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以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为重点的社会转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1980年8月—201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

　　9月6日上午，胡锦涛出席庆祝大会时称，“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之前不久，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深圳如何迎接下一个30年？本报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

　　1、深圳经验：最大经验是“试验权”

　　新京报：深圳特区发展30年，其最大经验是什么？

　　迟福林：作为特区，就过去30年而言，需要用特殊的办法走出一条特殊的发展路子，这个办法就是改革创新，这个路子就是依靠改革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京报：这两个“特殊”，特殊在哪？

　　迟福林：就是说别人没做的，你可以先做；以前没有的，你可以提出来先试；国家刚提出来的，你可以走在前面；国际上有惯例的，你可以先做；适合深圳的一些办法，你可以先来做。

　　所以深圳的最大经验就是它的先行权、试验权。

　　新京报：“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继续发挥“试验权”，深圳的障碍在哪？

　　迟福林：今天深圳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深圳的发展方式跟国内各地相差不大，其优势远没发展出来。

　　深圳本来应该以人力资本为条件——因为其人力资本积累最多，以高科技为支撑，以服务业为主导，以国际化为目标。

　　尽管在这些方面也有所发展，但是尚没有实现重大的突破。只有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突破，深圳才能在科学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新京报：有人认为，如果深圳政改的步子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是下一步的障碍。

　　迟福林：在纪念改革、礼赞改革的同时，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力推改革。现在各方面对深圳的期待是，下一步深圳在二次改革中会有哪些重大突破，“第二次改革”的目标重点在哪里。

　　现在看，二次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的特点更为突出。为此，仍然需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改革要打开一条血路，要勇于突破利益关系的掣肘。

　　这个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甚至更艰难。难在哪里？就看你敢不敢打破利益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新京报：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模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深圳是否算是“中国模式”的缩影？

　　迟福林：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至于如何看“中国模式”，我的理解是，我国仍然在探索实践当中，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路子，面临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

　　2、中央思路：三大转型是改革切入点

　　新京报：1978年12月，邓小平针对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此次中央高层也都表态，前后跨越30年的呼应，是否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迟福林：实践一再证明并日益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第一，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勇于突破；第二，如何从现实的需求与条件出发，清醒地、主动地、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中央高层的深圳讲话，比如“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比如重提“政治体制改革”，透露出什么信号？

　　迟福林：第一，反映了社会现实需求，经济改革、社会转型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等，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第二，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反映出全社会对它的关切程度。

　　第三，反映出中央高层对改革的思路和决心。

　　新京报：温家宝提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您理解的“各种体制障碍”主要指哪些？

　　迟福林：但是，现在暴露出的问题，本身多出现在经济领域，这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有经济转型不到位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严重滞后的问题。深圳富士康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劳资矛盾问题，说明了社会转型的滞后，反映出缺少一个民众有效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机制，缺少劳资协调和劳资对话；更有政府转型不到位的突出原因。

　　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很难，为什么社会转型滞后，不能不说同政府转型滞后直接相关联。

　　新京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障碍难以消除？

　　迟福林：以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以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为重点的社会转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当然，这个突破需要和“三大转型”紧密结合，并且从“三大转型”为切入点，探索新阶段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子。

　　3、改革动力：让公民成为“推动者”

　　新京报：您在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中提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阶段，认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些观点算是为政治体制改革预热吗？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是一个更深刻的全面改革、结构性改革。

　　从现实需求和现实条件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重点力推“三大转型”，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有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

　　我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提出以“三大转型“为重点，力求研究如何务实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今天，关键在于要对改革有一个坚定信心，有一点改革的魄力和务实推进改革的办法。

　　新京报：以深圳为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迟福林：就是如何让公民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我在深圳大讲堂讲课前，有一个社区交流活动，给我以启示。就是说能不能在社会知情的情况下，以老百姓参与为重点，形成一股新的改革动力。

　　新京报：如何让公民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迟福林：第一要有社会的知情权，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说信息公开，公共事项公开。

　　第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官员财产信息也要公开，这样公民才相信你。

　　第三在相信你的情况下，公民才愿意来支持你。目前，政府和社会互动缺少信任。为什么缺少信任？要从制度找原因。第一，社会信息的不对称，第二，社会协商制度这条渠道的缺失，第三，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缺失。

　　这些建立好了，公民肯定会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4、改革魄力：“第二次改革”重在行动

　　新京报：深圳“第二次改革”的魄力在哪？

　　迟福林：口号重要，行动更重要。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敢不敢试，就是你敢不敢突破。比如说行政范围内的三分制提出来了，但是有些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从实际需求出发，敢于突破。

　　行政三分制符合中央的精神，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了，要建立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行政范围内的决策、监督和执行体系。

　　中央已经提出了，深圳能不能够先行先试，首先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魄。

　　新京报：有学者担忧改革中“行动乏力”和“顾此失彼”的问题？

　　迟福林：改革关键在于行动。改革到了这一步，你得有点魄力，不能是一般性说说而已。

　　有了魄力要有突破，现在魄力和行动显得特别重要。今天是突破利益关系，远比过去那个时候打破体制束缚更复杂，魄力显得更为重要。

　　当前，谈改革，一般性的东西多，具体行动的东西少；一般性的改革做的多，真正实质性的改革、重要性的改革突破的少。

　　新京报：深圳的“第二次改革”，您更关注哪一块？

　　迟福林：深圳有条件在“三大转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圳的二次腾飞依靠“三大转型”。

　　深圳历史上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第一只股票、第一次土地拍卖……这都是深圳出来的。今天深圳还有多少第一呢？人们更需要从深圳探索出来“三大转型”方面的“第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对全国会有重要影响。

　　新京报：也就是说，您期待深圳仍能秉承改革的“试验权”？

　　迟福林：在形成我国改革的实践中深圳功不可没。在继续探索我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中，深圳仍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个角色应该说一点不比过去减轻，而且比过去分量更重，压力更大，所以需要的魄力也更大。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