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意见中的深圳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被称为当地最精简的政府法规

　　“好心人”救人免责、鼓励为“好心人”作证、被救助人诬陷敲诈或被刑拘……11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公室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短短1100多字，涵盖了免责原则、举证规则、人身损害待遇、救助行为确认、法律援助、鼓励作证、惩戒措施、政府慰问等主要内容。这则被称为深圳近年来最精简的“微条例”，却引起了社会的大反响，也填补了国内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

　　惩戒诬陷者　奖励作证人

　　近年来，“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路边受伤儿童无人敢救”等事件屡见报端，“好人难当”、“做好事当心成肇事”、“做好事前得先拍照”等社会心态不断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救助行为中的民事豁免条款。”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综观世界普遍经验，在救助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救助行为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甚至加重被救助人的损害，救助人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尚，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这种法律风险。

　　“深圳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应当将救助行为免责作为条例的核心内容，否则，保护规定也就失去了灵魂。”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长周成新表示。

　　为规避被救助人歪曲事实，《条例》重点设置了举证原则：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或者认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谁负有举证责任，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周成新表示，如果救助人负举证责任，显然将增添救助人在决定是否提供救助时的顾虑，不利于倡导社会互助的美德。

　　而且，《条例》还规定，因救助行为被起诉的，市、区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救助行为发生争议时，为救助人作证的证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应当予以物质奖励。

　　除了鼓励，还有惩戒。《条例》规定：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真相，要求救助人承担责任，向有关机关投诉的，有关机关可以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公开赔礼道歉；涉嫌诈骗的，由公安机关予以罚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被救者补偿　未写入条例

　　救助他人时，当事人往往会遭受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牺牲生命。“救助人为了救助他人而遭到的损害，由谁给予赔偿或补偿，是救助行为保护立法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目前各地救助者遭受伤害要获得赔偿，主要参照当地制定的保护见义勇为条例。但是，各地的见义勇为条例，适用的范围基本都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险救灾等行为中。  

　　至于大多数非违法犯罪因素造成的损害，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政府是否也有给予补偿或者奖励的义务，救助人是否对被救助人享有要求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

　　此次《条例》明确，救助人因提供救助行为造成自身人身损害的，属于职工的，视同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属于职工的，其医疗费、丧葬费由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承担。

　　同时规定，市政府建立救助人慰问制度，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救助或者救助人受到重大损害的，应当安排人员对救助人或者其家属进行慰问。

　　“救助行为的目的通常是帮助被救助人脱离人身危险，而保证公众人身安全是政府承担的职责。”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救助行为具有履行本属于政府职责的性质，因此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行政保护措施，除了司法援助，还需一定的经济补偿、奖励等。

　　除了政府的援助外，被救助人也应当有补偿的义务。该负责人表示，被救助人是救助行为的受益人，无论是依法还是依德，对救助自己的“恩人”所受的损害，都应当给予补偿。但这种补偿毕竟有别于侵害赔偿，可以是适当的。被救助人无力补偿的，由政府设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予以补偿。同时，还可由救助人单位予以补偿。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条并未写进《条例》。

　　立法有争议　多数人支持

　　助人为乐，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一些“围观”、“冷漠”事件广为传播，不少民众认为，社会道德的滑坡与信任纽带的断裂，值得警醒：“悲剧不仅仅在于一位老人、一位孩子生命的陨落，更在于伴随他们而逝去的社会道德。”

　　深圳此次立法开宗明义，“为弘扬助人为乐美德，促进社会和谐”，受到不少人的赞许，被认为是在给好人“撑腰”，在引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认为，当道德无法调整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亟待解决时，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完善立法不但能够终止社会上“好人难做”的道德困境，也能给民众的善良与正义以呵护。

　　“深圳许多年轻人都习惯做义工，更别说平时扶起摔倒的老人了。”深圳大学大三学生小冯表示，不过有这样的条例当然更好了，让做好事的人更无后顾之忧。家住罗湖区的王先生则表示，十分赞成深圳率先立法，彰显特区的文明风貌，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这样一来，见义勇为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但是，也有人提出，没有规定救助者对被救者该承担哪些责任，又哪来“免责”一说，用词是否得更严谨？还有人假设，会不会有人假借救人，实际杀人的极端行为，或者因为有了“免责金牌”导致救人者随便给被救助人“二次伤害”呢？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不能因为一些极端的情况，而否定立法的积极意义，正是因为一些人习惯性的质疑导致社会冷漠无情。

　　不少人也提出，本来都是一些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见义勇为条例来解决，没必要单独立法。“不是不可以通过修改见义勇为条例规定救助行为的保护，只是这种方式有较大的难度。”周成新表示，单项的法规，制定起来就比较容易，针对性比较突出，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他强调，深圳借鉴国外《好撒玛利亚人法》制定的救助行为保护法规，在我国还是首例，其性质属于实施性立法，希望得到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等国家机关的支持。深圳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因为是征求意见稿，所以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积极参与完善。（记者 吕绍刚）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千字“微条例” 如何护义举》）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