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韩朋赋》纸文书残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出土纸文书上记载着一篇书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工作人员在整理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新华社发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西立面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大漠孤烟，雄关漫道。一座烽燧在西域矗立1200年之后被发现，引发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日前公布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长城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意义深远。特别是出土的文书，是迄今为止考古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这些出土文书都记录了哪些内容，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有着怎样的价值，又是如何被发现的？本报记者专访了该考古项目负责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所研究馆员胡兴军。

军事文书为揭秘“烽燧制”提供实证

  “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烽燧出土文书可谓‘一字千金’。”胡兴军说，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过程中，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其中文书883件（纸文书758件、木简119件、帛书4件、刻辞2件），其数目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兴奋、惊叹。

  从记录内容上看，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印证了这座烽燧的军事属性。

  已完成解读的3件木简，系红柳枝削成，呈板状，长度从14.5厘米到47.5厘米不等，宽度约3厘米，厚度约0.5厘米，均为双面墨写。上面写有：“八月十九日临河烽送马铺烽”“第四排交”“十七日第一牌送沙堆”“临河烽状上当烽四面罗截一无动静”“及烽子五人并得平安开元四年八月十日烽帅蒋果。”

  唐代，造纸术已经得到普遍推广，为什么还用木简？胡兴军最初颇为困惑，认真研读后他发现，木简上所记载的基本都是最基层的烽燧之间传递的情报，或向上一级要塞汇报工作的内容。木简上有明显刮削痕迹，说明曾反复使用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木简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游弈所与烽铺间“计会交牌”的实物标本。

  记录内容不同，出土木简的形制也不相同。有的两端有穿孔，有的下端有凹槽，胡兴军推测系用途不同。除了“计会交牌”，还出土有记载“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均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纸文书所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在一块长27厘米、宽17厘米的文书残片上，能看出有8列共计77字，“防备者，依前各牒界内所由仰加远藩探候，如有动静，火急走报，并牒榆林镇准状者。各牒讫，牒至准状，故牒。开元四年八月四日典李儿牒，判官张怀睐，六日入藏□守捉□□□十一日，守捉官觉容。”文书上还盖有朱印两方，但印文无法辨识。这一文书内容系做出的防备安排。

  另一份文书上，仅有短短的20余字：“游弈所状上镇沙塠烽兵赵六德借毛袋一口，得上件烽々子”，这记述的是战备物资申领事宜。

  出土文书中包含的大量军事信息主要包括：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辎重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疫病处理等，均为国内考古首次发现。

  “在这些文书中，我们还新发现了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镇、临河烽、猪泉谷铺等军事机构，以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和线路不见于任何记载，为研究唐代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和楼兰地区丝绸之路的变迁提供了新的一手资料。”胡兴军说。

  出土文书表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下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结合历史文献，胡兴军团队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始筑于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废弃于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庭前后，大致沿用了100年时间。

  “从西周至清代，烽燧在中国存在运行了数千年，通过对这座烽燧遗址的研究，可以揭秘其运行的诸多细节。”胡兴军说。

出土文书还原1200年前唐代戍边生活

  除了大量的军事文书外，出土文书中还包括了书信、小说、借条、佛经等。大到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记录，可以说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戍边生活的“档案馆”。

  一份出土文书记载：“冬景既终，春光已逼，节候相趁，新故递移，不委如何，讵表佳胜。泰为处职在镇。”可以看出，这是一名将士在冬春交替之时，写出的一封家信，道出了对家人的思念。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这些出土文书中反复出现的地名表明，唐代戍边将士大多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区。理应四年换防一次，但当兵力不足时，无法如期换防，在出土文书中看到，有的戍卒已五六十岁仍在超期服役，对家乡的思念随着戍边时间的延长而增长。

  同时，出土文书中还出现供戍边将士娱乐消遣的小说，其中就包括民间爱情故事《韩朋赋》片段。在一张长27.4厘米、最宽处18厘米的残片上，可以辨认出系楷书墨写，共六列：（前缺）箧看，若其不开，新妇有归。语未尽，出门便拜使，々者，连把接待上车，疾如风雨。朋母于是呼天唤地，贞夫曰：“呼天何益，踏地何晚，四马一去，何时可返”。朋母新妇去后，乃开箧看艳色，光影忽然唤出，飞及贞夫，此光明到宋囯，集会诸臣，入（后缺）……这一段文字描述了一个贞妇告别婆婆的情景，经过与《韩朋赋》现存版本对照，发现均不相同。

  这段文书残片背面，两列27字标明了名录和日期：马宾闾元节辛崇福张思训，正月廿七日掩耳先天三年正月。“历史上，先天年号仅用了公元712年和713年这两年，此后便改年号为开元，出土文书上记载‘先天三年’表明，即便是中央政权改年号这样的大事，也无法及时传到西域地区，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差。”胡兴军说，目前可以确定，出土的《韩朋赋》文书抄写于公元714年前，丰富了这一民间故事的版本。

  更令人惊喜的是，出土文书中发现了《游仙窟》的实物标本。这部小说由唐朝张鷟创作，在国内早已失传不见记载，但在日本广为流传。为了将这部珍贵文化遗产引回中国，鲁迅曾做了很多的整理工作。这次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发掘出来的相关纸文书系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具有极高价值。

  “伯健”“黄特”等唐代耕牛常用名也出现在出土文书中。加上出土的大量植物种子和动物骨头，还有镰刀木柄、织补渔网的木梭等实物证实，戍边将士需要一边戍守、一边种地，还得靠打猎捕鱼改善生活。出土文书还记载，一些戍卒还把“酱菜”“干菜叶”作为礼品送给上级，边塞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

  值得关注的是，烽燧遗址出土文书99%为汉文书写，且多为行书和楷书，但也出土有用焉耆文书写的纸文书和木简，并提到过“于阗兵”。这表明，唐代西域地区，汉字就是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有部分西域先民和来自中原的将士一起守卫边疆，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宁。

一烽十年，沙中淘金终得“宝”

  1980年出生的胡兴军自大学毕业就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曾参与过小河墓地等多项重要遗址、古墓的考古工作。

  胡兴军的电脑桌面，是一张图片：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孤独地矗立在荒漠无人区中，背景的蓝天碧空如洗。在历时3年的考古发掘中，这样的天气屈指可数，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夜以继日地高强度工作，让他熬白了头。

  早在2007年，胡兴军就开始接触孔雀河烽燧群。2011年，他和同事们第一次进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调查、勘探，2016年又参与了试掘。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胡兴军担任项目负责人。

  发掘之初，胡兴军和团队并没有太高的期待。考古人员在烽燧遗址坐落的沙堆四周半坡上发现了6处灰堆遗迹，其中5处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一处为烽燧顶部垮塌后形成的堆积。出人意料的是，就是在那些堆积生活垃圾的灰堆里，特别是在1号灰堆，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木简和纸文书。

  这些灰堆被自然风积沙土封存，最厚处有四五米。考古队员们和建筑工人一样，在烽燧旁支起筛子，一遍遍地“筛沙子”，带着两层口罩也挡不住尘沙往口鼻中灌。藏在灰堆里的纸文书没有成卷或者大片的，都是损毁严重的碎片，经过上千年风沙沉积，成了指甲盖大小的残片，还卷成团，和荒草混在一起很难分辨。“我们就把字比较多的大纸片称为‘骆驼’，中大的称为‘羊’，小的称为‘兔子’，每发现一个‘骆驼’大家都会欢呼雀跃，但对‘兔子’我们也不放过，因为有的字少但关键，价值更高。”胡兴军说，对灰堆一点点地筛，筛了6遍，最后“筛”出了1400多件文物。

  2021年，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纪录片《文物里的唐代戍边生活》中，记录下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上考古人员的一个生活画面：大漠落日的背景下，七八个汉子聚在土堆上，中间的一位举着一根长竿，挑起一个小桶，其余的人拿着手机跟家人联系。原来，荒漠无人区手机信号十分微弱，考古队员收工后得跑到附近的土堆上，挑起一部手机，其余人趁机“蹭”网。这个画面，让不少观众切实感受到了考古人员的艰辛和不易。

  2021年年底，离开考古现场时，胡兴军写了一副对联：大漠孤烟甘寂寞，长河落日自辉煌。横批：一烽十年。

  （本报记者 尚 杰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