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勇至今还是更喜欢讲贵州话，因为这是令他感到舒服的乡音。

　　2013年，得知自己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时，这个1982年出生的仡佬族小伙正在田间。作为贵州省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忠信镇水石脚村的村支书，郑维勇当时有点不敢相信：我这么基层的干部也能去北京？

　　郑维勇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长辈们是老农民“老伯子”，他则把自己看作年轻农民“小伯子”。从出生到现在，他的生活一直围绕着那片大山。

　　他把对大山的关注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履职5年，郑维勇的建议都与家乡发展有关。他建议加强乡间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设施。因为家乡一有暴雨往往会爆发山洪，农田不是涝，就是旱。他关注农村公路的修建，尤其建议加快县县通高速公路的进程。

　　一开始，郑维勇对自己声音的力量并不太有信心——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怎么就听得进一个年轻基层干部的话呢，他猜测“也许就是敷衍答复一下，或者连答复都没有”。

　　慢慢地，他看到了自己的建议带来的改变。他所在的道真县通上了高速公路，到省城贵阳的路程从七八个小时缩短为3个小时，他关注的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也被写进了“十三五”期间交通发展规划。

　　这个基层村支书的愿望，汇集在国家农村建设的大潮里。他认真研读了最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每年有20万公里的农村公路被新建或修建完成，绵延在这片国土之上，连缀起广袤乡村。

　　在村里，男女老少都叫郑维勇“小郑”或者“郑代表”。村民大多一辈子都没去过北京，深深为自家孩子的人大代表身份感到自豪。郑维勇第一次履职归来，村口聚集了不少人，很早就来等着迎接。他们想知道人民大会堂什么样，郑维勇坐在哪一排，电视里能不能看到。

　　“郑代表”的履职工作，也不仅仅只停留在每年全国两会召开的十几天里。他知道，自己要成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大会堂之间的桥梁。

　　郑维勇的手机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响起，几乎都是陌生来电。他每次下乡，都会把手机号码留给村民。而村民则乐于向他“讨说法”，从政府决策到邻里纷争，其中很多并不在郑维勇的职责范围内。他挺自豪，“他们信任我”。他和村民们用贵州方言交流。一位谁也劝不住的“娘娘”（即老太太），谁的话都不听，只服这个小伙子。

　　这个基层代表逐渐明白，提建议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无数个平常的日子和具体执行落实，才能帮群众更好地利用政策成果。

　　农民的儿子热爱大山，也试图将山外的新思想带给这片古老的土地。政府在村内修建农科基地，请来了专家，说服农民的工作花了他很大精力。起初，“老伯子”们不理解：自己种了一辈子地，都是辣椒成团种下，果子结满枝头，小年轻居然一个坑里只种一棵辣椒，好好的果树枝干还要截掉。收获的季节来时，“老伯子”们终于接受了新观念：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优质的农产品卖得更好。

　　今年是郑维勇作为十二届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他还记得，第一次履职时，自己是“悬起”的，吃不下，睡不着。如今，他已经想明白了“代表”意味着什么。即使未来不再挂着这个身份，他的生活也不会改变多少：在家乡的农民中间，“带头学、带头说、带头干”。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裴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