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1月8日是记者节。

　　上周一部门例会，依旧讨论近期选题。有的同事提议，快到记者节了，咱们写点自己的故事吧。有的同事说，咱们的事有啥好写的，还是把版面留给更有意义的事吧。

　　仔细一想，记者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时代的故事、命运的记录。

　　部里年长的同事已近六旬，年轻的同事也过而立。然而，年长者身上依然可见当年的锐气，年轻者身上已不乏成熟的风范。他们无奈过、委屈过，但对职业操守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们悲伤过、彷徨过，但对职业理想却未曾有过一星半点的怀疑。他们始终抱持着一种理念：政治责任、新闻担当、人本情怀、职业品格。

　　于是我们做了个记者节系列和读者共勉。

　　我帮农民合作社“转正户口”

　　这是近十年前的一次采访了。

　　2005年年初，我获知了一条新闻线索：受到农民热捧、先后吸引400多名农户踊跃入会的新绛县北张镇蔬菜协会，成立一年多时间，居然一直没有办理登记手续，说白了还是一个“黑协会”。

　　其中的原因何在？这种情况在全省多不多？职业的敏感让我“揪”住这个线索，一头“扎”到了全省农村。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少地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社员闻讯，竟从十里八乡赶来，激动地纷纷打开“话匣子”。万荣县农民种植服务协会贾村分会会长王少斌不惜推迟一起商务谈判，只为想跟我把“登记难”带给他们的桩桩件件烦心事谈个透。

　　一个让农民普遍犯愁的问题变得面目清晰：我国目前实行的法人登记制度分企业法人登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两种，都不太适合农民合作社的“口味”。如果登记为社团法人，按规定将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而注册为企业法人，倒是允许营利了，但必须要有相当的注册资金，税费也与一般企业一视同仁，这对于肩负服务农民使命的合作社来说，既有失公允，起步阶段也往往无力承受。

　　这种原因造成的“黑协会”在全省有多少？身份不明还会给它们带来哪些羁绊？

　　带着这些问题，我又与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所涉及到的农经、民政、工商等部门负责人一致称赞这一选题抓得好，也正是他们迫切希望推动解决的问题，都很配合地接受了采访。时任省农业厅农经局调研员 （现任省农经局局长）的白剑不仅欣然受访，还主动帮我搜集来了一大摞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扎实深入的采访，让我下笔迅疾，3000余字的新闻调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呼唤法律地位》很快见报并引起强烈反响。时任省长的张宝顺同志作出重要批示，省政府办公厅、省工商局随即联合展开专题调研。当年10月，山西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大幅降低农民合作社准入“门槛”的新政，“只要有5个以上出资人，出资额达到1万元以上，即可赋予企业法人资格”的重大政策创新，让农民“抱团闯市场”热情高涨，山西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10年时光一晃而过，但我时常会从记忆硬盘中搜索、回放这一段采访经历。固然因为这是自己采写的第一篇产生重大社会反响的稿件，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回看都在提醒自己，紧扣工作难点、直面社会热点、剖析当前焦点，这才是这次采访受到大力支持、积极配合，乃至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促成一项重大改革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

　　本报记者 范 非　

　　村委会推选我为首批荣誉村民

　　做记者十余年，因为一直与基层打交道，尽管没有物质上的厚待，但却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坐下来仔细回忆的时候发现竟然不晓得该写哪一件，于是便拣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村委会推选我为该村首批荣誉村民。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途经省城店头古堡，发现这里是一处千年军事古堡，很有特色而且是中国首批古村落，但却一直因为资金政策等问题雪藏“深闺”，无人知晓。虽然偶有游客出入，也有热心人在维护，但荒草丛生的场景、惨淡的经营、不安全的维护设施，让人很是心痛。于是，记者多次奔赴该村，与村民、开发公司、相关领导以及多名专家沟通，了解这座古堡的历史、查阅资料考证，希望能引起各界重视，将其妥善维护开发出来，供市民游玩。

　　一次次的翻山越岭，一次次的蚊虫叮咬，一次次的汗流浃背，总算将其推了出来。文章见报了，引起了广泛影响，也鼓舞了关注此古村落的热心人的信心。随后，记者主动参与了该古堡导游册的编写以及相关活动的策划，没有酬劳，只为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只为心里的那份责任。就在古堡迎国庆晚会的前夕，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出席晚会，并聘请我为该村首批荣誉村民。首批荣誉村民共10人，有专家、学者、摄影家、画家等，都是曾为古堡维护开发做出贡献的人。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开玩笑，或者根本没当回事，直到看到由著名钢笔画家肖刚设计的荣誉村民奖牌，心里顿时温暖起来。

　　虽然这块奖牌不值钱，也仅仅是一块奖牌，在为数不多的十余年记者生涯中也是一件小事，却带给了我很多感动，因为这是我重返采访一线得到的第一次奖励，一次来自基层老百姓的奖励。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个十年前曾接受过我采访、困难时期我帮助过的下岗工人的电话，如今他已经从吃低保的下岗工人变成了自己创业的老板，但是他还记得我，而我不过是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根据采访的实际情况，帮他申请了应该得到的低保补助。事情很小，仅是一块奖牌、一个电话，但这些已经足够我回忆和感动，我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自豪。

　　本报记者 任志霞

　　感谢专家让报道更加专业

　　我所在的特别报道部，专注于采写新闻调查类稿件。不过，如今的新闻调查稿已不再是高大上，而开始向民生热点事件转型。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百姓呼声，我也试图在这些方面开动脑筋、研究选题。不过，很多问题我们需要求助于专家学者。

　　今年夏天，一场暴雨过后，太原道路严重积水。部里安排我对积水成因做个调查。起初我充满担心，这个问题涉及哪些部门？相关部门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一面上网搜索资料，研究城市内涝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一面联系相关部门。恰如我所料，相关部门负责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担心分析得不够全面，生怕惹火上身。几经周折，太原市城乡管委会一位负责人勉强接受了采访，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之后，我尝试找一位给排水方面的专业人士，经多方联系，有两位高校专家多有顾虑，谢绝采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转而上网寻求专家，并直接打电话到省城乡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工程部一位女工程师听说我是报社的记者，热心地向我推荐了她们的一位总工程师，并提供了电话号码，这让我十分感动。

　　然而，让我感动的还有被采访专家平易近人的态度。上网查找显示，这位总工程师是省内著名的给排水设计专家。电话中说明采访意图，这位总工程师略有迟疑后欣然应允。我怀着忐忑的心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他看上去五十多岁，正忙于事务，桌子上还堆着一摞图纸。

　　采访一切顺利，可回来后我才发现，录音笔没有保存文件，只好根据采访本记录的线索和记忆写稿。

　　初稿完成后，我把稿件传给了这位专家，征询他的意见。他不久即作出回复，称文章写得很好，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能有利于解决太原市的内涝问题。另外，他还指出了一个细节问题，让我跟相关部门核实。严谨之风，让人肃然起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炙热的社会责任心。

　　记者不是专家，但借助专家，他便成了专家。正是他们，成就了记者的专业；正是他们，让记者的报道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