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原孝一年轻时身着军装。        

　　上月重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最后一个展厅介绍战后中日交流，海报墙上张贴了数位致力于从事战争忏悔和中日友好活动者的照片，一位熟悉的身影赫然映入眼帘，是大河原孝一！刹那间，一段往事浮上了我的心头。
　　2011年11月，我来到北海道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学习。经过一年的反复思考，将毕业论文选题定为“战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及当时属于日本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地区，俘虏了数十万日本战俘，并移送了大约60万人日本战俘（以关东军为主）到苏联各地从事劳动改造，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地区。围绕这个选题，我手头积累的俄文、日文档案资料与日文的战俘亲历者回忆录倒是不少，但总感觉面对这汗牛充栋的史料无从下手，或许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这段四五十年代的异国往事毫无交集、毫无观感、毫无感性认识的缘故。
　　2012年11月，正值愁眉苦脸之际，与我同住留学生公寓三楼的贾学弟邀我去听一个交流会。贾学弟当时虽是硕士研究生预科生，但日语精湛且热心学问，研究方向为和平人类学，一直在对由中国归国的日本战犯组成的一些和平团体进行跟踪调查与研究，我对此也有兴趣，故在一起交流比较多。他选修了北海道大学教育学部《教科教育法》的课程，其主要是为有志于从事教学工作的学生丰富教学方法和拓展社会视野。举办交流会是该课程的内容之一，本次交流会的主题为《戦争と国家と人間ー中国で「戦った」元日本兵ー大河原孝一さんに話を聞く会》，翻译成中文为《战争、国家与人——侵华日军老兵大河原孝一报告会》。贾学弟告诉我，大河原孝一原为日本陆军第59师团53旅团44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1946年被苏联从北朝鲜移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劳动改造，1950年7月苏联向中国移交了966名战犯，他是其中一员，在抚顺战俘管理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被新中国特赦后返回日本，之后一直组织和参与由中国释放的日本战俘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从事战争忏悔、抵制美化战争罪行及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他的一番讲解顿时让我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这位在西伯利亚地区接受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五年劳动改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老鬼子”，不正是我毕业论文所需的历史亲历者吗？
　　初见：难以置信他竟然会杀人
　　11月5日，我们俩参加了在一个小教室进行的交流会。交流会由授课老师平井敦子教授主持，人数不算多，所以我们有了近距离直面观察与交流的机会。该会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翻了翻关于大河原孝一的简介： 1922年出生于北海道，1943年被征兵入伍，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虏，之后移送苏联。抬头望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老鬼子”已经90岁了，风烛残年的他与我想象之中的鬼子形象实在相去甚远，也与个人介绍中他全副武装的形象格格不入。
　　参会者各自落座之后，大河原孝一开始讲述他的一生。这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不停歇，直到下课。听罢他的讲述，我感觉他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部分：1945年以前盲目崇拜天皇，陷入到狂热的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中；1945-1956年，十一年间接受了从苏联到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56年至今，是将近60年不间断的战争反省与忏悔。讲述期间令我最震撼的是“杀人”：1944年11月，在部队野外宿营期间，上级命令他将抓来的“不審人物”（可疑人物）杀死。他照做了，用刺刀将这个可怜的、年轻的山东农民用刺刀刺死了。原来让鲜活的生命消失是如此得简单，让当时在看着这张苍老的脸，有股难以置信的感觉。
　　交流会结束之后，参会的一行人聚餐继续聊这一话题。在餐馆里日式榻榻米坐定之后，大河原孝一先生继续开讲，慢慢地我理解了他的想法：一遍又一遍地检讨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断地忏悔，就是生活的全部。
　　这次交流会让我对这个鬼子的人生轨迹有了清晰了解。但由于时间有限，他对1946-1950年期间苏联地区战俘生活提及的并不多，这一点让我比较遗憾。在阅读了大量日文档案和俄文档案及日本战俘回忆录之后，我迫不及待想与这位“活档案”对话，了解他在苏联地区的生活细节和个人感受，以作为上述阅读内容的补充或对比。于是我向贾学弟提出，请他代为联络对大河原孝一进行当面采访与交流。几番联络下来，定于年后的1月19日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

中国抗战博物馆中陈列的图片：大河原孝一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前的忏悔。

　　再见：同样是在西伯利亚改造，感受为何如此不同？
　　11月底，贾学弟告诉我“抚顺奇迹继承会”北海道支部12月1日要在札幌市南区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一场演讲会，由大河原孝一讲述其战犯生涯。这个抚顺奇迹继承会是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年事已高，无力进行集体活动而于2002年解散后，由亲近这个团体的中青代和平人士组建，旨在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事业和精神继续推进，致力于反思战争行为与推动中日友好。
　　我自然不能错过与这位老战犯见面的机会。12月1日当天，我和贾学弟准时出现在会场。参会人员除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的一些成员之外，还有几位本地的教授与中学教师。大河原孝一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之后，到了提问环节。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课副教授小田博志问到：为何其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俘经历与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经历差别较大？这正好也是我当时要提出的问题。据我阅读的材料来看，“酷寒天气”、“繁重劳动”与“食不果腹”几乎成了战俘群体集体记忆的代名词，换言之，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对苏联及对这段西伯利亚地区战俘营生活毫无正面评价。
　　对于小田博志副教授的问题，大河原孝一回答到：日本是个反共产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向来对共产主义有政治偏见，整个日本社会对苏联也流传着模糊的偏见，所以苏联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队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的行为，在这些持有偏见的人眼中是对日本人的迫害。至于其为何没有感受到苏联地区战俘生活极大痛苦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他在战俘营担任的是俄语翻译工作，不在劳动第一现场，所以对劳动的感受与其他战俘有异；第二，籍贯的差别使得不同战俘对西伯利亚地区气候的适应性不同，比如说北海道地区出生者与冲绳地区出生者对寒冷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认为西伯利亚的生活没那么艰苦，因为其出生于寒冷地区，掌握了寒冷地带的劳动技巧，所以他们对寒冷的记忆没那么深刻，大河原孝一恰巧就是北海道人；第三，年龄上的差别带来了抵抗寒冷的能力差别，他当时正值壮年，抵御寒冷的能力自然要高一些。

反映西伯利亚战俘艰苦生活的日本漫画。       

　　这次演讲会使我对这位老先生的生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我对当面采访与交流有了更大的期待。
　　又见：约定的答疑时间
　　约定之日很快到来。1月19日，我和贾学弟从留学生公寓出发，顶着厚厚的大雪步行至札幌车站，随后登上地铁南北线。我们俩在自卫队前站下车，在便利店买了一瓶清酒作为礼物之后，很快便抵达目的地——一幢普通的日式民宅。在敲门无人应答之后，一位五六十岁年纪的日本妇女匆匆跑过来给我们开门：屋内的大河原孝一没听到敲门声，在屋外铲雪的女儿闻声放下手头工作过来为我们开门。
　　进门寒暄之后，在大河原孝一先生的卧室我们开始了访谈。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老先生回忆了作为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的五年生活，我则见缝插针地提了37个有针对性的小问题。
　　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我所关注的一些战俘生活细节，也有对战俘管理体制及整个苏联社会制度评价的设问，简单举几例。
　　日本战俘被苏联当地居民强夺手表、钢笔、毛毯等个人财物这一现象是否存在？
　　确实属实，而且是普遍现象，原因是当地居民物资极度匮乏，便通过强夺及以食物作为交换等方式来获取物资。
　　在苏联的五年以在冰天雪地从事劳动改造为主，在中国的五年里以在战犯管理所以接受思想改造为主，双方给予的居住条件及生活待遇截然不同，从您的战后表现来看，显得更为亲华一些，这是否与杀害中国人的内疚感有关，与中苏待遇差别有关？
　　在我心里，中苏同等看待，苏联与中国的做法都是正确的。部分日本人认为“苏联对日出兵并强制扣留日本战俘是非正义的”，这是日本反共产主义传统心理在作怪，是否认侵略罪行的行为。
　　为什么要走上忏悔这条路？
　　既然犯了错就要承认错误，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减轻良心对自己的谴责，也无法容忍其他人否认错误和掩盖错误的行为。
　　访谈结束之后，老先生对我们这两位年轻的中国人表示，不断地进行战争反省、防止当今日本社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他的责任。再次到中国来看一看，再次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他的心愿，但对于年届九十的他来说已经无法实现了。临出门前，大河原孝一先生送了我一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的小册子《新編三光第1集：中国で、日本人は何をしたか》（《新编三光第1集：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什么》）作为纪念。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亲历者身份出版的作品，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日本人都是以此为契机了解日军惨绝人寰的犯罪行为的。
　　这就是我与大河原孝一这个“日本鬼子”三次交集。对我的研究而言，这三次交集有着补足历史认识，印证史料真伪的作用。对于大河原孝一先生而言，将近60年的忏悔生涯，让一个面目狰狞、视中国人生命为草芥的日本鬼子，变成了致力于中日和平的老者，这种正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是他赢得尊重的原因。赵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