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的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目前正忙于他们的新书——《梅琳：我的中国》的宣传。此次多丽丝·奈斯比特将目光瞄准中美两国的青年，试图通过两国青年的目光来实现更多的沟通。日前，奈斯比特夫妇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管是中国青年，还是美国青年，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显然还不够，还有很多误会，他们需要有人来回答他们的困惑，建立更加畅通的了解渠道。”

　　研究中国多年，奈斯比特夫妇认为中国青年在教育上还有很多缺陷，这种缺陷是教育本身的问题，需要社会和学校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改变。

　　中美之间存在误解

　　在新书《梅琳：我的中国》中，两个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的表姐妹聚到一起，她们之间因为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交锋。多丽丝·奈斯比特说：“中国的年轻人对西方并不了解，很多人觉得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了西方，其实不然，来自网络电视的信息往往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很多是流于表面，并不能真正让人了解到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活。而西方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误解，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穷困、没有自由的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俩研究中国很多年，我先生有14年，我也有10年了。其实中国人享受的自由远远要大于西方人历史上同期时代的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现在的90后，他们生来就享有非常大的经济自由，这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丰富有关。我认为经济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要重要于其他的自由，因为，吃饱穿暖，永远都是任何人所重视的第一要素。”

　　历史文化难逾越

　　多丽丝表示，就青年本身来说，中美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造成互不理解的原因，主要是沟通渠道的不畅通，而生活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观念差异，其实是可以沟通的，她说：“中国的年轻人生长在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环境里，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一种天然的界限，比如说师生之间，长辈晚辈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界限是很难逾越的。而西方的年轻人则很少在乎这些东西。这是文化所造成的，但这并不是东西方青年之间沟通的壁垒。实际上，就青年本身来说，他们最重要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就业、成家等，他们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谋划一条出路，并且为此承担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中国青年身上更明显，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身上寄托着两家人全部的希望”。

　　中国青年不能独当一面

　　约翰·奈斯比特做过多年教育工作，多丽丝·奈斯比特也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对于中国的教育，他们认为问题还很多。

　　多丽丝·奈斯比特说：“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教出来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很难独当一面。我在很多国际大公司里发现，中国青年进入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但不能做决断，每到需要他们决断的时候，他们总是瞻前顾后，害怕犯错误。许多大公司炒掉中国员工，大多因为他们不能承担责任，不能独当一面。我想这是教育的问题。在中国，教师们把所有的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学生有特别的才华，而是会觉得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这和西方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大学之间需要竞争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这可能和中国的学校缺乏竞争有关，特别是在大学里。他说：“美国有4500所大学，其中40%是私立大学。美国的大学体制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大学之间的竞争非常厉害，这种竞争使得大学不得不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以吸引学生，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中国的大学也有竞争，但却不是这种良性的竞争，而是学生之间的竞争，是大学在挑学生，而不是学生在挑大学。因此很难让学校把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因此，加强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中国产生世界性大学的前提条件。我们看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留学生出国，但这并不是世界性的，世界性的大学，必须要吸引国际上的学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参与到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去，现在还不行”。

　　打破城乡壁垒

　　十多年来，奈斯比特夫妇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依然很明显，这是未来最需要重视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说：“如果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和生活在西方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二线城市，不发达地区，又和西方差别很大。中国的城乡之间仍旧有强大的壁垒，在西方，农民可以随意迁居，中国现在理论上也可以，但问题是农民迁徙的生存成本太高。”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但中国人认为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其实两者都有。这种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应该是未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青年问题，城市的青年和农村的青年在教育、生活上都有巨大的差距，倘若不能打破城乡壁垒，那么他们在长大以后，这种差距还将变大。”

　　晨报：你们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最喜欢中国什么，最不喜欢什么？

　　多丽丝：最喜欢中国的人，让人郁闷的是，现在这么冷了，还没有暖气。

　　晨报：有没有想过到中国定居？

　　多丽丝：我有14个孙子孙女，分别在欧洲和美国生活，想要定居中国，孩子们是个大问题，所以会很困难。

　　约翰：其实这10多年来，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其他一般在世界各地跑，和定居也差不多了。

　　晨报：两位在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学中文呢？

　　多丽丝：中文太难了，中国人是善于发明的民族，我期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发明一种仪器，一用就自动会中文了（笑）。

　　晨报：你们研究中国，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你们的孩子对中国是什么态度？

　　多丽丝：我的女儿对中国比较了解，去年还来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她的孩子太小，不能长住。

　　约翰：我们每次回去，孙子都问：有没有从中国带来礼物？他们很喜欢中国礼物。有一个孙子现在在学中文，结果动不动就跟着中文老师玩儿，不回家了。（晨报记者 周怀宗）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