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活在上世纪 中美贸易摩擦何解

发布时间:2018-04-17 10:32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4月17日 11 版 | 查看:1244次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有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缓缓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人”总统正在引导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噩梦”。

  “噩梦”始于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俗称。一般而言,“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

  特朗普举起的“贸易大棒”究竟指向何处?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活在上个世纪的总统”

  “贸易不平衡”,这是特朗普给出的频频抡起“贸易大棒”的理由。他在多种场合声称,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贸易逆差急速增加,美中贸易逆差目前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一大半。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失业率提升,危及美国经济利益。

  近些年来,中美双边贸易赤字问题不断凸显并十分敏感,也影响到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马涛指出,随着中国深入参与亚太地区的供应链体系,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加工制造基地,而美国则是总部服务的提供者和中国出口的最终商品的消费者。“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其来自于美国的进口,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贸易顺差愈发显著。”马涛说。

  在开放经济体中,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消费、投资、政府采购以及经常项目(贸易逆/顺差)的总和,因此经常项目平衡情况会影响国民产出以及就业。如果一国经常项目产生顺差,则增加了国家财富(储备);反之,如果经常项目产生逆差,则国家财富(储备)减少,需要通过对外负债融资来支持该国的过度消费。

  美中贸易逆差确实客观存在,至于贸易逆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几何?是否真有危害?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但对于把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从而抡起“贸易大棒”的做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不仅是中国学者不认同,可能美国学者也不认同。”

  张茉楠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不光和中国,美国和全球大部分的贸易伙伴都存在贸易逆差,“这和美国的产业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二战之后,美国经济从原来的靠制造业驱动逐渐转向了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驱动,国内消费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它要不断地从全球各个国家进口相对廉价、相对优质的产品来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要”,所以进口增加是合理的。

  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则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存在的必然性。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

  “美国现在想要贸易平衡,那就得改变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恢复正常国家身份,放弃美元霸权,而不是一个有超然权利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如此,“别人把商品给你,赚了美元再买你的国债。现在想要贸易平衡,那之前的美元是怎么出去的?”他反问。

  针对特朗普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做法,张茉楠称特朗普是“活在上个世纪的总统”,赵忠秀则用“老套”来形容他。

  由于国际分工不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许多商品的原材料、零部件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然后在中国完成组装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包括贸易的增加值,实际上都转嫁到中国头上,转化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张茉楠认为,现在是全球生产、贸易,把贸易失衡归咎在一国的头上完全有悖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的原则。

  “贸易失衡是指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国际经济状况,也就是相互之间没有投资,商品完全是在一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另一国。现在大量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的生产体系,商品的投资、生产过程发生在许多国家,贸易已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赵忠秀表示,“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未必不懂这个道理,我觉得他这么做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刻意所为。”

    “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国优先!”从竞选总统到现在,特朗普一直在喊着这句口号。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特朗普把中国当作和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主导权的“假想敌”,近期美国的的种种举动也表明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一个筹码,或者是它的战略中的一个步骤。”张茉楠把中美这次的贸易摩擦比喻成一个“火药桶”,“关键不是‘火药桶’本身,而是‘火药桶’想炸的目标。”她说,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服装鞋帽玩具与美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所获利润相去甚远,“美国对中国一直有技术出口管制,如果美国放开,我们就能多进口美国的高级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高,出口额度就大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曾看到一个测算数据,如果美国放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那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的顺差会下降至少35%。

  降低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扩大出口,一个是限制进口。美国对中国而言有技术优势,中国也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而希望从美国多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这种情况下,美国扩大出口,中美可以双赢,而特朗普仍旧选择限制进口的方式,只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张茉楠介绍,美国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打压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包括针对我国企业对美技术投资的安全审查等,“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单单从所谓的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去看待了。”她说。

  近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撰文称,中国在很多领域进步飞速,直逼美国,令美国颇有压力感,这与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情形非常相似。他提醒,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惨痛教训,提高警惕,谨慎行事。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后,美国几次启用“301条款”,对日本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不断与日本进行谈判,促使日本在流通体制、商业惯例等方面进行开放性改革。此后,日元在短时间内迅速升值,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这种剧烈变化也对日本的市场、产业、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泡沫经济”让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其对日本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没有完全消退。

  “中国不能被打乱节奏”

  4月5日,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如果此举成真,美国的所谓惩罚性关税将涉及1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已经和每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贸易额差不多了,如果中国要反击,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话,只能对所有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美国人认为,此举将使中国没有反击的‘子弹’,可以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约’。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此次中国提出了综合反制。”

  李永认为,美国这次发动“贸易战”早有准备,打法也是步步为营。中国明白美国的意图,对形势有清楚预判,更有反制的决心。美国不断放风,说在和中国谈判,目的是安抚国内市场。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开启任何谈判,而中国现在姿态并没有变,谈判大门敞开,反制不留退路。“我们要冷静判断形势,精细地设计应对方案,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退让,美国它就会得寸进尺,所以绝不能退缩,必须采取综合反击措施,坚决应对。”

  对于“综合反击”,专家们认为中国手中还有许多筹码:增加对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空间;精准还击美国农产品、汽车、飞机等;限制稀土资源出口;对从美国进口的服务贸易加征关税;统筹国内市场;扩大“一带一路”;抛售美债等。

  “对美国,我认为不能手软,要针锋相对。其次我们也要更主动地开放,用更加开放的经济来对冲中美之间可能的贸易摩擦。”赵忠秀建议。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不能被打乱节奏,因为我们已经看清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短期内靠妥协或者是利益的让步可能达成的。”张茉楠认为,“求人不如求己”,加快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和核心领域突破式创新,优化贸易结构等都是重要选择。“不能让渡国家的战略利益、产业利益,这是底线。”她说。

  这场贸易摩擦的起因在特朗普看来,在于对中国的逆差导致了美国国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吊诡之处在于,2017年,特朗普创造了美国过去九年来最高的一次贸易赤字。与此同时,从他就任总统开始,美国的就业率却不断上升,谈及就业形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文不断使用“excellent(极好的)”一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张均斌 实习生 尹心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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