英阶级很焦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有时候适度的外部紧张关系，制造敌人，有利于弥补国内的团结。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内部和美国内都比较团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的存在，使他们国与国之间、美国两党之间斗争是有限的、而合作是主要的。但是当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美国的两党政治就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妥协不合作，变成了否决制政治。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美国需要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让中国代替原来苏联的位置，以帮助他们缓解国内这种普遍焦虑的困境。

　　观察者网：当前中外很多人都担心中美关系会发展为“新冷战”，特别是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针对中国的演说，被媒体形容为“新铁幕演说”，您对此怎么看？

　　杨光斌：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是冷战？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是全面对抗。当年的美苏冷战，双方的对抗不但是军事上，也在思想上、经济上。但是今天，虽然美国有些人想要制造这样的“铁幕”，但是两国在经济上很难回到当年美苏那样的关系，军事上也不可能像当年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那样全面对抗。我的理解，其中根本性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民族性、文化不一样。

　　苏联和美国之间，他们的问题总体上来说是西方文明内部矛盾的一种延续。在近300年（1700年至今）比较短的时间，也可以推到1500年发现新大陆，就是500年，这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人塑造的，它的起点，用新全球史的奠基者、美国人麦克尼尔的话说，欧洲人是血腥、残暴、好斗的，与东方人相比，他们统治的起点是非常血腥，过程是非常残酷的，而结果是不平等和霸权。这样的特征在西方文明内部反复上演，最极端的就是一战、二战。这种残酷是他的民族性所决定。西方国家不论叫什么，叫苏联也好叫美国也好，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民族主义国家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民族国家之间的故事都是很惨烈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而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文明体的行为方式和民族国家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

　　中美两国如果出现冷战，意味着第一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全方位对抗。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当美国这样的帝国遇到了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的时候，中国不太可能像俄罗斯这样的“战斗民族”去硬碰硬，而是有可能会四两拨千斤，用比较弹性的方式去应对。换句话说，美国可能有一部分人想搞铁幕，想搞冷战，但是中国如果不接招怎么办？第二，这种对抗是有组织化的对抗，需要结盟，最终发展为盟国与盟国之间的对抗。中国是结伴而不结盟，我们周围有很多伙伴，在国际关系领域强调广泛合作、求同存异，在形式上和冷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可能比较强硬，但是总体来说，当年美苏冷战那样持续数十年全面对抗的情况，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观察者网：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的冲突还是表现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您觉得未来两国的摩擦会不会升级，以至于扩展到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冲突？

　　杨光斌：目前来看，无论是技术冲突还是贸易冲突，都是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的，会不会走向外交和军事上的对抗，作为学者很难说，也很难做预测，这里面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比如说换个总统，换个党，情况似乎会不一样。从目前特朗普政府来看，美国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流学者不愿意与特朗普“有染”，导致他的班子里充斥着一批二流以下的“智囊”，这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假设2020年特朗普将继续当选执政，大国之间会不会出现军事摩擦，比如说在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另一个大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采取的行动在美国看来是威胁更大的。比如收回克里米亚半岛，这对美国人、欧洲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们之间关系很僵，彼此处于一种类似于冷战的对峙状态。我认为，虽然大国之间出现军事上的擦枪走火，可能也难以避免，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它的结果我们也不用想象得过于严重，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彼此牵制的关系。至少目前在军事层面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在叙利亚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对他们来说军事威胁要比中国人来得更大。

　　至于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随着颜色革命国家近况的失败和西方国家内部危机的加剧，使得曾经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已经从道德高地上被拉下了马。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一个经济总统，他明确宣布不愿意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他认为这些都很荒唐。如果他继续执政，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太可能升级与中国的对抗。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曾提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觉得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层面、尤其是中美关系上我们应当怎样理解？

　　杨光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的理解并不是一百年，而是一个影响世界300年甚至500以来格局的变化。我刚才提到，白人统治世界的旧秩序正在动摇，这种动摇首先表现于物质财富的转移：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总值的对比从1980年的西方国家占90%，非西方占10%，到2010年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这种新兴市场国家，占到40%，西方国家占60%，这个结构还在继续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权力确实在发生转移，尤其是从物质财富这个角度来说。而带领这个权力转移的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不到2%到今天占15%，巨大的变化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一些可能进一步改变世界秩序的要素正在出现。比如说西方统治世界的做法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政治上是联合国，经济上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等。以IMF为例，目前IMF受制于美国国内法，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在IMF虽然特别提款权的量在增加，但是中国无法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美国在IMF拥有一票否决权。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搞了亚投行，用和西方一样的游戏规则去投资，这显然就削弱了美国主导的IMF、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作用。更让西方人更紧张的是“一带一路”，其实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之前，中国已经是大约120个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个在历史上是很空前的。现今再加上“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一步步推进，假设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0多个国家形成你中有我为中有你的密切关系，和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达到中国和欧洲日本这样的经济密切程度，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中国会强大到什么样子。

　　对于西方的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未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但是对于一些自由派，他们认为美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变化。包括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就曾经发文说，“要乐见中国崛起”。包括像《必有一战》的作者哈佛大学艾里森教授，他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的主张是如何避免这些陷阱，言外之意就是说中美并不必然有一战。这样的观点美国内部有，中国国内更多，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在努力寻求避免更加激烈的冲突。

　　最后，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本身是很残酷的。中国人的个性不那么好斗，因此，每当出现一些对抗性的事件，很多人就觉得不可理解。然而大国之间的对抗才是世界政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识。我们新中国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承平日久，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认为世界政治理所当然应该是和平、合作和发展，然而，历史的现实是，70年的和平局面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总体来说，未来的三到五年如果出现对抗性加剧的事件，我也不感到大惊小怪，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历史上，从落后到发达，从二号到一号，大国成长的道路都是非常血腥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能够不经过流血的战争而只是一些对抗，最终在对抗中崛起，完成这样的“变局”，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杨光斌：“百年变局”下看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