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周日，湖南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35人死亡，全是被烧死的，非常惨烈。因司机弃车逃跑，群情激愤，要求追究责任。如果是船长、机长，救援责任是法定的，但运营车辆的司机，并没有“事故发生时，最后一个离开客车”的要求，这位逃跑司机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把弃车司机喻为“司机界范跑跑”，可能弱化了他的责任

“范跑跑”事件过去很久了，但“范跑跑”这个名字永久地被固定在人们记忆中，成为逃避责任的代名词。汶川地震发生后，都江堰中学教师范美忠不顾学生自己逃跑，并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有人把湖南大巴事故的司机比喻为“司机界范跑跑”，这看起来是一种批评，但这种批评太过轻柔。

烧得只剩框架的大巴车

有一些人，偏喜欢唱反调，替“范跑跑”辩护，把“自由主义“四个大字贴在脸上。即使这种逻辑可以接受，也建立在“范跑跑”并没有阻碍他人逃生的基础上。而这次弃车逃跑的司机，不仅是逃跑这么简单，而是在未开车门的情况下逃跑。

据多家媒体采访幸存者，根据他们的指证，可以拼凑出四个重要细节：1、大巴司机第一个逃生；2、车门一直未打开；3、司机躲在路边草丛中，养路工人砸窗救人；4、弃车司机从自己左侧的窗户出去，只有导游跟着司机出去了。

唯一有利于司机的一种可能是，他在逃跑前尝试过开门但未果。如果最后连这种可能也被否定，即意味着司机忙于逃生而忘记开车门。这种行为，可以说，直接断了乘客的生路。

这起死亡35人的特大事故，绝大部分死者是被烧死、熏死的。也即，他们死于没有及时逃出客车，而不是事故本身。事故很简单，高速上，大巴车突然撞向隔离带。从现场图片来看，当时车身的变形并不严重。而后，客车漏油、起火，除少数人成功破窗，其余人只要逃不出，一定没有生的希望。

从起火到大火彻底烧起来浓烟滚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幸存者称，他们摸索到车门边时，发现车门没开，只好再退回去寻找安全锤，结果没有找到安全锤。幸存者，要么是被养路工人从窗户砸出的一个小洞所救，要么是及时发现了车头司机座位旁边的窗户。

但要求司机“最后一个离开”，则是不切实际的苛求

客车司机率先逃跑、不参与救援的行为，确实很刺激公众神经，很多人会拿船长、机长的救援义务作类比，提到船长和机长在事故中，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如果是船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十八条：“船舶发生海上事故，船长应当组织船员和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弃船时，船长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船，然后安排船员离船，船长应当最后离船。”“最后离船”是关键字。

如果是机长，根据《民用航空法》第四十八条：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机长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机长应当最后离开民用航空器。关键字也是“最后离开”。

可是，即使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在国内，情况往往也会两可。比如去年6月发生的“东方之星”号客船倾覆事件，共造成442人遇难。“东方之星”的船长，自己游泳到岸边，活了，并没有履行“最后一个撤离”的义务。但在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写明船长该行为应负什么责任。

再来看一起空难。2010年8月，河南航空一架执飞哈尔滨至伊春的客机，在着陆过程中失事，造成44人死亡。而机长齐全军，擅自撤离飞机，幸存人员只能通过飞机两处裂口逃生。去年4月，此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结果，齐全军被判3年。但是请注意，判决书的重点全在描述机长在逃跑前的种种错误行为，而对机长在最后关头的临阵脱逃行为没有关注。

伊春空难中，逃跑机长的相应责任并没有得到追究

可见，即便是具有“最后一个离开”义务的逃跑机长、船长，在国内也不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更何况完全没有“最后一个离开”义务的客车司机。

而且，客观地说，把司机的义务和船长、机长拉平，并不公平。船长、机长的权力可比司机大得多，权力越大，自然责任越多。而且海上天上的环境复杂度，远超公路，乘客对船长、机长专业技能的依赖也远大于客车司机。

由此可见，“最后一个离开”的要求对客车司机而言，是不切实际的苛求。但如果客车司机只顾逃生，甚至主观上没有打开车门的意识和努力，他应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呢？

最坏的情况，司机可能涉及故意杀人罪

大巴司机有没有救助乘客的义务呢？当然是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

简单点说，当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发生后，随之产生了四方面的义务：停车义务、保护现场的义务、抢救伤者的义务、报警的义务。其中，抢救伤者属于刑事义务。

目前，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法律应该如何处理逃跑司机这一问题上，都是引用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的说法，韩律师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刘大辉的行为正好适用这种情况，逃逸致人死亡。

韩律师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逃逸行为的认定，究竟怎么样才算逃逸？有人认为，该司机并没有离开事故现场，不算逃逸。

虽然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义尚未统一，但是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不是“逃离事故现场”。

所以，这位逃跑司机被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想说的，还不是这一点。如果这个司机，存在“可以打开车门而没打开”、“可以砸窗而未砸”这类情况，那么他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准确地说，是不作为故意杀人。

“因逃逸致人死亡”要求行为人逃逸时，其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只能是过失，而不是故意。而如果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已的逃逸行为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并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很多人对“故意”的理解存在偏差，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就属于间接故意。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逃跑司机在事故现场没有任何救助行为

那么，关键就在此案司机“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一间接故意的认定，这其中包括车门是否真的无法打开，有没有进行其他救助尝试等。

结语：肩负救人责任，同时可以救人而不救，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被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