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科研人员在厂房内测试“东方红一号”卫星。 资料图片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资料图片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资料图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习近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大国核讹诈、核垄断和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增强国防实力，保卫世界和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伟业是中国人民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两弹一星”精神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

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核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仅用了10年时间，就取得了核弹（原子弹、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辉煌成就。

在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身居海外、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怀着赤子心、报国情，义无反顾投身于“两弹一星”伟大事业。

新中国的诞生，使客居异国他乡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心潮澎湃。他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儿事。”1955年9月，钱学森历尽艰辛回到祖国，着手建立导弹研究院。化学家杨承宗毅然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优厚待遇，带着十分珍贵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回国。他说：“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核物理学家彭恒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苏联回国，在领受研制核武器任务时，当即作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庄严承诺。此后，他化名“王京”，在主持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从英国学成归国的程开甲，在核武器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多年，有人问他如果当年不回国，在学术上是否会有更大成就。他自豪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就迫不及待回到祖国。在接到原子弹研制任务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在一次核试验中，他不幸受到核辐射，身患癌症，英年早逝。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为了不给美国政府阻碍他回国的任何借口，回国前，将他未完成的书稿付之一炬，把重要数据都记在脑海里。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核武器研制工作。当飞机遇险，在生命最后一瞬间，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文件。“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为了“两弹一星”崇高事业，广大科研人员远离都市、远离繁华、远离家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中“失踪”，来到遥远的大西北戈壁荒漠，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罗布泊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和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抚摸着那粗壮的树干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胸怀挚热的报国之志，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爱国奉献的壮丽史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基点。

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阶段，苏联曾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援助。但是，随着两国关系恶化，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有人因此断言，中国核工业已经遭受重创，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随后，党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为了获得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数据，邓稼先领导的研究小组因陋就简，利用手头仅有的几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夜以继日进行计算研究，终于攻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难题。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掌握了核技术。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把目标瞄准了能够把原子弹打出去的武器——导弹。就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的第17天，钱学森等人就用国产燃料成功试射了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随后成功研制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根据毛泽东“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中国科学家经过集中攻关，于1965年自主提出了制造氢弹理论方案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艰苦奋战，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实测当量330万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的航天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65年初，中国开始执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卫星要上天，火箭须先行。当年，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利用水稻田，建立了火箭发射试验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功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们组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了生命极限的严峻考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动手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正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他们在外援中断及苛刻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与惊人的速度，白手起家，知难而进，先后制造了几十万台仪器设备，攻克了几千个技术难关，终于创造出“两弹一星”的伟大奇迹。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两弹一星”是现代科技成果的融合和结晶，它的研制是一项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快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

根据毛泽东“要大力协同”的指示，中央专委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等“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协同起来，集智攻克“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各种难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大力协同，勇攀高峰。仅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就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00多家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当时在国防科技战线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两弹一星”研制需要各领域、各学科的科技人员通力协作，根据自身条件，发挥各自优势，攻克技术难关。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曾说：“我们国家的原子科学，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落后了几十年，应该把全国的人才联合起来，拧成一股劲，拼命地追赶才行啊！”

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都离不开计算机，为了集中力量早日研制高性能计算机，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联合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的协议书，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961年7月，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协作小组，用以保证充分发挥科研力量，协助“两弹”研制工作。协作小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科研任务。协作小组还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安排了铀矿地质、开采选冶、铀同位素分离、核燃料前处理和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一系列在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重大课题。当年孙家栋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团队。他足足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跑了几十个有关单位，精挑细选，最后确定了18个人。这“航天十八勇士”来自不同专业，各有所长，协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大力协同的集体主义精神，离不开勇于攀登的科学创新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扬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它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繁荣了社会经济，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致贺电指出：“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精神财富。这种崇高精神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刘学礼 杜艳华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两弹一星”精神是立德树人生动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多年来，复旦大学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作用。学校以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为依托，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对“两弹一星”精神开展了深入系统研究。

在培根铸魂上，学校依托党委党校主体班次现场教学和党委教师工作部的“国情考察”工作，每年组织骨干教师特别是青年海归人才前往绵阳“两弹”城，现场学习“两弹一星”历史、人物与先进事迹，引导广大教师坚定报国之志、厚植爱国情怀，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鼓励广大教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在成果运用上，学校“两弹一星”精神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收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和《初心：重读革命精神》等著作。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两弹一星”精神专题研究著作。该书紧扣“两弹一星”精神，史论结合，通过典型事例，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以惊人毅力和勇气，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勇攀科技高峰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两弹一星”精神孕育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论述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联系现实阐明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在课程教学上，在研究生思政课“自然辩证法概论”的课堂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专题教学中，思政课教师以“两弹一星”为案例，阐述我们党探索新中国科技发展之路，实现我国现代国防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历程，以此增强学生对我国科技发展历史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上，教师在讲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专题时，专门强调“两弹一星”是“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人民“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结晶，是集体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在思政类选修课“科技简史”课堂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畅谈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新中国科技发展成就，引导学生弘扬科技报国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两弹一星”事业开启了新中国的“强国梦”，“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融入师生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思政课教学，在校园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许征 作者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