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她只是位退休医生，但面对疫情，她拒绝保持沉默。”

　　高耀洁，女，77岁，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教授。1996年始，她接触到一例女艾滋病患者，从此开始了艰难漫长的“防艾”工作……

　　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

　　第一次与艾滋病病人离得那么近

　　也许她真的是太忙了。

　　又或者，是需要她帮助的人太多了。当我那天把电话拨到老人家里，高耀洁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时间不够用啊，我心里明白，到了我这个岁数，马上就干不动了，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抗艾防艾’的工作中来，因为艾滋病病人也是人，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帮助……”谈话间，老人家一直在喘。

　　1996年4月7日，一个普通又普通的日子。

　　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高烧不退的42岁疑难病人，邀请已经退休的高耀洁教授前去会诊。一眼望去，此女极度消瘦、皮肤出现暗紫色斑点。高教授想起在一本书上看过有关“艾滋病”的介绍，当时就觉得病人的症状极为类似，难道她感染的是……？高耀洁的观点刚一提出，立刻就遭到一些年轻医生不假思索地否定。那时候，不要说患者，就连医生也觉得“艾滋病”这三个字离自己太远太远。但不幸的是，最后的诊断结果出来，一切正如高耀洁所料，这个病人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

　　21天后，患者撒手西去。

　　临终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不过就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了呢……”

　　这句话，高耀洁每每想起，心里都会像针扎一样的疼，要知道，她输的，可是医院血库中的血啊。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人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而灾难也恰在这急功近利的“血浆经济”中降临。在最鼎盛时期，整个河南的血站就有230多家，它所意味的是，只要有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病毒，就会迅速在所有可能人群中蔓延开来。

　　直到1995年3月，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才被大规模取缔，只可惜悲剧已经酿成。原本艾滋病就不是一种只通过性交和吸毒才会感染的病毒，但是在中国，它最大的感染途径，不是吸毒，不是不正当性生活，而是通过血液。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感染的无辜人群。高耀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更意识到这项事业“非己莫属”。于是她谢绝了给病人看病的机会，结束了自己从1990年以来一直从事的妇幼保健工作，而走上一条艰难的“防艾”之路。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社会的人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从而最终远离艾滋病。当然那时的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竟是如此难走。

　　竟会有这么多人死于艾滋病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寄给她的信，信上明确告诉她一个信息：最近在上蔡县文楼村里，有很多艾滋病人。出于一种本能，她立刻就警觉起来。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桂希恩已经“注意”到了文楼村。他的一个河南籍学生告诉他，家乡流行一种怪病，夺去很多人生命，桂希恩后来确认，这“怪病”实际上就是艾滋病。接到信后，高耀洁马上找了一位记者，于1999年9月第一次去文楼村。一个叫吴拢的28岁女子扯了扯她的手：“俺给你煮花生吃吧。”然后一拐一拐地进屋了。等她下个月再去的时候，才知道吴拢已经死了。她和丈夫是在卖血时认识而结婚的，小两口、老两口，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来一世，同样是命，为什么有的人会过得这么悲惨呢？高耀洁真是越想越不明白，回到家躺在床上，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觉。

　　同年11月，高耀洁联系了12位艾滋病病人，过春节前，她给其中的8个人每人各寄了100元钱，让他们好好过年。谁知半个月后，她收到四张退款单，上面写的都是“收款人已死”。

　　2001年3月，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高耀洁写信，希望能和她见上一面，高耀洁去了，结果当她赶到村子里的时候，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一打听，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高耀洁当时就哭了。她的泪水，既是为了写信给她的王有志，也是为了那些没有写信给她的孙有志、李有志、张有志……她深切感受到，对于艾滋病村而言，死亡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几乎是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一幕。最多的一次，老人看到光一个村一天就有9户艾滋病病人出殡。“人死多了，难免就有些麻木了。只是有时心里会堵得难受，就像压着块多大的石头似的……”老人长吁了一口气，陷入好一阵的沉默。想想最早认识的那拨艾滋病病人，她一口气能说出几十个名字，“现在那拨人都不会找我了，死喽，成一把黄土喽……”

　　老人至今都记得，那些濒临死亡的艾滋病病人最后拉着她的手说出的话：“您老替我想想办法吧，我死了，今后我的孩子可咋办？我的孩子可咋办？他可是没有病的呀……”

　　因为艾滋病病毒是通过血液传染，所以大部分艾滋病病人的孩子，都不会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只可惜，这一常识，很多人都不了解，所以很多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只能流浪街头，没有人敢把他们领回家去收养。

　　最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孩子

　　一年冬天，高耀洁看到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光脚拖着一双破鞋，一拐一拐地在风里走着。连冻带烂，孩子的脚后跟显然已经露出了骨头，最后只得自己抹点儿锅底灰敷在上面，权当是治疗了。不然又能怎样呢？就因为他是一个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的孤儿。所以村里的人都害怕他，躲着他。最令高耀洁遗憾的是，后来她再也没能找到那个孩子，没把他“救”出来。他现在好吗？脚上的伤还在么？是不是会被好心的人收养？

　　还有一次，高耀洁到豫南的一个村子去，看到了极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娘，你下来啊，你下来啊。”旁边人说，孩子的爸爸16岁时开始卖血，后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死了……听到这儿，高耀洁的眼泪立刻就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要将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和关心“艾滋孤儿”上。尽管她知道，与需要帮助孩子的数量相比，自己明显力薄。但她还是要尽力去做。

　　以前，经她联系的孤儿就有164个，高耀洁会时常从家里给孩子们寄钱寄学费，直到2002年7月31日，她发现一个孤儿的叔叔把她寄给孩子的1100元生活费全部做了赌款。此前，她还给过一个叫冯团伟的13岁小男孩寄了3个学期的学费600元钱，结果却发现孩子不仅一天学都没上，反而还要在河沟里挖沙土挣钱。至于她寄去的钱，竟都被孩子的大伯领走……因为钱和生活用品都落不到孩子手里，高耀洁决定不再给那些孤儿寄东西，而是改用其他的方法。经她介绍，6个“艾滋孤儿”落户到她的老家——山东曹县。其中一个孩子刚到山东时，身上脏得被妈妈放在澡盆里洗了几个钟头才洗干净，他的小手却死死抓住脏衣服不肯放松，怕扔掉后没有衣服穿。煮熟的鸡蛋剥皮后放在面前也不知道如何吃，因为以前从来没吃过。另一个孩子因为有馍吃，便觉得到了天堂……这里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都令人心酸。

　　在高耀洁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她与艾滋病孤儿的15张合影，其中有的已经有了新家，但绝大多数孩子仍在艰难中生活。高耀洁在照片上写了一句提醒所有人的话：“请正视、善待、关心、同情艾滋病病人，救助艾滋病病人遗孤。”

　　将所有收入和奖金用于艾滋病病人身上

　　高耀洁与老伴郭明久在年轻时经人介绍相识，然后结婚、生子。两人育有一子两女。今年78岁的郭明久是东北人，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离休前，郭明久在河南省委做保健医生，平时高耀洁在外面忙，家里大事小事，包括洗衣做饭，全都是老伴儿在一点点撑着。老伴儿疼惜她身体不好，1967年的时候又做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所以就尽量从家里给她减轻负担。

　　老人的晚餐，经常是一碗玉米粥，一份土豆丝，两盘咸菜，外加一盘馒头。要是来客人的话，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碟炒鸡蛋。

　　虽然前不久，她刚刚在国际上获得了一笔5万美元的奖金，但这些钱，全被她印成了宣传艾滋病的免费书籍。“这儿、这儿，都是我的钱！”老人打趣地指着房间里挨着几面墙、码到一人高的书。它们是高耀洁几年来为宣传艾滋病知识而付出的全部心血，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油墨味道。这些读物全部免费赠阅，一有来信索书，老人马上记下地址，以最短的时间寄出去：“咱不能拖着不办，人家以为赠书是假赠咧。现在骗子太多，咱不能再让人以为遇到骗子了。”

　　吃完晚饭，高耀洁赶紧戴上老花镜，一头钻进小屋，开始修改书稿。别看快80了，老人还有自己的电子信箱，发邮件需要别人帮助，但自己可以收信打开看。从今年夏天开始，高耀洁主要忙于将几年来收到的群众来信结集出版，暂定名为《一万封信》。高耀洁一篇篇地看，不时念念有词，放下稿件，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改。

　　渐渐的，一些艾滋病病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高耀洁。于是，上门拜访的艾滋病病人络绎不绝。“那会儿我当家，钱都大把大把地花出去了。他们一来、一哭，至少给50元、100元，刚走一拨又来一拨，几千块钱转眼就没了。”她这些年在外面挣的稿费、讲课费之类的，也全都贴了进去。至于近几年在国际上获得的几笔奖金，也都用在宣传艾滋病知识小册子的印刷上，全然不顾自己现在还住在儿子的房子里。原来像“贫民窟”一样的旧房拆迁了，要再迁回去得拿出17万元，老伴很是发愁，但高耀洁压根儿就不想这些事。不仅不当回事，她还庆幸地说，也幸亏自己住在一个要拆的楼里，所有邻居都搬光了，否则艾滋病病人天天到这里来，那邻居们还不得天天和我打架。

　　上门的艾滋病病人，如果没药吃了，高耀洁一句嘱咐，郭明久得上街替他们买药；留这些病人在家吃饭，做饭的也是郭明久。吃完饭有些人还不走，“你给二三百，高兴的走了，不高兴的，还在这儿”。平时她要是想向外地寄书、寄材料什么的，也都是老伴儿郭明久用自行车一点一点驮到邮局，帮着发出去的。

　　从2001年，家里的财权被郭明久老人收回，他每月和高耀洁各有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按说应该可以生活得相当不错了。但这些年，家里的钱全被高耀洁用在了艾滋病病人身上，直弄得现在两个人一把年纪，却依然家徒四壁，于是郭明久也只得勉为其难地管起钱来。

　　2001年，高耀洁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加印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她想把这些书全部免费发给最需要的人。此外，她还把书送到有关机构委托发放，不过高耀洁最担心的是，这些书会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当废品卖掉。

　　她感动的不仅仅是中国

　　2001年，高耀洁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

　　2002年3月10日，高耀洁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

　　2002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颁奖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英国前首相梅杰为高耀洁颁了奖。

　　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塞”奖，此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2003年的获奖者有7位，高耀洁获得的是“公共服务奖”。

　　2004年2月20日晚8时，历时3个月的中华轿车杯“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十大人物评选落下帷幕，高耀洁榜上有名，位居第四。

　　当主持人白岩松念出这个感动过无数人的名字，这个母亲的名字，这个战士的名字——随着大幕的开启，我们终于看到她了。

　　她是这么瘦小，瘦小得使舞台显得如此空旷；她又是这么慈祥，慈祥地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前搀扶一把。

　　老人终于从台阶上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当白岩松走过去想要搀扶一下老人的时候，她却友好地对他摆了摆手。

　　此时此刻，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她是不需要别人去搀扶的，这个叫高耀洁的老人，这个一生都在为“救助他人生命而付出劳动”的老人，这个从来都不会在威胁利诱前低头，总是在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唤的老人，看着她的脸，我们无法不被她做的事所感染，无法不为她的坚持而肃然起敬。

　　因为她一直都相信，我能行。

　　这恐怕就是，我们经常会忘了，她只是一个已临耄耋之年老人的原因。

　　她还一直奔走在防治艾滋的最前线上。

（责任编辑：卢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