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苍翯

　　“你的学校，有没有一座‘逸夫楼’？”近日在网上，不少网友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怀念邵逸夫——晒晒你们学校的“逸夫楼”。有网友还亮出用网络搜索“逸夫楼”这个关键词所得出的地图——图中，密密麻麻的小点都是邵逸夫多年热心教育慈善所留下的最好证据。

　　早在1973年，邵逸夫便曾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邵逸夫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外界鲜有争议。公益人士指出，这源于其规范的基金会运作与管理。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国家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可以说，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国家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那么，企业为什么而捐赠？我们为什么而捐赠？其实中国的慈善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和唐朝时的寺院济贫赈灾，长盛不衰；宋代的时候养老扶幼做的非常好；元代时候医疗救助是个亮点；明清时间，民间慈善群体首屈一指。那么现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名流、明星企业家、离退休干部，做慈善非常踊跃，为水灾、为地震、为贫困学生、为艾滋病、为白内障等等。不过相对于国外一些富豪，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四代连续巨资捐款；比尔·盖茨一半以上财产已投入慈善事业，另外一半财产也早早立下遗嘱，死后99% 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相比他们的这种慈善氛围，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善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所做的善举。这里慈悲的心理，指的应该是爱心、同情心。笔者相信怜悯之心人皆有之。笔者也相信尽管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无力去彻底改变他们的处境、无力去消除他们的贫穷。但是，我们会为他们尽自己的一份力。

　　有人提出“钱多无需捐”。笔者认为捐赠是能力和意愿的体现。捐赠应是常态下的理性选择，公民个人或家庭在没有行政强制、道德胁迫和冲动盲从的情况下，以资源与预算约束为起点，就要不要捐、捐给谁、捐什么、捐多少、怎么捐等问题进行决策并付之行动。通常，能力大意愿强者多捐早捐，能力小者、一般者不捐或少捐，受助者获得能力提升。在这里，不管实际付出的是钱、物品、时间还是其他，捐赠者和受捐赠者是对等的，大慈善家和未捐赠者也是对等的；在这里，有赞扬没有歧视，有游说但没有指责，有批评但没有漫骂。

　　捐赠是权利的主张。慈善与公益，虽然扎根于个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长期是宗教或政府的附庸。捐赠也是感同身受的现实诉求。“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这些击中内心深处柔软的感动，让我们付之行动。许多人相信，人不能长期而孤立地存在，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取暖。许多人认同，“我们”这个群体，是由许许多多差异化的个体构成的，在大的时空体系和制度背景中，个体间的不幸遭遇完全有可能互换，人们需要以慈善之心、志愿精神和公益行动，把美丽心世界演化为现实的“完美世界”。在这样一种视界中，捐赠是互助而不是施舍，是祈愿而非恩赐，它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

　　西方文化看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要客观些。须知慈善并非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完人之美德，而是几乎人皆有之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