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在京发布，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对相关问题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 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2月8日电 (记者 张炎良 实习记者 徐爽)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了《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在这份榜单上，马云和蔡崇信的名字位居前二，而他们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所捐赠的5000万股阿里巴巴股份已然成为了榜单里境外捐赠最重要的来源，这与去年潘石屹夫妇在SOHO中国基金会设立的1亿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情况类似。

　　2014年，中国向境外捐赠规模首次超越境内捐赠，总额超过242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家们将如此大额捐款投向国外究竟为哪般？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不爱国”？面对国内诸多领域出现的资金困难于不顾，反而投资境外机构，马云、潘石屹等人的此番行为难免引起社会多方的猜测和质疑。

　　境外捐赠比重大 巨额税收成阻碍

　　对此，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认为，马云和蔡崇信的捐赠行为很可能是为解决股权捐赠在国内面临的税收问题。

　　他介绍道，在中国，企业上市之前进行的捐赠款额待上市之后需要对相应增值的部分缴纳25%的所得税，而海外机构则普遍不存在这一规定。在国外，只有捐赠与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质的活动才需缴纳税款，但在中国除了捐赠性收入免税外，其他部分都要纳税。

　　统计得出，马云和蔡崇信的捐赠规模接近240亿。若选择国内机构将面临巨额的税收，甚至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变现和补贴。显然，税收优惠不足成为阻碍中国大额捐赠主要因素。

　　“如果将捐赠比作一种购买商品行为的话，那么海外机构的多样性更强，给予捐赠者的选择空间也更多，相比之下国内慈善组织各项目之间的有很强的同质性，我认为这正是‘大佬捐赠’所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挑战。”章高荣说。

　　公益信托难建立 中国慈善任重道远

　　在章高荣看来，马云等人选择海外捐赠恰恰反映了中国慈善事业尚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股权捐赠作为新型的捐赠途径，现阶段虽已得到法律支持，但国内法律框架欠缺，并没有相关政策给予保障和协调，除了税收问题外，信托机构的设立也较难落实。马云和蔡崇信此番明确指定了境外捐赠的意图在于为未来设立公益信托，但在中国，公益信托并不能以股权的形式设立。

　　章高荣强调道，目前在中国设立慈善信托操作困难，在法律上更是属于敏感地带。马云选择境外机构属于合法合规，他预测到，通过海外机构实现捐赠的第一步后，资金很有可能通过信托机构的方式回流到国内。

　　事实上，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其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收入，只要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则可达50%之多。

　　当前中国慈善事业中的捐赠多为依托基金会进行，相对狭窄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基金会问题频出，诚信备受质疑。

　　“慈善事业想要真正把它做活，需要用更新的方式运作，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方式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章高荣说，现阶段他也在向国家争取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从而实现股权捐赠和慈善信托的重大突破。

　　捐赠领域偏差大 企业需结合自身状况

　　“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总认为慈善捐赠最好不要与企业相关，不然人家觉得你商业意图太明显。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从国际发展上讲，只有结合企业自身发展，企业和公益慈善事业才是可持续的。”章高荣说。

　　分析榜单不难看出，2014年的大额捐赠有257亿元的善款捐给了各类慈善机构，并未限定所使用的领域，这部分捐赠占总额的84.42%。

　　对此，章高荣表示，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大额捐赠常态化、专业化和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往年大额捐赠多集中在地震、空难、恶疾等灾难性事件或慈善日、扶贫济困日等一系列政府牵头的宣传日，现如今常态捐赠项目增多，向企业基金会的捐赠额度上涨，这对于丰富捐赠领域，促进慈善事业整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项捐赠领域中，高等教育占所有捐赠总笔数的1/3，吸纳的捐赠高达到61笔，紧随其后的基础教育、社会发展、扶贫和救灾减灾也仅仅只在10笔左右徘徊。

　　“如此巨大的落差下，公众难免提出质疑，但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核心问题，慈善捐赠不同于社会保障或是国家救助，慈善家并不是政府部门。”章高荣指出，捐赠者的领域选择很可能与其个人偏好或是价值利益出发，例如房地产行业考虑到其特殊的经营环境和收入特点，往往捐赠积极性较高。同样对于个体而言，这是恰当且合适的，他人无须批驳。

　　当然，为了保证整体上均衡发展，章高荣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对于发展成熟的大企业，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去考虑未来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企业，他则建议结合自身的企业状况，让慈善事业和企业本身一起可持续性的发展;对于国家而言，除了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外，政府应该为参与决策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参与平台和渠道。

　　“给出去的钱要看得到作用，才能让中国慈善发展更具活力。”章高荣说。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