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相关部门要着眼细枝末节，从法律角度厘清拾得者的权利边界，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规避风险，对“拾金不昧”等制定可操作性的规则，使之精细化、标准化，让“拾遗奖励”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激励更多的人做好事，让“拾金不昧”真正成为了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普遍共识。

　　12日下午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明确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10月13日 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由遗失物品引发的摩擦和纠纷屡见不鲜，“拾金求报”、“拾金索酬”的现象时不时进入公众视线。其实，“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人的觉悟、认识、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想昧”者仅靠道德的约束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次，广州市通过的《规定》，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拾遗物品的价值评估来确定奖励金额，不仅是对拾者行为的肯定和鼓励，也可以深刻触动“遗失、拾遗”者的良知和利益，很大程度上，也可对“想昧”者起到一定的道德警示作用。

　　其实，以法律规定名义来固化“拾遗奖励”并不能说明道德就越来越滑坡，恰恰相反，如果拾得遗失物并上交公安机关，得到奖励，不仅自身道德上有“荣誉感”，更会在人们的潜意识滋生“好人有好报”的观念，让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理念一步步树立。但是，奖励遗失物价值的10%一刀切，仍需要不断细化。这里有几个疑问，值得商榷。

　　首先，奖励是否设置上限。《规定》指出“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奖励金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拾得者出于“好心”上交公安机关，由于遗失物价值过高，在领取奖励时是否会触发新的矛盾纠纷？是否加重地方财政的负担？在德国“价值在1000马克以下者，拾得人的报酬为5％。拾获动物，可依价值的3％给酬。”在日本“拾得人可获物件价值5%以上、20%以下报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借鉴外国的先进办法从立法角度规范奖励上限。

　　其次，对于拾遗物品的价值估价。《规定》明确指出“要聘请有资质的公司进行估价。”但是，对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物品，诸如身份证、银行卡、驾驶证、车钥匙等如何实行“10%”奖励？会不会因不具可操作性而自设“死局”？在评估过程中，要拿出10%拍卖款作为奖励，会不会因奖励的合法化而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获利手段？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当拾得人准备把失物交还失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具备了拾金不昧的精神，达到了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如果拾得者在大庭广众之下，由于道德的压力超过争议的利益，不得已“自愿”放弃“10%”的利益，显然，如此与公民履行义务而未获得“利益”相悖。这还有待《规定》找准平衡点，兼顾拾得人利益。

　　事实上，2012年广州就出台了《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其中对于拾金不昧者也有奖励，但程序繁琐，涉及多个部门，很多拾得者在领取奖励时“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笔者认为，别让拾遗奖励看起来很美。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拾遗奖励将“永远在路上”，不仅让道义“闪腰”，更使《规定》的初衷变了味。

　　享受合理报酬是法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现。真正的道德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不能光靠道德本身，制度力量也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相关部门要着眼细枝末节，从法律角度厘清拾得者的权利边界，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规避风险，对“拾金不昧”等制定可操作性的规则，使之精细化、标准化，让“拾遗奖励”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激励更多的人做好事，让“拾金不昧”真正成为了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普遍共识。作者：郑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