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闸全貌 图片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

　　从合肥搭乘高铁一路向北，约莫一小时车程就到了蚌埠，再转乘40分钟汽车，就到了蚌埠闸水利枢纽附近。

　　淮河岸畔，黑牛嘴生态园是纵览蚌埠闸风貌的绝好位置：极目处，荆涂二山巍峨而立——4000余年前，大禹劈山导淮的传说于此间发生；眼近前，淮河水面波光粼粼——拥有40孔节制闸的蚌埠闸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千里淮河中游。

　　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副主任张文斌告诉记者，60多年前，蚌埠闸的所在还是一片河漫滩地，如今的蚌埠闸，是淮河上历史最为悠久，流量最大，功能最为齐全的大型水利枢纽，集防洪、蓄水、航运、发电、生态景观于一体。距离闸口不远的河堤上，竖着一块景观牌，上面分明写着：“千里大河浊浪高，谁持金锁缚长蛟？”

　　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从14世纪至19世纪的500年间，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水灾350次，严重旱灾280多次，频发的水旱灾害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条“最难治理”的千里大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的硕果累累。

“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回望历史，重大的事件总是在同一时间节点纠缠耦合，构成宏大叙事。

　　1950年，抗美援朝与治理淮河成为同时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两件大事，考验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胆略与智慧。

　　1950年6至7月，淮河流域普降暴雨，豫皖苏三省1300万人受灾，流域内4300余万亩土地被淹，其中，皖北受灾面积最大。

　　8月，一封接一封的淮河水灾告急电报被呈送给毛泽东主席，“水势凶猛”“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如泣如诉的文字令毛泽东潸然泪下，他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一边，东北鸭绿江畔黑云压城；另一边，皖北淮河岸边大雨滂沱……

　　面对国内外压力，两个月里，毛泽东连续4次对淮河救灾做出批示。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淮河治理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确立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翻开了淮河治理的历史性一页。

　　10月19日夜，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仅仅18天后，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大批干部、学者、专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4个月时间，220万军民集结于治淮一线。

　　从鸭绿江畔到淮河两岸，两线作战，只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解救人民！

　　每一座历史坐标，总会留下时代的回响。

　　时光荏苒70载。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6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增多，多地进入主汛期，7月，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疫情防控与防汛救灾——同样面临“两线作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在党中央的关怀指示下，我国治淮机构强化预警监测，先后启用梅山等骨干水库以及蒙洼等8处行蓄洪区，对洪水进行有效调控。此次洪水，淮河流域无一人伤亡，水库无一处漫坝，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防汛抗洪工作井然有序。

　　如今，蚌埠治淮陈列馆里，陈列着数封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治淮工作的批复函件。在那些圈圈点点的标注与密密麻麻的批示中，溢流着党中央对于推动治淮工作进展的焦炙之情，对彻底结束沿淮人民苦难的决绝之心！

　　“70年治淮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根治水患，修好淮河！”展柜旁，治淮陈列馆解说员江博君激动地讲解着。

“蓄泄兼筹”本质是“人民至上”

　　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长淮沿岸先后掀起三次治淮高潮。

　　治淮陈列馆里，一张褪色的黑白老照片深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工地上，数以千计的治淮民工头顶烈日，挥舞着镐头，挑着担子，开挖土方——那是1951年4月1日，淮河流域第一座山谷水库——石漫滩水库开工建设时的情景。

　　1950年至1957年间，随着石漫滩水库、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王家坝闸等一批耳熟能详的水利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淮河水害得以遏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初步改善。

　　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沿淮一线实地考察，留下深情文字：“我所看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都是希望……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是深深扎根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地方、每一个人，因此人民政府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伟大。”

　　1991年，国务院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确定实施治淮19项骨干工程；2010年，国务院召开治淮工作会议，部署实施38项工程。经历先后三轮治淮高潮，淮河“上拦、中畅、下泄”防洪体系逐步完善。

　　治淮工程，关系到上中下游沿淮省份的切身利益，上游地区由于内涝严重，希望尽快、尽量将淮河洪水排入下游洪泽湖；而下游省份担心猛泄洪水不能顺利入海，会加重当地水患。因此，在 “泄”“蓄”之间，往往各执一词。

　　现年82岁的赵武京曾在20世纪90年代主持领导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工作，在推动实施治淮骨干工程过程中，他切身体会到党中央“蓄泄兼筹”治淮方针的深远含义。

　　“作为淮河流域的调度管理机构，我们其实是在‘当红娘’——通过把握地域间的利害平衡，为流域省际‘牵线搭桥’。”赵武京笑着给记者打了个比方。

　　赵武京回忆，在推动实施淮河中上游战略工程——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以及大洪河跨省支流治理时，流域省份正是秉承了“中小洪水安徽要关照一下河南，大洪水河南要关照一下安徽”这一观念，最终，两项治淮工程成功实施，保护了流域内近700万群众和千万亩耕地。

　　“‘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赵武京说，这是我们推动实施一切治淮工程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党的领导是成功治淮的根本保证”

　　淮河治理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淮河治理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程。

　　2020年7月20日8时31分，根据国家防总指令，有千里淮河“第一闸”之称、位于安徽阜南县的淮河王家坝闸第16次启用，在开闸的76个小时里，蒙洼蓄洪区共蓄洪3.75亿立方米，为淮河安澜起到关键作用。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是王家坝闸。他强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总书记的指示，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淮河保护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2020年10月22日，纪念新中国治淮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安徽蚌埠召开。回顾梳理70年淮河治理成果经验，与会代表认为，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党对治淮工作的领导”，“这是做好淮河治理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先后召开12次治淮会议。70年来，治淮总投入超过9200亿元，淮河流域建成各类水库6300余座，兴建加固各类堤防6.3万公里，建设各类水闸约2.2万座，基本建立了防洪减灾除涝体系，初步形成了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逐步构建了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不断强化了流域综合管理与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我们将持之以恒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坚持‘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坚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新发展阶段淮河保护治理取得新成效。”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刘冬顺说。

　　（本报记者 马荣瑞 常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