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温饱为志 不昧天理良心——专访《于成龙传》作者王振川(图)

发布时间:2017-04-13 09:09 | 来源:三晋都市报 2014-11-24 A1版 | 查看:235次

《于成龙传》作者王振川。

  ——本报独家专访《于成龙传》作者王振川

  有人说,读一部好书,就如同结识一位高尚的人。从11月11日起,本报开始独家连载由山西本土作家王振川编著的《于成龙传》,带领大家领略一代廉吏于成龙不平凡的一生。很快,这本传记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周,记者赶赴运城市,以期走进王振川乃至于公的精神世界。出发前,特意找来20余万字的传记书稿,不知不觉间就读完了,仍觉意犹未尽。作者以独到的时代视角、得当的辨析取舍,让这位廉吏从历史深处走来,呼之欲出,为我们呈上一部对匡正社会风气大有裨益的清新读本。

  他身穿对襟布衣,态度谦和,待人真诚热情。在他的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法习作,其中包括于成龙诗抄、语摘等等。观其气韵风骨,与于公刚柔并济的笔墨倒是略有相通之处,豪放中不失婉约,柔和中映衬着刚强。

  王振川,1968年生于山西万荣,现供职于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吏事千秋》《天理良心》《龙争虎斗中国史·五代十国传奇》《龙争虎斗中国史·宋朝传奇》《于成龙传》等。

  客观评介

  以质疑的眼光看于公

  有数位读者表示,他们被《于成龙传》所打动,不禁为之落泪。在写于公时,王振川会有怎样的情绪变化呢?是否也曾热泪盈眶?

  他说,自己并没有为此落过泪。这是为什么呢?“最初写于公时,我非常注意,千万别受古人的骗,处处用质疑眼光看于公。所有的细节都想问几个为什么?有没有夸张、溢美或虚构?这掉不出泪来。倒是后来,渐渐被于公感化了。尤其是于公晚年受屈,我心里也挺难受。他写的几段文字,如《祭母文》《请假归葬疏》等,有些句子很让人感动。康熙皇帝写的几封诏书,里面一些词句也令人感动。”最终拨云见日,将一个个质疑解除后,他发现于公的清廉丝毫没有掺假。

  那么,他是如何与这位廉吏结缘的呢?“2000年央视热播的《一代廉吏于成龙》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我一集不落地看完,不仅记住了他这个人,连演员李万年浑厚有力的嗓音也记住了。之后曾在网上查过于公的传记,但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就放过了。”2006年,运城市政协编撰《河东文化丛书》,分配给他一部“名吏卷”,写成后取名《吏事千秋》,“写了几十位官吏,有廉吏、能吏,也有名吏、酷吏,但都与河东有一定关系。通过写作,我对中国古代的官吏有了一定了解,心里很敬重那些造福一方的廉吏能吏。”

  2008年,吕梁市政协拟出版《吕梁文化丛书》,王振川受周宗奇、权文学等作家推荐,撰写其中的“于成龙传”。

  “能够以写作形式,向于公表达一点敬意,真觉得是很大的福气呢。”他笑了笑说,第二年,即2009年夏季去过一次吕梁。

  “网上资料不少,但很零散,收集了一批,没日没夜地读。后来在某旧书网上找到了《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和《于清端政书》。写作过程中主要是查资料的困难,一个小小细节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如大海捞针,最后查出来也不过是平淡叙述,一笔带过。每天虽是写写歇歇,十分注意调节,但还是闹得小病丛生,狼狈不堪。此书在出版时定名为《天理良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告诉记者,2012年,因手头的《天理良心》书本太少,无法遍赠朋友,就将书稿贴到了网上,没想到意外结交了投资建设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吕梁企业家高林清,由此引发了该传的第二次改写。

  “在林清兄的支持下,我重新阅读资料,有了疑问就和他沟通,发现原来《天理良心》中的不少错误和不足,一一进行修改和补充,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于公。最后将书稿定名为《于成龙传》,交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即于公的著作集《于成龙集》,另外也参考了《明史》《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永宁州志》《中国通史》《清稗类钞》《读史方舆纪要》《历代职官沿革史》等等。”

  2014年,《于成龙传》被列入“三晋百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于是,他在此前的基础上,调整了书名和章节名,并从头至尾又润色修改了一遍,删减了个别章节,调整了个别语句。

  “我的第七本书《魏风悠悠》即将出版。另外还参与了《三晋史话》中《运城史话》的编写,仍未完工。写作主要在工作之余抽空写,基本没有专门请过假。”王振川自我评价道,“作品风格像与朋友谈话交流,比较亲切,其实算是网络写手的风格。写作尽量平和,通俗易懂,且有趣味,符合历史事实,绝不虚构,拿不准的就用探讨口气。”

  他说,没有想成为什么大作家,只想做个好读书人、真读书人,“当然,当个作家也挺好。”

  天理良心

  于公一生坚守此信念

  于公45岁以贡生出仕,为官仅23年,从七品知县升到一品总督,受到朝廷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考察他的做人为官之道,对我们后人会有很多启示。

  “我认为主要有五条,分别是清苦节俭、热心公益、勇于任事、关注全局、与人为善。”王振川分析说,于公出身并不贫寒,家族历代都是富裕乡绅,但清苦节俭是其家风,并不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当时官员俸禄比较低,但于公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做公益慈善事业,没有补贴过家里,其家庭却经常捐出家产救济灾荒。他三个儿子都是大慈善家,特别是长子于廷翼,最多的时候曾同时救济几千户人。

  “现在人们热衷于宣传廉吏,反而忽略了于家力行慈善的历史事实。而且,于公并不是那种只知埋头工作的书呆子官员,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经常关注全局,替上级出谋划策,因此深得赏识。”他还发现,于公不贪图财利,也不留恋功名,不仅常在诗作中流露出急流勇退的情绪,也多次付诸行动,向上级和皇帝上书,要求辞官归隐。但在特殊的战乱时代,他的请求一直未获批准,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赴任时,于公曾顺道拜访当年学友,说了一段传诵后世的上任名言,发誓不以温饱为志,不昧天理良心。在于公心中,效忠于一家一姓只是片面、狭隘的“忠”,传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致力于恢复太平盛世,才是“大忠”。

  “反观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污吏,有几个是没才能的?只因他们心中没有这道‘天理良心’的道德底线约束与匡范,所以再大的本事,都可能会用在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邪门歪道之上。”

  “于公是个办案高手。他的真正名声,就是在黄州府任期内治理盗案创造的。不过他曾表示自己办案子并不神,只是个‘诚’字而已。他做得很努力很尽心,对得起‘天理良心’,对得起国家和百姓。”王振川十分愿意相信,一生讲究此信念的于公,完成了他的从政誓言,达到了他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王振川的眼里,于公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敢和上级顶嘴吵架;又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人,面对不正之风绝不姑息。他还是精明多智的人,面对繁杂政务总能想到有条有理的解决办法;是勇于担当的人,数次在危急关头都敢于挺身而出,破格办事;是宽厚仁慈的人,对属下的小失误能够包容原谅,而对百姓的疾苦,则经常伤心地泪流满面。他也是一位浪漫风趣的人,面对风花雪月、名胜景观,喜欢吟诗填词,完全是一副文人士大夫的情调。”他形容于公的外表是身材高大、目光如电,长相十分威武,特别是在晚年时,“白须伟貌”是其标准形象。

  当于公去世100多年之后,晚清理学大师、名臣曾国藩老师唐鉴对其清廉、勇敢、仁爱亦非常认可和佩服,最后点出他是“吏者之师”,是官场上的大理学家,“于公虽不擅长理学的理论,但他是真正的实践家,把大理学家的理论都做到了。”

  王振川说,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于公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安贫乐道

  崇敬诸葛亮淡泊宁静之心

  除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外,王振川近年潜心研究国学经典且颇有收获。他认为,国学,就是让每一位中国人活得更中国,活得更像中国人。他十分欣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言中所写的一句话:“研究本国历史者应对本国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

  “于公平生很崇拜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是诸葛亮,座右铭即‘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其54岁时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

  作为天津南开大学的高材生,王振川在大学时代学的是中文,但他还是最爱历史。起初发表作品,是1993年在《山西日报》发表的《唐朝山西的王姓诗人》。参加工作之初,单位办广播电视报,他写了不少评论,颇受欢迎。2003年至2007年,在《山西文学》发表过部分作品,后被评为优秀作家。

  “我自己有点像书呆子,不喜欢升官发财,就喜欢读书听戏练字打拳,比较淡泊随缘。但出第一本书《吏事千秋》,写了一批名吏,第二本写于成龙,又是大廉吏,好像和历代官吏很有缘。”他说自己天生喜欢读古书,喜欢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网名即“清凉明心”。

  “当初给《西湖评论》杂志投稿,主编是位年轻的佛教徒,经常给我一些佛教资料,解答一些疑难问题。我质疑了他好久,后来就渐渐开始信佛了。2002年,我开始创作第一部书《憨山大师传》,写完未贴出,在电脑里藏了多年。前几年上传至天涯论坛,受到好评,后被成都文殊院《空林佛教》杂志连载,现在还未载完,在佛教界反响还不错。”

  于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熟读儒家经史,还浏览佛典道藏,可谓儒释道三教之精髓合一。他一生信奉“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又信奉因果报应、行善积福的佛道观念,总结出独特的“天理良心”格言。“按于氏家族的传统,也历来重视宗教信仰的教化。”对此,王振川深有体会。他认为,三教皆具备一种功能,那就是能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但又各具特色。

  “佛教的根本道理是万法皆空,放下执著,教化人们解放思想,不要执著于固定概念。因果报应观念,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好处,可让人心存敬畏心。不过,佛教虽有可借鉴之处,却不教人如何为官,若研究做人为官之道,还是要多读儒家经典,学习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家突出社会责任感,告诉你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谈到道教,他认为涉及一个未解之谜,“于公在黄州为官时50多岁,身体瘦弱且常生病,凭这么一副老年文官的身板儿,却英勇善战,砍杀48个敌人,我猜测他在青年时代曾打过仗或学过武功,会是在哪儿学的呢?有人说,可能小时候上道教圣地——北武当山学过武功。”

  “我觉得,安贫乐道,读书上进,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生活中应保持善心,随缘做些好事,日子会过得很快乐。在有思想压力的时候,尽量想办法抒发排解,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要自甘堕落。”他的目光柔和,语气平静,充满了哲思。

  树清廉风

  我们可借鉴明清官吏制度

  “于公在罗城任期超限时,朝廷按照相应制度和程序,便会自动提拔。也就是说,只要你‘进了账就给你算’,如实录入官员功勋,所以当时的官吏制度很严密完备,也属于‘依法治国’,很重视制度建设,且在不断调整,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仅靠‘人治’。虽然,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但把很多缺点改掉了,只是比明代更专制,皇帝的权力更大一些。”王振川认为,明代有个缺点是皇帝经常“不上班”,皇子不好好学习。

  同时,他发现历史上的山西官吏有个特点即能文能武,可“上马杀敌,下马草檄”。

  王振川总结道,于公的天下第一廉吏,一是自己主观的养成,二是特殊环境的养成,三是时代需要的养成。即内因加外因共同塑造使然。于公被举“卓异”之后,客观上就需要好好保持此名声,坚持原来的做法,这是社会塑造的一面。再后来,国家社会都需要廉吏,也需要树立最好的典型,对他的宣传很多,也外在地塑造了这个天下第一廉吏的形象。

  “现在很多人,刚开始工作时,也都有做好人好官的初衷,但往往顶不住诱惑与压力,慢慢就随波逐流了,有些还会变本加厉。”如何改变这个局面呢?他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教育,不是惩罚,而是改善用人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能像清朝官员和皇帝提拔于公那样,早早把一批埋头苦干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来,让他们和其周边的人看到希望,很多人就不会自甘堕落了。至少,有70%以上是选贤,30%以下是照顾关系,社会风气都不会太坏。

  王振川还有一个新发现。于公升官快,不仅仅是由于康熙皇帝本人的眷顾,和名臣魏象枢的秘密举荐也有很大关系。但魏象枢为了防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于公去世后才在吊唁诗中写道:“当年荐草曾闻否?历尽平生一语无。”所以,于公在世时,根本不知道魏象枢帮过自己的忙。而且,魏象枢曾提出整顿吏治,康熙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通过写于公传记,王振川对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和官吏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以前,我们把封建社会说成一团黑,是万恶的,没有看到人家的优点。明清时代的官吏制度有很完备的一面,应该借鉴。树立清官典型的方式也很有意义。不过,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风气。要让人感觉到正道好走,邪道不好走,这就是好风气。让人感觉正道走不通,邪道反而快,这就是坏风气。诸葛亮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句话里藏了多少感慨啊!”

  在作者王振川的心中,同样也藏有无限感慨。他讲道,清官于成龙的做官信条“天理良心”,重新树起这样的清官形象,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作用。

  本报记者 李尚鸿 文/图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不以温饱为志 不昧天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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