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主持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

构筑长江地下交通线的盛慕莱烈士

当年负责“新江抗”二支（纵）队上海扩军的政治处主任张鏖

1940年上海扩军时参加革命的百岁新四军老战士汪贤孝

“沙家浜连”原指导员金辉1942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连队“花名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中国共产党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武装斗争。黄沙金甲，血沃中华，抗战时期新四军勇闯“孤岛”上海扩军的红色传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纪功碑上闪耀着别样的光彩。

“到上海去扩军”

　　1940年夏天，正当阳澄湖畔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之际，素来大刀阔斧的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谭震林，忽然一反常态变得缄默起来。一个事关部队转型建设的大计，在这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任红十二军政委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的战将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奉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部队猛增到5000多人。当年10月，“江抗”与丹阳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抗”北渡前，在阳澄湖留下一批伤病员，其中有开国中将刘飞和开国少将黄烽等红军骨干。

　　1939年11月6日，秋风萧瑟时节，陈毅命阳澄湖后方医院新四军伤病员重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并安排肺部嵌有敌人子弹的刘飞赴上海治疗。夏光任司令员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史称“新江抗”）应运而生，芦荡火种呈燎原之势。

　　翌年3月，谭震林主政东路地区，“新江抗”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与常熟抗日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这位新任司令员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尽快将部队扩充到100个连，打造一支上万人枪的雄师劲旅，“新江抗”再度发展到5000多人。

　　怎样给以农民为主体、以抗日游杂武装为补充的水乡新锐加钢淬火？谭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他认为，这座有3次工人武装起义光荣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国一半。改善部队成分，高起点培养干部，都需要从上海补充新鲜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失时机组织工人、学生和店员参加新四军。然而，从上海向苏南根据地输送兵员，新兵需乘火车到昆山或苏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盘踞京沪铁路的日伪军检查，风险极大。

　　“不能咱们炒豆，让上海地下党炸锅！如果为给根据地输送兵员危及上海地下党安全，那就得不偿失，我们会愧疚一辈子！”

　　谭震林经过缜密思考，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1940年7月的一天，谭震林找到“新江抗”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说：“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们，今年从江、浙两省敌后扩大抗日武装十万人枪。我想在江南创造十万产业军，建成一支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部队。过去部队补充上海兵员，主要靠地下党跨越敌占区向根据地输送。这种做法不符合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十分危险，也很难持久。今后，我们要主动承担扩军任务。”

　　张鏖眉峰一挑，会意地问：“老板的决心是，不再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新兵，我们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伪鼻子底下去扩军？”

　　谭震林点点头，一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模样。

　　在新四军部队，人们习惯称谭震林为“谭老板”，盖因他从茅山新四军军部赴任苏南东路地区时，为过境敌占区安全计，率一众人马戴礼帽、着长衫、穿皮鞋，大老板派头十足。毛泽东闻之遂戏称他“谭老板”。不料这一雅号不胫而走，传遍高层和新四军。

　　谭震林看着张鏖棱角分明的脸膛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话语中充满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贫民，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招。此事事关重大，需要派得力干部上第一线，你当主任的要亲自出马！”

　　张鏖建议先派几个官兵试扩，得到谭震林首肯。张鏖向二支队司令员陈挺和总支书记、组织股股长黄烽传达了谭震林指示。

　　陈挺1932年参加闽东蓝田暴动，曾任闽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和新四军老六团营长，是陈毅给“新江抗”派来的红军骨干。鉴于沦陷后的上海已成“孤岛”，纵队经研究决定，先派青年干事陈浩、二连文化干事叶时两个上海子弟赴沪试扩，蹚出路子。

　　陈浩和叶时重返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受日伪蹂躏和战火摧残之苦的市民正大量流落街头，满怀痛苦和仇恨的青年人在寻觅出路和归宿。而“江抗”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火烧虹桥机场等威震江南的壮举，使很多失业工人、青年学生和贫苦店员始则惊喜，继而心向往之。两人深入饱尝国耻家痛的社会底层群体燃灯播火，经半个月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

　　谭震林获悉陈浩、叶时满载而归，高兴地对张鏖说：“这次试扩成功，为打开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自行组织力量到上海招兵买马。”谭震林分析了赴沪扩军的环境和条件，“目前，日伪对上海控制很严，虎口夺宝风险大。有利条件是，上海人民对日伪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人民中威望很高，官兵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部队距上海也近。”谭震林提出了上海扩军的基本原则，要求扩军人员不惊动上海地下党，稳扎稳打，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积极稳妥展开。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是阳澄湖后方医院职务最高的伤病员，陈毅安排赴上海疗伤归队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主动找到二支队二营教导员张梦莹，问他在上海有什么关系？张梦莹说，当年参加过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后在难民收容所干过，能找到一些朋友。陈挺、张鏖也积极撺掇张梦莹扩军打头阵。张梦莹不负重托，成为首批赴沪扩军人员骨干。

十里洋场摆战场

　　赴沪扩军前夕，“新江抗”3个支队分别与其他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各纵队根据谭震林指示，借鉴原二支队赴沪试扩经验，形成了小群多路、扎根串连、独立运行、互不联络的扩军规范。

　　二纵队组建了3个扩军小组。第一小组由教导员张梦莹负责，第二小组由王志明负责，第三小组由陈浩和文化教员肖牧负责，每个小组均为三四个人。第一、二小组常驻上海，第三小组来往于上海与根据地之间。3个小组统一由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负责并实行单线联系，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不与小组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示汇报事项一律按秘密工作规定办理。

　　根据侦察掌握的情况，张鏖组织扩军人员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贫民群体，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滚雪球”推进。

　　小沙渡是苏州河流经沪西的一个渡口，两岸工厂林立，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深入工人群众处，也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坚力量富集地。邓中夏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职工运动的起点。”“赤色沪西”成了扩军首选之地。扩军人员从串联亲友群入手，顺藤摸瓜，开枝散叶，积小成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聚集处，也是他们访贫问苦，引导工人奋起抗日救国的精耕细作之地。

　　张梦莹从无锡寨门包巷一户包姓房东家，借了一件骆驼绒灰色长衫和一顶铜盆帽来到上海，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恩派亚戏院（后称嵩山电影院，已拆除）对面弄堂邻居家，找到当年在难民所入党的烟厂管理员俞宝琴和做纸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宝根，通过他们四处联络发动。随后他来到苏州河北岸盆汤弄桥附近一个小五金店，找到部队一位韩姓女同志当会计的哥哥。这位女兵的哥哥与鲁迅是朋友，在文化界颇有人脉。经他介绍，张梦莹进入剧团、学校和职业教育社，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厂和手工业者中建起几条稳定可靠的扩军链。他还带大家分头到自己曾做过苦工的码头和袜厂秘密串联，不长时间就动员几十人参军。

　　“新江抗”司令部作战参谋黄振中扩军到上海，来到同学父亲开的煤球店，很快与学徒汪贤孝交上了朋友。黄振中了解到，日军进攻上海时，汪贤孝哥嫂和两个侄儿都被敌机炸死，父亲一病不起住进医院。听完汪贤孝倾诉，黄振中附在他耳边说：“现在热血青年都参军抗日，我老家在无锡乡下，那里有抗日军队，亲近老百姓，官兵讲平等，军民一家人，打了胜仗来慰问……”

　　不等黄振中说完，汪贤孝就抢着问道：“我能去吗？”

　　黄振中一语入心：“只要你有决心，都包在我身上！”说着，摸出10块银圆塞给汪贤孝说：“这些钱给你父亲治病，救个急！”

　　汪贤孝紧紧攥着带有黄振中体温的银圆，兴冲冲跑到医院对父亲说：“阿爸，我运气来了，今天遇到个好朋友，介绍我到无锡去学艺，这10块钱是他接济我的，都给你！”

　　汪贤孝从上海来到苏南参加了新四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了原二十集团军五十八师后勤部部长。

　　汤江声（原名唐良楠）1939年由上海中央特科调东路特委，次年任“新江抗”二支队三连指导员。他到上海扩军总要带些鸡鸭等农产品作掩护，住在万兴食品店（今淮海中路上海第二食品商店）做职员的哥哥唐良楣处，借穿哥哥的衣服，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马褂，早出晚归出没闹市和陋巷。这位1945年在江苏高邮三垛河伏击日伪军时壮烈殉国的营教导员，没有留下赴沪扩军的成绩单，但哥哥唐良楣证实，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军。

　　为了解决部队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匮乏问题，扩军小组还通过可靠渠道和关系定向扩军招揽人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扩军中最大的风险不在日伪，而在汉奸和部队逃兵。

　　有个逃兵在法租界认出一位扩军干部，伸手就向他要钱。扩军干部没给，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巡捕房，大声对巡捕说：“这是个新四军干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队卖了！”巡捕虽说端洋人的饭碗，可到底中国人的良知未泯，乜斜着眼瞅瞅那个面容猥琐的逃兵，伸手打了他两个耳光，嘲笑说：“你弟弟当新四军是好事，我以为他把你妹妹卖了呢！滚！”巡捕撵走告密滋事的逃兵，又叮嘱扩军干部说：“你等一会儿再走，免得再碰上那个家伙。”事发后，张鏖马上安排被逃兵盯上的那位扩军干部返回了苏南。

　　另一个来自苏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诈扩军干部，不给钱就威胁“把你拉到法国巡捕房去”。开始，扩军干部懒得跟他纠缠，想给点钱把他打发掉，不料这个无赖竟没完没了。怎么处理这个有现实威胁的家伙？张鏖向谭震林作了报告。谭震林果断决策：“这种人劣性难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祸及扩军，必须马上解决掉！”张鏖令扩军小组采取措施，排除了这个隐患。

　　17岁就入党的孤儿俞忠祥，到市郊工厂扩军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宪兵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和脚掌，将他绑在木架子上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其他扩军人员，俞忠祥坚不吐实。凶残暴戾的鬼子牵来汪汪狂吠的狼狗进行威吓，俞忠祥怒视敌寇，一言不发。鬼子放出狼狗直扑俞忠祥，一口就从他身上撕下一大块肉来。钢铁战士俞忠祥宁死不屈，最终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张梦莹所在扩军小组有个上海兵，置身险境临阵动摇，带上经费逃之夭夭。事发突然，扩军小组以变应变，迅速调整工作计划和住址，外出更加谨慎。上海解放时，这个逃兵夹杂在路边迎接大军入城的群众中，被张梦莹所部官兵认出，受到应有处置。

巧借日寇商船输送兵员

　　置身狼窥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属不易，要把日渐增长的应征新兵安全无虞送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

　　赴沪扩军之初，各小组每批安排十来个新兵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根据地，输送风险尚可控。后来，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难度和风险骤增。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环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审和体检，新兵送达根据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员稳妥快速返回上海，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张鏖向“谭老板”请示。谭震林沉思有顷说：“关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带到根据地，我来想办法。其他问题，你们自己研究解决。”

　　过了几天，谭震林找到张鏖说：“今天，沙洲县的蔡悲鸿来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

　　蔡悲鸿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翌年初任中共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工委书记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是新四军有名的财经专家。沙洲县是长江南岸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北屏障，也是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是长江航道东接上海、西连南京的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日伪规定长江航线中国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许外国商船行驶。为打破日伪对长江的封锁，蔡悲鸿受命兼任沙洲县江防管理局局长。

　　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啥关系？张鏖不解，像是钻进了闷葫芦。及至听蔡悲鸿汇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侵占上海的日本陆军依靠其把持的京沪铁路疯狂敛财，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海军十分眼红，利用其控制的吴淞口和长江口，勾结5艘德国轮船向苏南等地贩运货物，从中渔利和分肥。这5艘德籍轮船通常由上海装载布匹、煤油、西药等日用品到沙洲护漕港和江阴黄田港卸货，然后装运大米等农副产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阴的固定航线。

　　谭震林听到这里，打断蔡悲鸿的话说：“老蔡，你考虑一下，我们从上海扩招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

　　蔡悲鸿眼睛一亮，击节赞叹：“这倒是个很安全的通道！不过，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细合计一下，必须搞得很稳妥才好。”

　　蔡悲鸿说的“上海方面”，是指负责苏南根据地物资采购托运的总代表盛慕莱。盛慕莱是蔡悲鸿妻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黄渡镇镇长。长江禁航后，他毁家纾难，变卖祖产，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特务机构“日本海军联欢社”，堂而皇之开办“中华物产公司”，与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隔壁办公，与其称兄道弟，觥筹交错，还拉上日本顾问松冈一起做生意，俨然上海的“路路通”。神不知鬼不觉，盛慕莱在长江航道开辟出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印刷机、望远镜、炸药、雷管、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谭震林赞扬盛慕莱是“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尖兵”。

　　盛慕莱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扩军小组组长分头与船上内线接上关系。新兵乘船来到沙洲县护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运送农副产品的驳船接上岸。从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伪“清乡”，二纵队扩军小组每5至7天就可通过水路向苏南输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时一次就能编一个连。张鏖率领扩军人员共从水路运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严密控制的德国商船，竟成了新四军从上海外输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输送通道打开后，新兵政审体检问题也迎刃而解。上海扩军展开后，应征者如过江之鲫。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投机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迹其间。

　　张鏖等人研究后建议，在沙洲护漕港组建新兵接待站作为缓冲之地，得到批准。指导员张家信组织干部和医务人员负责新兵政审和体检，发现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转送上海。后来，“新江抗”在阳澄湖畔建起一个新兵连，抽调有经验的连排干部施训，深化新兵政治审查。新兵到来后，张鏖逐人谈话，要求连队在教育训练中继续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来忍饥挨饿的上海青年，来到新兵连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有一次，刚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饭。

　　1949年5月，我军兵临上海城下。盛慕莱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英勇就义。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为盛慕莱家属颁发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盛慕莱作为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广为人知。

新四军在扩军中如虎添翼

　　为期一年虎口夺宝，新四军收获几何？

　　据统计，“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过2000人，其中二纵队改编的十八旅五十二团补充上海新兵上千人，还支援一纵队改编的五十三团和三纵队改编的五十四团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连”——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二连指导员金辉的女儿金若岩，将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赠给“沙家浜连”。这本记载着1942年二连干部战士姓名、年龄、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册”清楚地写着，二连104人中闽东红军2人，上海青年75人，当地农民17人，解放战士10人，上海兵占近72%。

　　五十二团因作战勇敢，素有“江阴老虎”“老虎支队”美誉，上海扩军后部队成分以工人为主体，团队犹如猛虎添翼。五十四团以上海学生、店员为主，文化水平高，有“文化队”之称。

　　“江抗”老战士施光华回忆，那时，“江抗”及后来改编的部队，官兵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手中的钢枪，一支是口袋里的钢笔。这与也有两支枪（钢枪和烟枪）的伪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2年底检阅五十二团，赞扬该团是新四军中的文化团。谭震林得知十八旅在新四军中文化素质最高时说：“十八旅文化水平高，产业工人多，建议给党中央当警卫团！”

　　以产业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过工业文明熏陶，熟悉机械装备，组织纪律性强，团结协作好，不仅能很快熟练使用手中武器，还办起修械所修复受损枪支。行军作战之余，他们带头学理论、写诗歌、办板报，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生力军。五十二团二营五连一个班，在江阴峭岐以西澄锡公路东侧成功组织起“农抗会”，被传为佳话。经新四军大学校培养，在战火中淬炼成钢的上海兵，成为基层后备干部梯次配备的重要来源。

　　上海扩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队成分和兵员结构，基层官兵文化素质跃升，为先进文化催生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年五十二团二营文化干事黄苇会同团宣传股股长过鉴清，根据阳澄湖36个伤病员和“江阴老虎”的战斗经历创作的歌曲《你是游击兵团》，很快风靡全团。后经十八旅旅长刘飞提议，这首歌作为十八旅旅歌传遍苏中，成为军民传唱不衰的战歌，也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滥觞之一。

　　歌声伴随五十二团转战苏南苏中，团队实现了一次战斗胜利创作一首歌，如《淮宝进行曲》《大官庄之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如讴歌沈进洪、陶祖全、叶诚忠、朱宝山、马思进等英烈的歌曲；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如《练兵进行曲》《整训歌》《学习军事》《掷弹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动一首歌，开展团结进步、反对内战、诉苦立功等活动，都有专题创作歌曲配合。团队还创作了瓦解敌军的《叫老乡》《回头打东洋》，加强军民团结的《拥政爱民小唱》等歌曲，有力鼓舞了军心士气，推动了立功创模活动开展。从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团官兵会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创作的歌曲。在嘹亮的战歌声中，全团涌现出16位英模人物，呈现出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的喜人景观。

　　1944年3月，五十二团参加车桥战役。战前，日军狂妄叫嚣，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皇军宁愿撤出苏中回归大海。此役歼灭日军独立步兵六十大队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歼灭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成为1944年以前我军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东京大本营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六师师长、政委兼十八旅旅长的谭震林，驰电中央军委报告十八旅概况，专门介绍了由阳澄湖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该旅五十二团一营，原为“江抗”二支队，素有“老虎支队”美誉，赞扬这支部队既能打顺风仗，也能打劣势仗、逆风仗、危局仗，“江阴老虎”过了江也还是老虎！

　　（作者：高建国，系作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