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东莞市工商局出台假冒伪劣食品案件举报奖励办法。根据规定，凡“三打”期间向工商部门提供假冒伪劣食品的有效举报线索者，最高奖励30万元。

　　这或许是东莞市政府重奖举报者的一个剪影。同样是在上周，广东省副省长、省“三打”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志庚莅莞检查督导“三打”工作，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委副书记、市“三打”领导小组组长姚康透露，东莞初步计划设立首期50万元的奖励经费，对举报者进行层层奖励。对此，刘志庚也深表同意。“获取线索，发动群众很重要，因此在排查打击过程中，一定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

　　在政府财政相对宽裕的东莞，一直有以重奖举报者的传统。比如在去年下半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之际，大岭山镇曾就食品安全最高奖励举报者5万元。而在此前，麻涌镇针对问题食品，最高奖励10万元。而从2007年至2009年，东莞曾为违法排污的举报者发放超过百万元的奖金，其中最高奖励8万元。近年来，东莞市政府针对问题高发领域的举报奖金不断刷新上限，已是不争事实。

　　事实上，面对当下食品安全等领域严峻的现实，政府祭出重拳并不为过。通过重奖，既彰显出政府捍卫食品安全的勇气与担当，也使举报人有较高的利益预期与回报，这对调动民众举报积极性无疑会有促进。而对“三打两建”所面向的更为宽广领域，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等行为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权力“保护伞”，即公职人员涉身其中并与违法分子有着权钱交易，这就更让举报者徒增一丝风险。若不重奖，难出“勇夫”。

　　然而，即便奖励再高，是否有够胆者敢于领取？领取之后，是否可以坦然的“享受”？这么高的奖励金额，究竟是政府“画饼充饥”的悬赏，还是对于举报者实实在在的物质馈赠？由于目前奖励属于行政手段，且对于高额奖励领取者的状况并不为人知悉，因此在民间难免产生上述疑问。事实上，在近年来东莞违法排污的举报中，就有多笔奖金无人领取。而在2009年，云南昆明曾为鼓励举报排污专设80万元巨奖，过去了一年也无人摘领，这曾引起舆论对于“重奖之下能出勇夫”的普遍质疑。一个重奖，是否就能发动民众挺身而出，应是当下亟须思考的命题。

　　其实，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复杂性与行政手段的局限性，如何消除举报者的后顾之忧，考虑并细化保护举报人的相关措施，应该是东莞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在推出系列重奖后，亟须填补的制度空白。刘志庚在检查督导中说，不仅要奖励举报者，还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维护举报人的安全和权益。此话正是在提醒执政者，要让这样的措施真正发挥威力和效果，就要避免行政手段简单化，对接下来可能遇到的问题需要预设并探究应对之策，想方设法给举报者吃下一颗定心丸。

　　 可以说，重奖之下，举报者或许会踊跃出现，这达成了执政者设计这一措施的初衷；然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卷入到这场“腥风血雨”的严打行动，公众监督的权利亟须得到更刚性的制度保障。否则，再高的奖赏也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激励，最终却伤害了公众监督原有的热忱。

　　南方日报记者 朱晋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