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汤敏/文

公益不能拼行政化

毫无疑问，公益不是以行政化为优势的。行政化影响了公益界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妨害了公益创新思想和模式的发展，导致了大批不专业的人借助行政化裙带力量浪费公益资源。

目前，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渐成共识，《慈善法》严令禁止现职公务员进入社会组织，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指针。

公益不该拼钱和拼阔

草根公益圈基本是贫穷的，但这个队列中也不乏有从企业家转型做公益者。

转型做公益的企业家，往往是厌倦了商业中的利益博弈，认识到人生中更有意义或者更适合自己的方向。然而，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蓄意在公益行业“拼钱拼阔”的错觉？我想可能一方面是贫穷久了的草根公益圈本身的敏感性，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的生活和草根公益圈格格不入吧。至于怎么化解这种假象，可能要靠时间来慢慢感化吧。

公益不该拼能和炫技

公益决定既不能拼行政化，也不应拼钱拼阔，那么最名正言顺的恐怕应是以“能耐”论高低。

于是，做互联网的说，“连接”是公益的必杀技，应让公益如病毒一样不断蔓延；做金融的说，金融和资本是公益的必杀技，于是去打理资金、管理好财务；做商业的说，商业模式是公益的必杀技，于是公益要去投身到消费市场、去生产产品，去搞电商开网店……

尽管这些尝试都可以在局部范围或者单一特殊机构内形成一定效果，但终归只是公益领域的“丛林法则”——对局部有利，对总体有害。肆意的互联网炫技，吸取了本就贫瘠的社会公益土壤里的水分，造成了群众的反感和质疑；公益金融如果过分高调和强调高档，容易让公益变成了一个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这与推动公益需要的群众基础是背道而驰的；搞电商、做买卖可让一批公益人衣食自足，但公益有可能在真正的商业效率面前充当边角料，让人容易忘记了列在章程里的使命……

这的确是公益难做之处，但作为基本伦理，公益事业也不应是以炫技为主基调的。

公益可以顶天立地

那么，公益对社会的改良意义究竟该如何衡量？

首先，一个有深远价值的公益事业理应回应的是最紧迫、影响面最宽广的社会问题。

公益是一个需要不断进化的事业，这点和做企业类似——企业从需要解决自我生存、到逐渐做大甚至改变业务范围，逐渐承担起更多国内乃至世界使命，是一场不断自我革命、连续创业的历程。

但公益是一个容易“偏安一隅”的行业，因为“勿以善小而不为”会让我们选择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不断去“做绣花枕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不断去修正出发点，根据时代调整或扩充公益议题。

社会议题在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红十字会的最初形成是为了战时人道主义救援；我国公益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主要面向自然灾害救援、儿童助学与贫困；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问题的不断深化，老人、社区治理乃至文化繁荣都将逐渐成为不同时期的公益重点和难点……公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我们不应为了追逐热点而调整战略，但我们需要对不同时期的公益重心做出应有的响应。

其次，公益应该“顶得了天”——积极去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乃至法制的健全。

随着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密切化加深，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协商的功能，即社会组织应该加强自身理解政策、参与政策、提出建议的能力和水平，让政策制定者听得懂、抓得住、落得实。这样的意见和建议，群众会拥护、政府会接纳，让社会问题低成本地得到解决。

一家公益组织如果剔除了这方面的功能，实际上等于自己砍断了最有力量的胳膊。不论层级多小的公益组织，都可以从改善所在地区的公共政策着手。越是困难的社会问题，越应该去思考的是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因为一项公共政策的推动，改善的可能就是数千万、上亿人的福祉。

第三，公益组织要“立得下地”——研发形成群众参与社会改良的方案，让普通群众成为社会问题的共谋者、共担者、共行者，荣誉普惠于群众。

公益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家机构做了很多，而是更多人做了一点点，让回应的社会问题深得群众痛点和共识，让提出的解决方案深得群众认可，让设计的参与路径深得群众响应。

新时期的公益更应该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去中心化优势，让每个有心成为公益主角的群众都可以在专业平台的支撑下释放他们的热情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