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荣毅仁（左一）、胡厥文（左二）、盛丕华（左三） 并肩步入中苏友好大厦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场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垮台，上海滩上大大小小的富户、款爷们都面临着一个走与留的选择问题。对于民族资本家来说，那的的确确是道前所未遇的难题。跟国民党走吧，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腐败成风，早已失去了人心，何况那时台湾几近荒蛮之岛，香港更是弹丸之地，一下子蜂拥过去那么多人，市场有限，还不是等着让地头蛇“宰”?不走吧，共产党都是穷棒子出身，能对老爷们好吗?听说共产党要讲“共产”呢，说不定哪一天
财产都要充了公……思来想去，许多人家都采取了兵分两路的办法，走一半，留一半。有的是把孩子们先送出去，安排好，年纪大的则留在国内，“留守”那些搬不走的固定资产。荣家基本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少部分留在大陆，大多数人远走他乡。

　　荣德生先生坚持留在了国内。他的儿子荣毅仁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坚决不走的原因很多。第一，他从未出过国；第二，他不愿抛开他亲手创办的事业；第三，抗战胜利后他被绑过票，知道国民党的人在搞他；第四，他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些措施，感到不满。”作为儿子之一的荣毅仁先生，以及他的部分姐弟，也随父留在了大陆。他成了荣家第二代人中留在大陆的最为传奇的人物。

　　荣毅仁从一个富家子弟、少东家、总经理，历史性地成为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中信公司老板和国家副主席。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适应了新的社会生活，与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好朋友，于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率先把荣家在大陆的企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全国的工商业者中竖起了一面旗帜。这时荣家的一举一动，可绝对不是荣家一家的事情，而是牵一家动万家、甚至动全国的事。荣毅仁可谓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在“三反”、“五反”的时候，他也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洗礼”。那时一些企业中的工人，像土地改革中斗地主一样斗争工厂主。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老板们很多都是统战对象，且不说他们手里有大量资金，他们几十年间累积起来的商业经营经验，无疑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运动一旦搞过火，老板们就要成群地往香港跑了，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统战”功夫就白费了。但运动又是不能不搞的。怎么办呢?

　　精明的陈毅市长与市里其他领导商量了好几天后，采取了一个高明的办法——从全市的老板中选出303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老板，每天集中到外滩的沙逊大厦(解放初是华东局财政委员会办公处)的五楼，与本厂的工人“背对背”地搞运动；而把那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放给基层的工人，让他们面对面地“运动”去。这就是有名的“303组织”。

　　荣毅仁无可逃脱地成了303个当中的头号成员，一来因为荣家树大招风嘛，二来其他荣家子弟都走了，只剩他在，不找他找谁呢?还有刘靖基、经叔平、郭棣活等人，连续一年，天天去沙逊大厦五楼学习，这在当时也算是苦心照顾了。工人们在工厂里搞揭发，写成纸条交给工作组；工作组的人员手捏纸条来到沙逊大厦“卖关子”，叫老板们“自觉交代”，还要互相揭发，互相教育帮助。不自觉交代的话，空气就紧张了，标语口号就掀过来了。有两个老板是带了自杀的安眠药去会场的。荣毅仁经过这样长达一年的“洗礼”，头脑还能不清醒吗?

　　当他与刘靖基等人第一批被宣布为“基本守法户”的时候，303个老板都激动地欢呼起来了。据说后来毛泽东又对荣家特别另眼相看，说是不要那么小器嘛，给人家个“完全守法户”嘛!

　　公私合营完成时，荣毅仁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