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企业家、女劳模、女强人，这是不太了解阿珍的人给予她的评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女职工先进工作者”、“2005中国十大经济女性人物”、区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这是包围着阿珍的无数荣誉。但对阿珍来说，她心里只有亲如家人的职工。

　　昌都地区顺康客运公司，过去叫昌都地区客运公司，目前资产4872万元，拥有83台运营车辆、6个客运站，2013年收入突破4000万元；到2013年底，职工月最低工资4000元（不含福利和红利），平均工资5673元……公司红火的发展现状，无需列举更多的数字来证明。

　　垃圾堆上，她建起公司

　　用公司副总马增秀的话说，现在的顺康客运公司是“老母亲”（即阿珍）带着大家从垃圾堆上建起来的。在公司的新旧对比展板前，记者看到了公司过去的大致模样：三排平房围成“U”形，中间的空地停着两台没有车轮的客车，车边是一堆堆的垃圾。马增秀说，如果亲临其境，当时的公司大院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地垃圾、屎尿横流。那时的地区客运公司只有5台车，车子老旧不堪，有的连轮胎都没有，只能用石墩木桩撑着停在院子里。

　　当时的会计、如今的公司董事会成员曹红英清楚地记得，当时公司资产倒挂，负债388万元，银行账面仅有7000元，月人均工资不到200元，还得靠从银行贷款才能发工资。银行、税务、社保、电力公司、水厂……那时公司能欠钱的地方没有一家不欠。因为欠费停水，职工只能到河里挑水喝。“一次，我到银行取钱给职工发工资，碰到了另一家银行的一个干部，那人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还钱’，众目睽睽之下，羞得我想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曹红英说。

　　“‘老母亲’来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清理大院的垃圾。那天我穿着白衬衣，曹红英穿着老公刚买的新皮鞋，就这样跟着‘老母亲’一起清扫垃圾。当时，我们完全没想到‘老母亲’进院子后二话不说就亲自动起手来清扫垃圾，她大我们十多岁，还是领导，你说我们能不跟着干吗？”马增秀说。

　　早在1993年，阿珍受命担任昌都地区客运站站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客运站臭气熏天的招待所，扫到它不臭为止。地区客运站现已划归顺康客运公司，阿珍说：“别看客运站这个招待所房子旧、规模不大、房间里也没有厕所，就因为它干净，我们的服务态度好，再加上价格便宜，一年下来利润也有200多万元。”

　　濒临倒闭时，她力挽狂澜

　　“党的政策这么好，只要不怕吃苦、肯干，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阿珍接手昌都地区客运站时，也是负债10多万元，濒临倒闭，情况与客运公司相似。在客运站，为了挣钱，阿珍带着职工盖猪圈、打猪草，养猪一年挣了9万元；每天早上4点起床磨豆腐，9点推到街上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她甚至带着职工捡酒瓶卖。“那时，只要不违法，我们什么钱都赚，因为我们不能总等着别人来救，我们要生存，靠自己生存。”阿珍说。到1994年，阿珍只当了一年的客运站站长，收入就比最好的年份翻了一番多，第三年，客运站收入达83万元，甩掉了多年的亏损帽子。

　　现在，又一个奄奄一息的企业等着她救活，钱，这个最大的难题再次摆在她面前。

　　在当时，贷款肯定是不可能了，阿珍只能自己想办法借。她先借来4000元，给每个职工发了100元过春节，又到自己的原单位——地区客运站借了6万元，再向自己帮助过的私营老板借40万元……拿着东拼西凑来的钱，阿珍首先更新了5台车，让公司运转起来。

　　接下来精简机构。原本机关人员有68人，阿珍一下精减到16人，减下来的53人，阿珍没让一个人下岗。

　　在没有任何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阿珍尝试推行“客运车辆单车股份合资经营”、“资产转让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经营”等3种经营方式，几年下来，公司的客运占有率达81%，客运正班率达99.5%，旅客满意率提高到98%。为了使客运服务形成“一条龙”，1997年，客运公司接管了由原昌都地区交通局站务科管理的川藏南、北公路线上的13个运输站，对其分别实行“股份合资经营”、“内部承包经营”、“转让部分资产限期委托经营”、“引进社会资金合资经营”，一举扭转了企业亏损的局面。

　　1998年是昌都客运公司大发展的一年。通过向社会筹资、银行贷款、企业投资、职工集资等途径，公司投资1361.5万元，更新豪华卧铺车29辆、中巴客车34辆、城市桑塔纳出租车15辆，将过去单一的超长途客运业务扩展为“长、中、短”途多种运输，车辆档次高、中搭配，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旅客需求。又投资2555.5万元，改扩建昌都、江达、白马客运站和扎木运输站；筹措资金购置土地，在芒康、察雅、类乌齐等县城建客运站，经营实体不断增加。近几年，通过招商引资1.67亿元，公司投资建设波密县波茂大厦、江达县商贸中心、八宿县交通宾馆，实现“路、车、站”、“吃、住、行”跨行业服务的经营目标，并为463名社会人员和职工家属、子女提供了就业岗位。

　　公司职工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阿珍有4个子女，可她常说：“现在我和他们没多大关系了，我还有很多孩子，公司里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孩子。”她解释说，“自己的孩子从小学毕业去内地上学后就离开了家，陪伴自己更多的是公司的员工，有时他们更像自己的家人。”

　　公司保安向巴桑丁是个苦孩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异，弟弟判给母亲，他被判给父亲，父亲将他带到拉萨又遗弃了他。在拉萨流浪了几年，母亲把他接回昌都，只能在镇上四处打零工。

　　见这孩子孝顺，父亲以前又是公司职工，阿珍把向巴桑丁招进公司当保安。有了稳定的工作，向巴桑丁一家的日子开始好转，也能吃上肉了。2008年弟弟考上大学后，母亲因积劳成疾去世。当时向巴桑丁一个月1500元工资，每月寄500元给弟弟。阿珍主动提出自己每月寄200元，公司其他老总每月寄100元，每个月1100元生活费让向巴桑丁的弟弟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弟弟工作了，向巴桑丁也谈恋爱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父母提出要见家长，这让向巴桑丁犯了难。原本就担心女方父母嫌弃自己只是一个保安，再加上没有父母，肯定更不放心把女儿嫁给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向巴桑丁心事重重。阿珍知道后，她立即去找女方的父母，说向巴桑丁是自己养大的孩子，她代表向巴桑丁的父母为孩子操办婚礼。现在，向巴桑丁的孩子都两岁半了，他说：“虽然我失去了亲生母亲，却又多了一个养母。成家后，阿珍妈妈又时常教育我要对家庭负责，我要每天好好工作，照顾好家人，这样才能对得起阿珍妈妈的教导。”

　　公司里的年轻人学历、文化层次普遍不高，阿珍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做事，教他们做人。“我常常告诉孩子们，人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阿珍妈妈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不也从养路工人做到了董事长？我们都是好样的，因为我们不但靠劳动自己养活了自己，还向国家交税养活了别人，这多么光荣！”

　　63岁的阿珍视力开始有点模糊，可职工们都不愿意她退休。“我知道职工舍不得我，其实我也舍不得他们。现在公司还有一个孩子没成家，等看着他们全都结婚生子，懂得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了，我就真的可以放心回家休息了。”阿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