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7年，嬴政登基，成为新一代秦王。水工郑国从韩国来到秦国，带去一个延续十年不为人知的惊天阴谋。

　　远交近攻 韩当其冲

　　在战国七雄所处的地理格局中，韩国迎面正对秦国东进中原交通要道，是秦国蚕食的主要对象。早在刚进入战国时期的秦惠公九年（前391），秦国就曾攻打韩国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一带），占领六座城池。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秦国在脩鱼（今河南省原阳县一带）大败韩军，斩杀8万韩军，“诸侯振恐”。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秦国再次进攻韩国，拿下武始（今河北省武安市南部一带）、新城（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一带）。韩国联合魏国，以魏将公孙喜为元帅，率24万韩魏联军进据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一带），迎击秦军。第二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韩国元气大伤。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昭襄王拜范睢为相，大力推行远交近攻之策，重点蚕食韩国。

　　昭襄王、范睢本欲通过对韩国进行武力威胁逼其就范，作出发兵进攻荥阳、太行，将韩国“断而为三”的态势，但韩国经受住了恐吓没有屈服。昭襄王大怒，连年向韩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秦军攻取韩国少曲（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带）、高平（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第二年，白起“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次年，白起率兵占领韩国太行山以南地区；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国夺取韩国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军攻占韩国阳城、负黍（均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一带），“斩首四万”。两年后，“韩王入朝”求和。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昭襄王薨逝，韩王“衰绖入吊祠”，身穿重孝到祭庙哀悼。

　　韩王此举已属恭顺之极，但仍无法阻挡秦军兵锋。昭襄王之子孝文王即位三天就去世，孝文王之子庄襄王即位当年（前249），就派大将蒙骜伐韩，占领成皋（今虎牢关一带）、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一带），设置三川郡。韩国国势危如累卵，朝不保夕。

　　凿渠疲秦 万世之功

　　据学者共计，从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49年，韩国受到秦国较大的进攻多达19次。从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更是几乎每年都从韩国手中夺取土地。吃饭、睡觉、打韩国，成为秦国军民日常生活的保留节目。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薨逝，其子嬴政即位。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灭国压力，韩桓惠王君臣“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为转移秦国东侵的注意力，策划出一个自认绝妙的战略欺骗计划。这就是派遣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君臣，建议秦国在渭水支流泾水和北洛水之间开凿水渠，灌溉关中平原农田。

　　自商鞅变法以来，兴修水利一直是秦国耕战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中平原亦迫切需要借助大型水利工程提升粮食生产力。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北抵北山，南界秦岭，土质肥沃疏松，便于耕种，但年降水量只有600毫米左右，且南多北少、西多东少，远远不能满足农产物的需水量。同时，由于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土地盐碱化严重。

　　缺水成为提高关中平原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制约因素，而引渭水、泾水、洛水进行人工灌溉，是破除这一制约因素的主要解决方案。此时秦国国君虽然是13岁的嬴政，但执掌大权的是丞相吕不韦。吕不韦和群臣经过商议，接受了郑国开挖水渠的建议。

　　韩国企图用引导秦国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办法，让其劳民伤财以致精疲力竭，自动放弃灭韩计划。此计看似精妙，实则愚拙。若要“疲秦”，只需派建筑大师诱使秦国君臣大建亭台楼阁、离宫别苑，大肆奢靡享乐，让其消磨志气、腐化堕落即可。而韩国却派工程师出技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对其统治重心关中地区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升级改造，无异于亲手帮助秦国战车提升动能，让其更强有力地碾压自己。

　　更关键的是，经过自秦孝公到庄襄王六代秦王的持续努力，秦国国力早已树大根深，根本不可能被几项超级工程拖垮。韩国兵不血刃退却秦国虎狼之师的理想很丰满，但被动挨打的现实却很骨感。就在秦国开工修渠的第三年，即秦王政三年（前244），秦国大将蒙骜伐韩，又夺取韩国12座城池。惊得目瞪口呆的韩国君臣近乎绝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坐以待毙。

　　郑国虽然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秦国，但在修渠时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郑国将东西全长约三百里的干渠渠线，布置在关中平原二级阶梯的最高线上，位于干渠南部的整个灌区都在其控制之下，保证了支渠以及其他下级渠道的自然引水，从而获得了尽可能大的灌溉面积。郑国所开水渠还具有淤灌压碱的功用，即史籍所载“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渠水中含有大量泥沙，用以灌溉可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显著改良盐碱化土壤，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郑国开渠工程浩大，用时十年尚未完工。十年时间，足以使秦国发现事情真相。大致在公元前237年左右，在嬴政铲除嫪毐、吕不韦势力的时候，秦国查出郑国的间谍身份，这才知道郑国挖渠的真正目的。

　　得知真相的嬴政君臣要把郑国杀掉，郑国分辩道，我刚开始是作为韩国间谍来到秦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开挖这条水渠确实可以给韩国延长几年气数，但对秦国国运是利在千秋。嬴政听后，深感有理，遂让郑国继续修渠。

　　水渠修成后，灌溉关中平原4万余顷（约合今天115万亩左右）土地，每亩粮食产量达一钟（约合232斤左右）之多。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这是一个相当高产的数字。关中平原“为沃野，无凶年”，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郑国渠成为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水力发动机。

　　谏止逐客 百川归海

　　嬴政虽然在郑国问题上将计就计，但也对从六国来秦国寻求发展的士人产生怀疑。加之在处置嫪毐、吕不韦事件的过程中，嬴政发现他们手下任用了一大批六国士人。秦国自孝公商鞅变法以来，在人才使用上一直是重外轻内，即重用外来人才，对本国尤其是宗室人员弃之不用，防止他们威胁王权。秦国宗室大臣对此早就忿忿不平，遂抓住机会向刚亲政还没未形成清晰治国思路的嬴政进谗言，“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六国士人为保护本国不受攻击，大肆离间秦国君臣感情，“请一切逐之”。

　　秦王政十年（前237），嬴政下达逐客令，清查国内六国士人，全部驱逐出境。来自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的李斯，亦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当初仅是县里小吏，投奔到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当舍人，又经由吕不韦推荐到嬴政身边，先后任长史和客卿。因为逐客令，李斯被迫出走，就在途中给嬴政上了一道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李斯引用了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虞人百里奚、宋人蹇叔和晋人丕豹、公孙支而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魏人张仪破六国合纵，昭襄王用魏人范睢远交近攻的例子，说明秦国的事业发展是建立在外来人才的贡献基础之上。李斯用“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告诉嬴政，只有海纳百川，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最终实现秦国崛起的伟大目标。

　　嬴政看到李斯的奏疏后幡然悔悟，赶忙将其召回，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嬴政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废除逐客令，避免了更大失误的发生。在重新起用李斯的同时，嬴政还任用来自魏国的尉缭谋划军事，用顿弱、姚贾参与外交，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嬴政一统六国作出重要贡献。

　　嬴政逐客之令在很大程度上因郑国间谍身份暴露而起，秦国在改弦更张后，不但让郑国继续实施修渠大业，更以郑国的名字命名新修水渠为郑国渠。由此可见，秦人对经济的看重，对水利的注重，对实用技术的器重，远远超越了政治上的偏见。秦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开放意识和宽阔胸襟，彰显于郑国渠的修建过程中和渠名的命名上。

　　郑国渠修建期间，秦国确实没有吞并韩国，延缓了韩国的灭亡时间。郑国渠完工后，秦国国力更加强盛，进一步增强了对六国尤其是韩国的战略优势。因此，郑国渠修成之日，便是韩国大限之时。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嬴政命令大将内史腾灭韩，俘虏韩王安，韩国彻底灭亡。随后，秦国用十年时间，逐一攻灭赵、魏、楚、燕、齐，横扫六合。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的秦国最终改版为秦朝，嬴政升级为秦始皇。

　　灭亡六国后，始皇的宏图并没有驻足于两周旧疆，而是向更北的北方和更南的南方继续前进。在北方，秦始皇修长城，稳定了华夏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民族的边界；在南方，则凿一条水渠运河继续探索未知边疆。

骆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