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中共将数百名滞留港岛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成功转移至抗日根据地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红色基因第28期

在80年前，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伟大营救。1941年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精英滞留港岛，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火速展开营救行动，将数百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成功转移至抗日根据地。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白石龙老村一号，是抗战时期羊台山革命根据地中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发生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共有三个展馆，于2005年9月3日建成并免费向社会开放。馆名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题写。该馆是“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深圳市首批红色旅游景区”、“深圳市党史教育基地”等，202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深圳仅此一处。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感受这抗战史上的伟大壮举，仍让人精神振奋。

实地探访

全面反映200天“胜利大营救”

在深圳市龙华区的羊台山下、观澜河畔，地铁4号线白石龙站近旁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闹中取静的一处“红色革命遗址”，在这里公众可以看到活的历史。

3月9日，南都记者来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采访，在纪念馆门前就被墙上的浮雕与一份“营救留困在香港的部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名单”（277名）吸引，这上面有众多公众熟知的人物，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梁漱溟、戴望舒、吴祖光、萧亁等等。进入馆内，是一排齐整的名人雕像及内容详实的展览，更是对那段历史有了真切的感受。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张紫歆向南都记者介绍，该馆全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有当年作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原址）1座（现为二号馆）、“胜利大营救”雕塑1座以及展览厅、大型浮雕背景墙、办公及接待室等建筑。

该馆全面反映了发生在1942年初历时近200天的“胜利大营救”，共从当时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等共800余人以及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是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

历史回顾

开辟三水路一陆路撤离交通线

1941年1月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内陆等地陆续撤到香港，继续开始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在港澳、东南亚产生了重大影响，日伪汉奸对此非常害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一天也被称之为“黑色圣诞夜”。日军占领香港后，烧杀抢掠，在香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处境极其危险。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

香港沦陷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南方局发来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人，迅速组织游击队营救困留在香港的大量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周恩来两次发来急电。由此，“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拉开了帷幕。1941年12月9日，廖承志在香港组织大营救策划会，集结了张文彬、尹林平等各方力量，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

本次任务的主要执行者，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队。其中队员刘黑仔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他化妆成敌伪的密探，神出鬼没，袭击日伪汉奸。刘黑仔的名字令日伪闻风丧胆。

港九大队开辟了三条水路和一条西部陆路撤离交通线。第一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九龙，再到牛池湾，最后到达惠阳的田心村。廖承志、乔冠华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二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坐船到马宫上岸，前往海丰。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三条西部水路撤离路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到澳门前往内地。

早在日军占领香港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开辟了一条港九到深圳李朗的交通线，从香港到九龙再到沙田，最后到达李朗。香港沦陷后，这条路线被日军封锁，只能打通大帽山，贯通十八乡，进入羊台山陆路交通线。当前大营救纪念馆所在地就在这条交通线上。港九沦陷后，大帽山成了土匪窝，短枪队队长曾鸿文，利用他在东江绿林中的威望，收服了大帽山的土匪，打通了西部陆路交通线。

营救工作艰巨而复杂，首先要把营救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地下党员潘静安等人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做好了撤离前的准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许多文化人士都搬了家，邹韬奋先后搬了六次家，茅盾搬了四次家。

复原历史

惊心动魄的脱险之旅

二号展馆，白石龙天主教堂。天主教堂也是这次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接待站和指挥机关。1942年1月6日，尹林平从香港回到白石龙，召集王作尧、梁鸿均、杨康华、曾生等人在天主教堂开会，部署东江游击队营救和护送文化人士工作。展馆内呈现的是大营救部署会议的短片及场景。

三号展馆记录了大营救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部分，讲述成功脱险经过。1942年1月，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离港回内地，趁难民潮之际，文化人士开始撤离行动。而日军为了控制难民，设立了数十道哨卡，文化人士虽乔装成难民，但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第一批撤离的邹韬奋、矛盾夫妇等20多人，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夹杂在难民中逃离虎口。

展馆内复原了当年的场景《夜渡九龙红磡》。九龙红磡是水路和陆路撤离的首站，1942年1月9日深夜，交通员李锦荣带领邹韬奋、茅盾等20多名文化人士，来到香港铜锣湾避风塘渡口，登上事先准备好的蛋家艇。小艇飞快冲过海峡，在潘静安的向导下，20多人成功撤离。

西部陆路营救场景也栩栩如生，在交通员李和的向导下，邹韬奋等20多位文化人士从九龙红磡成功到达白石龙。1942年1月11日凌晨，邹韬奋等20多人来到九龙秘密接待站，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九华山到荃湾，翻越大帽山，经元朗，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在赤尾村留宿一夜后，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翻越梅林坳，到达白石龙村。

1942年1月13日傍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到达白石龙村。曾生负责接待工作，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和追捕，曾生在白石龙村后搭建了山寮招待所。

由于日军频繁扫荡，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羊台山和白石龙停留短则一周，长则四个月，邹韬奋一家是最后一批离开羊台山的，他临行前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扬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从1942年1月9日到11月22日，历时11个月，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到达目的地。

东江抗日游击队不仅营救出大量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还成功营救出111名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克尔中尉等8名遇险的美国飞行员，获得很好的国际声誉。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谢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