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自己的奖章 老兵期待1962年中印战争的国家纪念(8图)

发布时间:2016-11-26 20:06 | 来源:南方周末 2013-08-01 16:10:37 | 查看:2918次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雍兴中 图 翁洹 实习生 田香凝

何洪昌,73岁,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他和老伴。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0元,是制作一枚奖章的价格;

  50年,是等待一枚奖章的时间。

  经历了对公开纪念漫长的等待后,都江堰、彭州两地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们,决定自己给自己发一枚奖章。

  和很多老兵一样,提议给自己发奖章的彭维松,也是在退休之后,越发在意那场战争一直未有官方纪念。每年10月,他总会打开新闻联播,看是否有关于中印战争的报道。有是有,但都是报道战败国印度方面的有关活动。

  1962年11月18日,他们都是55师163团的成员,在中印边境西山口打响了战斗。是役是中印战争的最后一仗,尔后堪称大捷的中国宣布全面停火,和平在刻意的低调中维持至今。

  在国内,人们对那场战争知之甚少,曾经二十上下的参战士兵,在迈入古稀之年时,也走进了被遗忘的角落。他们寻找着彼此,共同的记忆在白发和皱纹间流淌,如今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要忘记自己。

  发奖章的提议获得全体通过,全体是多少?70人。2012年建军节前夕,在彭州的一处农家乐,老兵们领到了自制的奖章,戴着它合影留念,喜气自溢。这让没有参加的老兵十分羡慕,也希望有一枚,负责制作的杨建余说,没有那么多了,只做了100枚。

  而这100枚奖章,在那之后的一年,也没有什么机会与人见面。它能够出现在什么场合呢?隆重的纪念大会,还是家人团聚的饭桌?事实上只有记者到访,老兵们才会把它从小盒子里拿出来,讲述那些家人早已听腻的故事。

  “话可是中央说的”

  1962年的冬天,青海民和县163团2营营部,通信员杨建余守着步话机。

  西山口战役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11月22日毛主席命令全线停火,12月1日又主动后撤,原本秘密入藏的163团很快回到了民和县驻地。杨建余记得,出发时部队把来不及收的青稞全扔在了山上,回来时都不见了,就像一些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战场上,朝夕相伴的步话机是杨建余的保护神。在西山口冲一段300米的封锁线时,每跑10米就要卧倒,杨建余看到有人牺牲,有人躺倒腿不住地打颤,而他总是用一种不标准的姿势,将背上的步话机迎向子弹,希望最后自己被击中时威力还不致死。最后,当他们冲到碉堡前,看到了小山一样的机枪弹壳。敌人被击溃了,杨建余和步话机都没事,依然可以回到后方享受平静。

  这一天的平静,是被中央慰问团打破的。战友跑来告诉他,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在团部礼堂演出。杨建余这一年22岁,还是喜欢热闹的年纪。他跑向团部礼堂,看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中央慰问团带来了一支乐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乐器,听人说是一支管弦乐队。很多年后,杨建余已记不得那天观看了什么样的舞蹈,听了什么样的相声,他只记得回到营房,部队发给了他一大堆中央慰问团的慰问品,其中有一条雪白的毛巾,上面写着——

  “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当奖章从天鹅绒的小盒子里被拿出来,看到正面“中印反击战”五个字,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是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珍藏,但实际上它被制作出来刚好一年。

  72岁的杨建余一手拎起奖章,一手翻过它的背面,奖章上的话来自1962年的中央慰问团,样式则完全模仿了军功章。认真地解释:“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两句话可是中央说的。”

  在老兵们的记忆中,50年前到访的中央慰问团,是国家对中国对印反击战唯一也是最后的纪念。演出之后发的每一件慰问品,老兵们说起来如数家珍,那包括:三五个信封,一叠信笺,一只搪瓷茶杯,一支英雄牌钢笔,还有一条雪白的毛巾。

  这些不过是日常用品,在普通人家不知要更换几何,老兵却记得每一个卷走记忆的漩涡。

  “搪瓷缸在甘肃坐火车时丢了。”曾在炮营服役的刘成全语调沉缓地回忆,当他转业到刘家峡水电站,时间就开始一点点剥离他与军旅的联系,“英雄钢笔在学习安全常识时,不小心挤坏了;信笺丢到刘家峡水库了;有一年家里着火,白毛巾烧掉了。”

  毛巾只有少数人还保留着,只是雪白已经变成了鹅黄,但有一份精神寄托附着其上。给自己制作一枚奖章,便是缘于这份寄托无处安放。

  2011年11月18日,彭州原163团战友第六次聚会。这是多年前西山口战役打响的日子,在老兵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的刻印。聚会是杨建余和战友何洪昌发起的,这一天大家聊得最多的是:眼看第二年就是中印战争50周年了。

  有人提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封信,给所有参战的老兵发一个50周年的奖章。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考虑起如何行文、如何措词。

  这时来自都江堰的战友彭维松说:“干脆我们自己做个奖章吧。”

  这个提议先是引起了一阵讶异。“奖章只有军委才能发嘛,我们发算什么?”有人说。但杨建余和何洪昌都觉得可以:“军委发的叫军功章,我们自己做的是纪念章,没啥子不可以。”

  “开个亚运会都有纪念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彭维松看来,是不是官方发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后人证明,老兵们曾参加过那一场战斗。

  最后,给军委的信仍然要写,而发奖章的动议也被一致通过。72岁的杨建余和73岁的何洪昌开始操持这件事情。

  次年7月,何洪昌让女儿在网络上找好了厂家,杨建余通过亲戚在成都谈好了价格,每枚30元,然后由何洪昌往返成都与厂家商量定稿。

  何洪昌回忆,让他来跑这件事,是因为老兵中他的身体还算好,可年龄确实不饶人。“第一次从彭州去成都,转了三次车才找到厂家。”到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老板不在,在7月的酷热里,他等到下午3点才办成了事儿。

  后来何洪昌往返5次只为商定好奖章的细节,最特别的就是要在背面加上一句话:“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50年前,毛巾上印的就是这句话。

刘成全,70岁,在村子里和老伴相依为命。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彭维松,70岁,他一直珍藏着中央慰问团发的毛巾和杯子,这些在老兵心中,是带着记忆的纪念品。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刻骨铭心,怎么也忘不了”

  1962年11月17日,夜,佳山口没有月亮。

  163团接到的指令是在18日正面主攻西山口,而西山口前的佳山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3营接下了拿下佳山口的任务,预计伤亡会达到90%。

  彭维松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视野内只有战友的背影。背影跑起来自己也跟着跑,背影蹲下休息自己也蹲下休息。夜间行军不能有一丝光亮,首长看地图,也要用三件雨衣遮蔽起来。

  白天,他曾看过佳山口。山上长满了大杜鹃树,没有开花,但保持着绿叶,山谷中有流水,森林里有猿猴,深山中还覆有一层新雪,本来是一个景色不错的地方。

  但自从一进山,这里就充满了危险,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岭从未给一支军队预备过道路。各连原有骡马驮补给,但进山不久几匹军马就掉进了深涧,不少战士踩着雪滑进河里,打湿了棉衣棉裤,冷得直哆嗦。剩下的骡马因此被幸运地放生了。

  雪唯一的好处是随手可以抓到嘴里解渴。出发前,部队给每人发了一天的给养——炒面和白糖,两样吃起来都需要水。战前吃最后一顿饭时,营长说,多吃点,打起仗来可能一天都吃不上饭。

  彭维松是炮连的,心情也并不轻松。他不知道战斗何时会打响,黑暗与寂静中,大家的弦都紧绷着。

  “啪!”一声枪响从黑暗中传来,在寂静的山中如同惊雷。

  50年过去了,回忆仍是鲜活。

  “当时3营8连的文方富走火了。”张龙凡是3营的通信兵,记得当时参谋长和副师长气得要枪毙文方富,因为山的对面就是敌人,队伍随时可能暴露。这时8连的指导员站出来说,枪毙又会有枪响,不如等仗打完再说。

  幸运的是,佳山口的守军已经逃走,文方富走火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后来的战斗中他表现勇敢,也就没人再提枪毙的事。

  那之后的很多年,上自庙堂,下至民间,那天的战事像深山的溪流般静静地流淌,也没什么人再提中印战争的事,烙印已经打在老兵记忆中,直到晚年变得越来越清晰。

  1965年前后,老兵们各自退伍转业,有了新的职业和生活。对比参军的时间,他们的第二职业无疑要长得多,但让他们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西山口。

  这种只有上过战场才能体验的感觉,“刻骨铭心,怎么也忘不了。”张龙凡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训练再苦,上战场就那么一两天,激烈的战斗可能就几个小时,而就这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有的战友就牺牲了。

  “我们那时受的教育,战友牺牲了,要坚强,要勇敢,心里难过也不会表现出来。”彭维松脑海里始终忘不了一名叫王道树的战友,他本来已经去了文工团,打仗时又分了回来,通过封锁线时牺牲了。和所有老兵一样,当他讲述这段往事时,语速缓慢,目光散开,仿佛看到了战友牺牲的样子,或者自己几乎同时死去。

  战场记忆以年为单位,在脑海里不断单曲循环,一旦想要找个出口,即使在家人那儿,也要碰一鼻子灰。

  “又到这一天了。”每年的11月18日,刘成全都会咕哝这么一句,得到的结果是:“老婆都听烦了。”

  年轻的时候,妻子袁新旭也听刘成全讲打仗的事,听他讲被垂死的印度兵抱住大腿,战场上战友在身边牺牲。但随着岁月被烟火熏烤,那些有关残酷与牺

牲的故事,家人们不再听,刘成全也不再讲。

  “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没有用。”袁新旭说,在刘成全家,也就女婿喜欢军事,愿意听他讲一些。战争经历留给这个家庭仅剩的纪念品,是一个饭盒。那是刘成全在战场上缴获的,饭盒一直用到磨破了底。

  “那些事,讲一次就够了。”这是大多数老兵家属的态度,90后的孙辈们甚至会觉得:“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当刘成全说战友们集资做纪念章,需要30元钱时,妻子竟然表示了反对。“你一天天从包包里拿钱出来,谁给你钱呢?”袁新旭说。

  “她说我拿回来没用,我说你不懂,这就是一个纪念。”刘成全说,他这一辈子也算是保家卫国过,拿出奖章,他还可以说他也曾去过战场。

  就在南方周末记者到访的这天,刘成全珍视的最后一顶军帽,也终于被证实消失在儿女的几大箱衣物里了。他的印象中,这顶特殊的军帽2006年时还在。

  刘成全记得特别清楚,当外孙女第一次看见军帽时,惊讶地说:“外公你还真有这个啊?”

  外孙女小时候也听过刘成全的故事,直到见到军帽时似乎才真相信了他,这让刘成全感慨万千。

  当初遭遇家人的反对,他说:“我这一生当中就剩了一顶帽子,就让我再领个奖章吧。”毕竟30元不是什么大数目,刘成全拿到了这枚奖章。现在,这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纪念。

杨建余,72岁已经退休,平时喜欢在家里练书法。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真的就只是一个荣誉。”

  1962年10月23日,民和县农场,杨建余和战友们收割着青稞。

  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活。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部队的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粮,其中还要扣去2斤支援地方建设。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

  下午5时许,劳累了一天的杨建余正在感到疲惫袭来,进藏对印作战的命令传了下来。

  对这道命令,战士们并不意外。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一直在边境上侵扰中国。1961年开始,印军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入侵据点。中国进入战前准备时,战士们开始学习简单的英语。

  “华落米”、“努提各”和“给乌阿扑”,很多年后,杨建余依然坚持着让人不知所云的发音,但他也清楚地记得这几句的中文意思是“跟我走(follow me)”、“不准走(not go)”和“放下枪(give up)”。

  在营部,营长只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就出发了。这已足够,战士们积极请战,当天晚上就有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杨建余写的,是一封家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弟和1个妹妹。快要上战场了,他并不怕死,只是想告诉母亲,作好心理准备,而且他死之后家里还有兄弟可以依靠。

  难办的是这封信无法寄出。平常战士寄信都是交到团部寄出,但部队开拔前去西宁乘车后,就不允许再寄信了。

  直到部队开到格尔木,杨建余才找到机会,将信投进了地方上的邮筒。

  后来回家探亲,杨建余才知道,母亲看完那封信,独自跑到河边痛哭了一场。

  1982年,杨母以花甲之年亡故,杨建余再也体会不到母亲的关爱。现在,有谁还会像母亲一样关怀他呢?

  当年,他们都甘愿为祖国母亲抛洒热血。“行军途中,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不是先休息,而是争先表决心,写请战书。”何洪昌说。

  即将进入战斗的前一晚,连、团领导想将他临时调换到9连,这个连第二天将担任主攻西山口的任务,何洪昌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临战那晚很紧张,每个人都在棉衣里面写上名字,免得牺牲了还不知道是谁。何洪昌在衣服上写了名字,数了数身上还有七十元钱,然后拿出一张纸条写下“我牺牲后请将我身上的七十元钱交党费”,怕母亲骤然得知伤心,他又写下一句“不急于通知我母亲”,然后放进衣服口袋。

  打下西山口,九连荣获集体二等功,还出了一个战斗英雄庞国兴,何洪昌本人也被评为三等功。

  “立三等功的有个毛主席像章,我就有一个。”很多年后,何洪昌对此感到不满足,因为像章上没有任何字样,看不出来是对参加对印反击战嘉奖的。

  当老百姓和当兵不一样,老百姓就是要维持生活,在地方单位一直忙着工作,只有建军节时会收到单位的问候。“过去30周年、40周年,也没有纪念,但那时我们这帮人都还在职,想不到这些。”彭维松说。

  那时候,士兵们各奔东西,单位不一样,对退伍军人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单位是几句问候,有的单位是发一张电影票,这还是退伍军人较多的单位,小单位里便无人在意,而无论哪里,谁也不会关心中印战争纪念日。

  年轻的时候,老兵们对这些都还无所谓,退休后才越发怀念起部队。军旅生涯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他们已经习惯于向集体寻找归宿与认同,当发现“没人管”时,也就倍感失落。

  张龙凡说,退休后起码建军节别忘了我们。不要钱,也不要请吃饭,也不用安排什么事做,这就是个荣誉。

  老兵们珍视荣誉,有时候甚为敏感。

  2007年,民政部发文,调整了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对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了每人每月100元补助。民政部的优抚一贯以贫困群体为对象,在老兵的重点却看在了“参战”两个字上。

  “仗打起来,子弹还分农村人、城市人吗?”何洪昌的话得到了老兵们的赞同。当年参军的小伙子们,绝大多数都出自农村,只是在转业后,才变成了城市人。在他们看来,参战退役人员应该一视同仁,补助发放就不应该分农村还是城市。

  成都的老兵刘家丰为此不断上书,老兵们都签字附议了,他们中也有不少是农村人。

  “我们大部分人生活都还过得去,也不是为了那100块钱,真的就只是一个荣誉。”彭维松说。

周斌,69岁,站在自己住的平房里,身板还很硬朗。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苏远富,70岁,他坐在简陋的家中沉思往事。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只怕慢慢被遗忘

  1962年11月18日凌晨,西山口,杨建余遭遇了伏击。

  战斗打响的时候,全乱了。战场上火光连天,炮弹、子弹呼啸,连远近都听得出来。杨建余看到到处都是印度的散兵,到处都在交火。身后的战友说了一声快走,回头一看,队伍全撤了。杨建余赶紧后撤,刚退下来,一阵子弹全打在了原先卧倒的位置。

  在海拔5000米的战场上,杨建余背着七十多斤的步话机,跟着营部四处迂回,气喘吁吁间,几十个人退到了一处崖边,左右都是印度兵。

  营长决定用火焰喷射器。这是当时最新的步兵装备,一个营只配了三具,每具火焰喷射器后面有三根管子,只能发射三次。

  长长的火龙喷射而出,杨建余看见凝固汽油四处流淌,流到哪儿烧到哪儿,印度兵落荒而逃。

  这场战斗,杨建余印象最深的死者是营里的一个通信兵,他被自己人走火打伤肚子,痛了一晚上后死在了杨建余面前。

  和很多战争一样,中印战争的亡灵至今没有完整的名录,也没有公开的祭奠。尽管51年前的世界屋脊之战已经淡出了社会的记忆。但各地零散的自发纪念一直存在,并根据组织者不同而各具规模。

  2012年,新疆、西安等地,都有大型的中印战争纪念活动。张龙凡在当年参加了西安的“原步兵第55师参加中印边境战斗50周年纪念战友会”,那一次有六百多人参加。

  “这个活动搞得比较好,还出了一本《西山口之战》的书。”张龙凡说,西安在2010年就开始筹备50周年纪念了,声势隆重主要得益于原55师参战的团级干部、军级干部组织了起来。

  不难理解,当年的参战人员,有人在军界荣升,有人在商界取得成功。因此,一些活动不仅组织得有声有色,还有不少书籍和画册出版。

  更多的老兵,平凡而普通,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能力内寻找同袍,往往还并不容易。

  1960年,西藏军区在成都地区招了数千兵员,彭州就有500人,其中有300人到了时称8062部队的163团。可就是这批老兵,也直到1998年才有了第一次聚会。

  “平常工作都忙,也没人组织。”杨建余说,那一年他从水电建设总公司退休,感觉可以做这件事了,才和另一位在彭州的战友何洪昌一起,在建军节组织了第一次聚会。

  聚会很简朴,杨何二人出资买了点花生、瓜子,还有小桔子,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最后在农家乐共同出资吃一顿饭就是全部的活动。

  这已足够让老兵们得到快慰。在一个专用的笔记本上,何洪昌认真记下了第一次聚会的情形:由于多年未见,战友相聚十分亲切地叙旧情,话友谊,一时间皆未尽兴。

  此后,除了2000年到2007年中断,杨建余和何洪昌每年建军节都组织大家聚会一次。农家乐里,50元的花生瓜子,就可以让十多位老人聊上一天。

  “我们穿过黄衣服(指军装)的,经过部队这种特殊生活的锤炼,共同语言很多。”何洪昌说,战友相聚只要见面就是高兴的。

  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心里很明白,年龄大了,见一次面就少一次。然而,有多少战友等待着联络,又有多少战友已经故去,这是民间组织者也不知道的。

  杨建余和何洪昌14年间组织了7次聚会,只联络到了成都地区的七十余名老兵,从未成立正式组织,依靠的也只有人脉联系。“比如一次聚会他参加了,然后他又说还能联系到谁谁谁,那就下次聚会又叫上。”

  聚会后,彼此联系增多,杨建余和何洪昌现在也会邀战友一起打打麻将。那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磨袖子”的玩法,一块钱一局,彩头太小,年轻人不屑于参与。

  年轻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只是面对面坐着,老人们的相聚也自有其意义。

杨闯,71岁,每次戴上纪念章,脸上总会露出笑容。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张龙凡,72岁,身穿他的老兵纪念服装,似乎又回到了当年。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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