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智

梁思礼（左）与父亲梁启超（右）极为神似。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梁启超9个子女，个个优秀，其中3个成了院士。梁思礼被叫做“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变成属于梁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正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为我国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怀揣救国梦回国效力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

　　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业余选手”仿制首枚导弹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

　　“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开创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这种方法只对批量生产有效。和国外不同，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单件生产，每个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既无理论也无方法。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事，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最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1/3的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则要花100元钱……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10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大力倡导航天软件工程化

　　他如同一头拓荒牛，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开拓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的处女地。上世纪80年代初，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领域。“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一次出国考察，让梁思礼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差距。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系列飞船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度。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梁思礼醉心音乐，对体育的“瘾头”更大。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他还喜欢游泳，并学会了“水母式”泳姿，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已至耄耋的他，仍然没有减少对体育的喜爱，只要有重要赛事，他都不会错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他还像年轻人一样凌晨起来看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