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诞生了很多典型。“焦裕禄”无疑是其中留下刻痕最深的之一。  

作者：南风窗执行主编 赵义

说：“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几度哽咽，多次泣不成声，同学们也留下了眼泪。”

1990年7月8日，焦裕禄因病逝世26年后，这篇长篇通讯的老记者重访兰考，又撰写了一篇通讯文章《人民呼唤焦裕禄》。文中写到：当地群众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禄墓前，哭着喊着，要他们的焦书记走出墓来尝尝味道。他们水远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永远忘不了焦裕禄端起大家凑来的“百家饭”，眼泪簌簌滚下来的情景。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焦书记却不回来了。

没过几天，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之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以《念奴娇》的词牌填了一首《追思焦裕禄》，发表在《福州日报》上：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诞生了很多典型。“焦裕禄”无疑是其中留下刻痕最深的之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县级政权在中国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两千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事实上，县一级领导虽然官不大，但责任和压力都不小。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古人说，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也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图源：人民网

传统社会中县令被称作“芝麻官”。这是具有诙谐意味的说法。对老百姓来说，出一个好县令还是一个坏县令，对他们的命运影响颇大。对共产党来说，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中国太大了，县一级领导要谋的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对上而言，县级官员权力是不大，对于域内而言，又是权力极大。

同时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县级地域不大，人际关系比较紧密，亲属圈、朋友圈、同事圈等比较热络。哥们义气代替同志友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如果形成一些派系势力，就拉你入伙，不入伙就打掉你，很难清流。一个县委书记实际上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人情陷阱和种种潜规则，想做成事情并不容易。

焦裕禄是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的。焦裕禄可以说是在兰考最困难的时候来的。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毁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1956年兰考产粮食一亿七千六百斤，1962年36万人只有六千万斤的产量。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让穆青感到吃惊，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回忆：“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

1956年7月22日，焦裕禄（中排左四）与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工人文艺组合影（图源：人民网）

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所以有的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

无论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还是李雪健主演的电影《焦裕禄》，人们都对这样一个场景印象深刻：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持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电影《焦裕禄》剧照

事实上，这并不是焦裕禄第一次现场去看兰考逃荒的灾民。来兰考之前，焦裕禄是与兰考相邻的尉氏县委副书记。开封地委先后安排了几位干部去兰考任职，但都不愿意去，一位焦裕禄的老领导就想到了他。在和焦裕禄谈话后，这位老领导还请他帮忙一起处理下逃荒的灾民的事情。原来，省委一位领导来开封视察工作，见各饭馆要饭的很多，一问全是兰考的，让民政部门全体出动，一天收容了两千四百七十三个，最大的七十，最小的才四个月。这位老领导和焦裕禄来到收容站，长条椅上、地上坐的全是离家外流的灾民，混乱的场面，很像是一阵冰雹突袭的集市。

何香久的长篇小说《焦裕禄》详细描绘了当时焦裕禄和灾民的对话。焦裕禄问他们这次出来要去哪里，有的回答说去洛阳，有的说去巩县，有的说去西安，还有个年轻人说要去四川、云南。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可能以为焦裕禄是民政局的干部，就回答说：“民政同志，你们不知道，这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话一点没错。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说兰考的，人家都同情，给你吃的，走时还给捎上。”一位老汉还插话说，自己五岁时到东北要饭，人家一听是兰考的，赶紧给端出大渣子粥来，要了一辈子饭，到哪一提兰考，都知道。

老领导带焦裕禄来收容站，其实是有目的的。兰考太特殊、太困难了，光有决心、有热情还不够，更重要的得能深入群众找想法解决问题。另外，焦裕禄在县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事实上，通过焦裕禄和灾民的对话，老领导心里就有底了。焦裕禄详细询问了灾民有没有手艺、技术，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意：与其出去要饭给社会和别人增加负担，不如把有技术的或没技术有力气的人组织起来，由县里去联系，找干活儿的地方，靠劳动吃饭，既可以度荒，也是一件光荣的事。灾民纷纷说好，省得被人当盲流赶来赶去，就是担心是不是真有人管这个事情。

焦裕禄在花生地里拔草（图源：新京报）

1963年春荒也很严重。省里有领导下来视察，转了一天后说：“我以为兰考县的人都跑完了呢！”“跑了三四万人就不少了。”他还这样发问：“你们还干得了不？干不了就把你们县分开了。”这也有“激将”的意思。

在兰考，有一次焦裕禄说： “逃荒要饭，不是群众的要求，这是他们要求改变家乡面貌。”

但改变谈何容易。焦裕禄来兰考到1964年4月因病去世，时间只有一年多，据有的干部回忆，来兰考头七个月，统一思想，酝酿的时间很长，占去了一半时间。光靠自己一个人不行，焦裕禄花了相当精力来转变“领导思想”。当时兰考的领导干部，面对兰考的严重困难，普遍有畏难情绪。“伸手向上的劲头很严重，没找到更多的办法。”

担任县委书记时间虽然不长，但焦裕禄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为什么他的崇高精神能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焦裕禄是清廉的。与老百姓的疾苦相对照，一些干部却在搞特殊化。很多现象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比如有的领导干部从来不去灾区，去蹲点也是坐着汽车看庄稼。允许社员有自留地后，让下边给了自己一块自留地，让农民给他种，收了东西都给他。吃的菜也是让下边的人给送。有个公社书记，因为不蹲点，被焦裕禄批评了两次。挨批评了下去蹲点后，带去去了八个干部，还去了一个炊事员，蹲了一个多月，主要忙着喝酒打扑克，连这个村有多少人、多少牲口、多少地都不知道。还有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不仅把家属安排在生产队，参与生产分配，自己也被群众讽刺说是“吃饭让人端，骑马让人牵，过河让人背”。

焦裕禄家属合影（资料照片，1966年3月23日整理）

有一次，县礼堂放电影，小孩子们叫：“怎么还不开演呢？”旁边有人说：“你嚎什么呀，那边的大官们还没来呢。”焦裕禄知道了后，就提出不准任何干部不买票进场，不准干部买五排以前的票。他还亲自起草《干部十不准》，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票”外，还规定“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就是说好票要留一些给群众。他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

焦裕禄在兰考四百七十五天，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县一百四十九个生产大队中的一百二十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面对面向群众请教、同群众商量。每当风沙最最大时，他都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每当雨下得最大时，他都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正是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内涝、风沙、盐碱的规律，实施了治理“三害”的正确决策。

焦裕禄下乡进村时，不声不响，不先找村干部，而是先看贫下中农，往往直接奔村中最穷的人家，了解情况后再去大队找支书谈话。他曾经这样说：“支书是为百姓服务的，你得先找主人，得看看主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好，才好和服务的说话。”

1963年7月，兰考遭遇了水灾，焦裕禄在下面发现煤点太少，群众烧的方面有困难，专门给相关的县委委员打电话。从那以后，一旦有连雨天或下大雪，供销社的干部就下乡访问各家各户，形成了风气。遇到水深没法过，他们就头顶着煤、盐运过去。

如前所说，县域治理下接地气，上还要接天线。每天面对大量“实际”，县域工作也必须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焦裕禄是努力实事求是，按照实际解决问题的。他来到兰考后就勇于进行反思，这样说道：“兰考有黄金时代，那就是1957年以前，是我们从1958年搞瞎指挥，让兰考百姓受了苦，要记住这教训。我们想到老百姓，心里有愧。我们对不起兰考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不能再负兰考人民的重托了。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改变兰考的面貌！”

为了治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实现责任制。他在起草文件时明确提出可以实行“六包”：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和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起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任彦芳的《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年——1966年采访手记》一书中写到，在当时，人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焦裕禄写的文件里有六个“包”，需要很大的勇气。

泡桐林是锁住兰考风沙的功臣，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已经长成合抱大树，被称作焦桐。泡桐不仅能固沙，还是经济作物。兰考的风箱是很畅销的小特产品，因为泡桐制作的不透风，左手拉把，很适合农村。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历史上兰考土质不好，兰考人就在黄河故道上创造多种多样的生存方法，门路很多，其中就包括卖泡桐制作的风箱。

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泡桐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兰考县委宣传部 李宇翔 摄）

泡桐还是做乐器的好材料。焦裕禄来兰考没几天就来到老韩陵村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住在私宅不是很合适，焦裕禄就选择住在饲养牲畜的牛屋。牛屋是村里的公房之一，往往是人气最旺的地方，被称为“草根会议室”，大家稍有空闲，就喜欢聚在一起侃大山。正是在牛屋和饲养员的畅谈，让焦裕禄得到了很大启发。

原来，焦裕禄发现在牛屋码着很多风箱。一问才知道，是上海乐器厂的人来收购泡桐，但当时已经没有泡桐树了，于是各家各户一转，发现风箱是泡桐做的，就把风箱全买下来了。正是在“牛屋谈话”以后，焦裕禄下决心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泡桐。1963年一年时间，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在全县推广种植了5万亩泡桐。这就是焦裕禄常说的，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泡桐在今天也成了兰考的致富树。

焦裕禄与泡桐的合影

1963年3月，焦裕禄为查风口追风源，寻找治沙办法来到了张庄，听老农魏铎彬说，他母亲的坟每年冬春都被狂风扒开露出棺材，后来他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从半米深的地下挖出淤泥，把坟盖住，狂风就再也刮不动了。这也启发了焦裕禄用淤泥封沙丘的灵感。

有了想法，焦裕禄也不是马上就搞个全县的一把手工程，而是先搞试点，不管是挖河、压沙还是搞林带，县委领导班子成员都分工负责搞个样板，然后再全县推广。据有的干部回忆，焦裕禄向来不戴帽子，很善于团结同志，有争论也善于处理，比如对粮食产量有争论，他就先带领大家一起下乡去看，然后再统一意见。兰考人做风箱，有的是偷公家的泡桐树做的，公安局几次破案都不好办，于是话题就转到供销社方面，质疑供销社为什么要收购。供销社方面也有道理，你不收，人家就不卖？收和卖成了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焦裕禄不是简单地支持哪种意见，而是看到了这其实是单干和集体的矛盾，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

对有错误的干部，焦裕禄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前述那位多吃多占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其实是有工作能力的，做事也很有魄力。地委本来也同意要处分他，但焦裕禄的意见是不处分，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不久，这位副书记被调到受灾最严重的赵垛楼，开始拼命工作，为了制止人口外流，他不仅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救济社员，还多次召开会议，对群众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发动群众挖河排涝、发展多种经营，一季翻身，实现了有余粮卖给国家。赵垛楼也成为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的五个先进典型之一。

焦裕禄不赞同把共产党的干部简单比作清官。他曾经这样说：“我们不能只会救济，只救灾，不治灾，旧中国的清官也能做到。我们不能满足当清官。清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是人民的长工。我们要当长工。把老百姓当我们的父母，而不是当百姓的父母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撰写的回忆录《回忆爸爸》（5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据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的回忆 ，焦裕禄生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是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经验的报告。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大庆石油职工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一举摘掉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帽子。对这样的英雄壮举，做报告时的焦裕禄一定会感到“心有戚戚焉”。

临终前，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可以告慰焦裕禄的是，他的愿望今天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