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那个村

“我不去！”听到叔叔所说的教书地点，1986年8月的某一天，当时19岁的农加贵不假思索地说。

叔叔所说的是“那边那个村”。该村的孩子逐渐增多，到了入学的年龄，外村学校不收，自己村想办学又没有人来当老师，村民很着急。于是，叔叔介绍农加贵去那里当民办小学老师。

在当地，只要提到“那边那个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边那个村”，其实是云南省广南县“新生疗养院”。这是一个1957年设立、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子，当时56户180多人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村子颇有远离尘世的味道，设在一个四周都是青葱大山，大山之下有一条清澈溪水的山谷里。在距村庄约3公里多的谷口，建了一个皮肤病防治站。

当时的人，叫不出“新生疗养院”这么文绉绉又拗口的名头，而这个广南县唯一的麻风病人集中村又没个俗名，于是就叫“那边那个村”。

对于去这样一个地方当民办老师，不仅农加贵坚决表示“不去”，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再次恳求他到山谷口隔离麻风病村的那个“皮防站”去看看。

“皮防站”有3个“医生”，其中一位叫农炳康，受过医疗知识培训，算是“皮防站”负责人和最有学问的人。他在动员说服农加贵来麻风病村当老师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还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上课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农加贵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也不懂麻风病。擦酒精喝酒精防麻风病，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农炳康作出了几个承诺：学校办在“皮防站”里；农加贵吃住和“医生”在一起；农加贵不需要和村民接触，学生每天步行三公里多到“皮防站”上学。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用高压锅消毒后，村民把零钱交给了农加贵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12岁，小的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也会因此感染麻风病不好说，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心里还是直打鼓。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战战兢兢，他按照农炳康所传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走到教室门口，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没有发现有麻风病的症状，和健康孩子一模一样，他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好。村民们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这35元钱，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我再过几年退休了，这个学校怎么办？”

“我的第一批学生1992年小学毕业。”农加贵回忆说，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经过体检合格，这些学生全部顺利进入县城初中读书。

为了避免外界的歧视，一位村民根据当地对花生的称呼“落松”，将“那边那个村”改称为“落松地村”。这一村名沿用至今。

那所农加贵既是唯一教师又是校长的学校，也有了“落松地小学”的正式名称。

也是1992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的竹竿被撤除了。落松地村迎来了新生。

1993年，农加贵的第一个孩子农庆刚出生了。“孩子小学就在我这里和村民孩子一起读了5年，6年级才到城里去读的。”

2008年，时任北宁中心学校校长黄座富“发现”了农加贵，经过黄座富的介绍，农加贵在广南县教育口日益彰名。时任广南县委书记杨廷友多次来到落松地村，力促修成了长约4公里、从省际主干公路通往落松地村的水泥路。

2015年10月，经过广南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农娟协调，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决定给落松地小学5万元，建盖一个厨房。“厨房里的用具，如消毒柜、碗柜、冰箱等，县总工会给他配。”

“在这里31年，我一直在恐惧中度过。”农加贵说，“最早的恐惧是，我要是得了麻风病怎么办？接着是恐惧我的学生读书、就业被人歧视了怎么办？现在是恐惧没人敢到这里来当老师，我再过几年退休了，这个学校怎么办？”

农加贵记得，黄座富第一次来学校时，他盛情挽留黄座富吃饭，“黄校长略一迟疑，说了一个字‘吃！’”

4月12日中午，农加贵讲完这个细节后，挽留记者一行留下吃饭。记者说：“那就吃吧！”

农加贵的眼睛，瞬间笑得剩下一条缝。

本报记者 陈昌云 黄 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