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生同志，自1972年在西藏踏上了新闻之路起，便把新闻作为终生的事业，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心力与精力，至今已37年。

　　10多年的高原生活，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涉险探奇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在担任西藏日报编辑的近6年中，他精心处理每一位记者和通讯员的来稿，发现其中有价值的新闻素材，编辑成稿，尽量采用；他经手的数千篇通讯员稿件中，除几篇改动极少的发排原稿外，其余全部修改后重新抄写。1976年他在藏北那曲地区蹲点采访一年。当年春天，青藏公路发生严重雪灾期间，他奔赴唐古拉地带，不顾严重高原反应，深入道班、公路沿线，采访报道了抗灾事迹。夏天，作为第一名进入藏北无人区（可可西里地区的一部分）采访的新闻工作者，他随运送给养的车队，风餐露宿20天，采访报道了平均海拔5000多米高原深处牧民、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作为为数不多的能与藏族民众直接用藏语对话的汉族记者，他经常骑马驮着被盖，带着糌粑、茶锅下乡采访，在西藏71个县中的50多个县留下了足迹。他曾因高原缺氧症而晕倒在采访现场，曾在翻越雪山后罹患急性雪盲症、眼睛红肿暂时失明，还曾遭遇车祸、泥石流、雪崩、与野牛对峙等险情。1980年夏跟随中央调查组工作期间，他白天参与调查，晚上整理材料，不足一个月中撰写内部资料20多份。

　　1983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到人民日报后，他先后在农村部、经济部担任编辑、组长、副主任，紧密跟踪报道了中国农村、城市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举措，热情讴歌了广大民众、干部的伟大创造；针对改革中的难点、热点，撰写大量评论、述评，阐述、解析中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和最新政策。1983年冬，当社会上对少数先富农民说三道四、引起思想混乱时，他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发表在头版头条位置，不仅对稳定农村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引起国际舆论关注。80年代中，当相当多的人怀疑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以工挤农"时，他撰写的苏南农村经济系列述评《挤出来的新格局》等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充分阐述"以工稳农"、"以工促农"、"以工兴农"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90年代初，当部分干部、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方向产生迷茫时，他根据中央的一贯精神，撰写了长篇述评《阔步稳走阳关道》（199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下八栏转二版），用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理直气壮地肯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姓社"不"姓资"，与次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完全符合；1994年撰写的述评《请放心种田，至少30年不变--与农民兄弟聊聊土地承包期延长问题》（1994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引起良好社会反响，被多家地方媒体转载、转播，有力增强了广大农民对中央政策的信心。针对过高估计农村、农民富裕程度从而频频向农民"伸手"的不良倾向，他1991年先后采写发表《邻近"金三角"的"寒极"》（人民日报1991年2月20日二版下半版）、《广西"省尾"》（1991年12月20日一版下八栏）等报道，指出农村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引起当时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宋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在此期间，他还敏锐地察觉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弊端，发表《再造"苏南模式"》的署名文章，鲜明提出该地区应打破单一集体经济旧格局、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新格局的观点，引发了大面积的讨论，对深化农村改革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2年，由他编辑的人民日报社论《千万不可忽视农业》，荣获中国新闻一等奖。在农村部、经济部工作的11年间，他继承人民日报优良传统，认真对待来自基层通讯员的稿件，经常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精心编稿，配写评论，积极推荐给一版或经济版显著位置刊用，不仅增加了报纸的贴近性，而且密切了党报与基层的联系。经他处理的通讯员、地方报提供的稿件在万篇以上，他撰写各类的各类评论有数百篇。他受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曾多次参与制定有关改革政策的研究，并被聘为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特约研究员。由于经常撰写、发表有关农村改革、政策的文章，他受到基层农民的注意和信任，他经常受到基层干部、农民的来信，还不只一次有农民来到报社传达室，指名道姓要"找吴长生问中央政策"。

　　1994年7月参与筹备、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担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在分社工作的5年中，除坚持继续以"吴酩"的笔名撰写、发表评论外，他还积极探索新闻改革的新路子，例如，他倡导创办的新闻图片报道专版《华东传真》以及建立的新闻图片通讯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作品多次获奖。再如，1995年他在中国新闻界率先提出"新闻扶贫"的创意，并借助华东新闻的平台精心策划、实施。在近一年时间里，华东新闻以50多个专版，分别报道了华东六省的56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没收取一分钱，记者到县里采访食宿费用也全部自理。这一活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贫困地区，而且在新闻界引起连锁效应，对改变媒体形象产生了积极作用。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全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同志，分别发表专文，加以肯定和倡导。

　　1999年转任人民日报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他在努力了解、熟悉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的基础上，很快在人民网开辟了《香江客语》专栏，以笔名吴酩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3年多共计近200篇，其中160多篇文章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风行云动：香港"后97"图景》），打破了内地媒体不评论香港的"惯例"，引起了香港社会及外国驻港机构的密切关注。他的署名评论，经常被香港各类媒体突出转载，对扩大党报影响、壮大我方舆论力量、改变香港舆论生态产生了积极作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都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驻港期间，他还应邀为香港多家媒体撰写了大量社评和其他评论。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他带领记者深入采访、适时撰写了反映香港与非典抗争的长篇述评《抗击非典 香港昂首踏过荆棘路》（2003年5月7日人民日报5版整版；荣获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作品奖），受到李长春、刘云山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扬。李长春同志批示："此文很好，不仅会大大推动香港的防治非典工作，其政治上的意义也不可低估。这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刘云山同志批示："新闻宣传如何为大局服务？关于香港抗击非典的报道就是很好的范例。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2004年底调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后，他注重强化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和深度报道的传统优势，着力抓国际评论工作，不仅自己带头研究国际问题、撰写国际评论，而且采用评论务虚例会等形式，增强全部编辑、记者的评论意识，建立相应的业务保障机制。他还带领编辑人员走访重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与专家、学者交流、座谈，建立起涉及领域广泛的专家学者写作网络，不仅增强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促进了评论质量的提高。很快，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就实现了大事必评论、天天有评论，其中最主要的《国际论坛》专栏由原来的每周一两篇文章，增加到每周五篇。为了更好体现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增加中国媒体在国际大事方面的话语权，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他注意发挥国际部集体智慧，于2005年10月起推出"国纪平"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国际方面最重要的评论，"国纪平"从一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他主持写作围绕重大国际问题或阐述我国重要外交理念和政策的"国纪平"文章，已经发表12篇，其中2006年8月15日发表的《从参拜靖国神社看错误历史观》，2007年11、12月发表的《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系列文章，引起的反响尤为强烈。

　　在担任部门领导的20年中，他始终倾力抓队伍、业务建设，言传身教，带动了一批业务骨干的健康成长。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5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9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被评为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曾数十次获中国新闻奖等部委以上奖励。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