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约1755—1809年），字次仲，祖籍安徽歙县。据《清史稿》所载，凌廷堪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凌廷堪博闻强记，贯通群经，尤精于礼学，被江藩推为“一代礼宗”。凌廷堪所著《礼经释例》一书，用力至勤，寒暑不辍20余年，五易其稿始成，多发前人所未发，为世所推崇，后人治礼，莫不从中取益。

笃志为学 毕力著述

古人读书治学，大抵始于立志，一旦笃志为学而不改，必能有所成就。凌廷堪23岁时著《辨志赋》明志，自谓“托迹溟海，抱影穷巷，为贾则苦贫，为工则乏巧，心烦意乱，靡所适从，用是慨然有向学之志焉”，“广求圣道于《六经》”。自从笃志为学之后，凌廷堪终其一生毕力著述，即使生活中失意困顿，都不曾弃学改志。

凌廷堪在乾隆五十八年中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予知县。但他上书吏部，请求改到学署担任教官，并说“必如此，吾乃可养母治经”。随后，凌廷堪前往安徽宁国府学署就任，将母亲和兄嫂一并接去，“孝弟安贫，谨身节用，毕力著述”。面对当时的清贫生活，凌廷堪仍然专心学问，不肯降志辱身。他在《杞菊轩铭》中写道，“忍饥诵经，此外何有。以卑自安，以贫自守。洁白在躬，延年益寿”。一副傲然挺立的君子形象如在眼前。从就任宁国府教授到辞世，凌廷堪潜心治学，在礼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称凌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史传之参错、外属之源流，靡不条贯，尤专礼学”。除《礼经释例》之外，凌廷堪尚有《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著述传世，识见卓绝，惠泽学林。

学则不固 择善而从

学问之事，本非向壁虚造、固守己见所能得，学人之间的往复切磋，对于辨章学术、考镜得失有着重要作用，这即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奥义所在。凌廷堪下定立志求学的决心之后，经常出游访学，在开阔自己眼界的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通儒雅士，学问品行方面大有增益。通过游学，不仅得到了前辈学人如程晋芳、翁方纲等人的提携关照，还与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江藩、焦循、阮元，以及乾嘉学派的邵晋涵、王念孙、孙星衍等相与论学。这些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各有专长，故能疑义相与析。一方面阐明经典义理之所在，开显圣人之道；另一方面通经致用，在现实中求其明道救世之功。

以《礼经释例》为例，在此书的撰述中，凌廷堪极少下断语，多是如“下以己意，俟后之学者择焉”之类，十分谦逊。遇有异议者，则先罗列众说，往复辨析之后方才说“不可从”，以示谨慎。对于同时代学者的观点，凌廷堪亦能做到择善而从。那些年龄较小的，如后来名重天下的阮元，凌廷堪也虚心请教。在《与阮伯元孝廉书》中说“今拟区其门类，为《礼经释名》一书。年来粗有规模，到都日当以草创请正也”。对于素来仰慕的江永、戴震，凌廷堪对于其说也绝非一概从之，而是既有否定，也有存疑，力图提供一个合理允当的说法。

从《礼经释例》成书的过程来看，也能说明凌廷堪的治学态度。他曾听闻江永著有《仪礼释例》，又见杭世骏《礼例序》，担心自己所著会与前辈学人所作雷同，恐无必要，遂辍笔不作。等到他切实发现江永所作不过寥寥数页，是未成之书，杭氏又疏于《礼经》，可谓是有志未逮，于是便重取旧稿，“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而成此书。既表达了对前贤的敬意，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会通其例 实事求是

凌廷堪作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一员，在考据上师承戴震一脉，尤为注重典章制度，主张实事求是，由考据而通其义理；又因客居扬州颇久，也受到了扬州学派的浸润，不囿于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重其会通。正是在这种治学观念的影响下，他在礼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同是清代礼学大家的黄以周就在其《礼书通故》中多次徵引凌廷堪的见解。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的一贯宗旨，凌廷堪对此深为服膺，并将其运用到学问之中，作为自己的治学准则。他认为很多学者“于《礼》多喜言《丧服》之经《传》，而畏言威仪器数”，原因在于“实事求是之难而喜空言之易于逞臆也”。礼学作为实学，必须做到“事必求是”，而非妄凭己意。同时，他继承了戴震“理义存乎典章制度”的观点，对“礼之本经”的《仪礼》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著成《礼经释例》一书。在凌廷堪看来，《礼经》“非他经可比，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有非训诂名物所能赅者”。所以“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是无法领略到圣人制礼本意的。即使大家习以为常的儒家尊尊亲亲思想，凌廷堪也从纷繁复杂的礼节入手，指出“其繁縟之中，有条而不紊，非比其例而观之，则圣人之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何由而见乎？”这种循例求证的路径为人们解经释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照。

《礼经释例》全书共分8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这样就把向来难读的《礼经》以纲举目张的形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同时兼具了文字训诂和发明礼义的功效，融摄了考据和义理，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而避免了全凭己意而解经的情况。凌廷堪在《礼经释例》的序中说，“证以群经，合者取之，离者则置之，信者伸之，疑者则阙之”，十分客观。即使遇有疑惑，也标注出“经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质知者”，表明了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就称“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

以经解经 复性于礼

经学向来难治，礼学更是难上加难，作为礼之本经的《仪礼》自唐以来就号称难读，历代为之作注作疏的极为少见。凌廷堪极为推尚此经，认为《仪礼》非大圣人不能作，欲明圣人之意，既要对经文、礼例进行考究，以经解经，通经明道，更要知晓礼之大本大用，复性于礼，用之于修身治国。

凌廷堪认为研治《仪礼》之时，不可以汉代经师所撰述的《传》、《记》之类的“章句之余，杂记说礼之言”来核校和阐释《仪礼》之奥义。在凌廷堪看来，《仪礼》与《礼经》是一回事，其地位和作用显然高于《礼记》，只能“据经以正《传》、《记》，未可强经以就《传》、《记》也”。即使出现《传》、《记》之言与《礼经》冲突的情况，也大多取信《仪礼》，只在《礼记》诠释有可取处时才择善而从之。对于前人重《礼记》而轻《仪礼》的情况，凌廷堪仍坚持“《仪礼》十七篇者，礼之本经也”的主张，认为只读《传》、《记》而不读经，流弊甚大，不可颠倒本末。

在《复礼》一文中，凌廷堪认为“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所以，“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凌廷堪批判一些学者舍弃圣人所常言的礼，而事事附会于圣人所不常言的“理”的做法，针对当时大谈心性的学风，明确提出“求诸礼始可以复性”的观点，把礼贯穿在复性、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中，最终达致复性即复于礼的境界。这样就把儒家所讲的三纲八目、人伦五常通过礼而贯通起来，复礼即是为仁，即是尽性，即是彰显圣人之德于天地之间，能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无论贤愚都能有所依循而成就自己。所以，圣人之道之所以万世不易者，就在于此。

凌廷堪的礼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其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学术考证，而是借由礼制考证的路径实现其现实关怀，开辟出一条可供时人乃至后人明道救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