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树军

“岭”不是山，是一个小村庄。“岭”之两侧有两个高地，对这个地域，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个称谓，而美军却有另外的称呼。对上甘岭和上甘岭战役，大多数人耳熟能详，都能说点子丑寅卯，但这场战役结局，何以让美军名将何以懊悔余生？而我方一战成名王牌军却平平地用了“普遍现象”这一简单词汇？前线战役指挥官怎样讴歌舍生忘死的战士？他麾下的4名虎将，又有着怎样的不同？从广为人知到鲜为人知及弥足珍贵的影像，向你讲述你所知道和你所不知道的上甘岭。

关于上甘岭，你知道多少？

从字面上而言，“上甘岭”三个字中有个“岭”字。“岭”字通常指的就是一座山。的确，在电影《上甘岭》中，也确实是有山的。但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解，上甘岭不是山也不是岭，更不是山的名字，而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

上甘岭是一个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小村庄。村庄背后是五圣山。在上甘岭的北边，还有一个小山村叫下甘岭。上甘岭和下甘岭，相距1000米。下甘岭这个地方，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前曾经是志愿军总部的所在地。上甘岭和下甘岭，先后3次被敌人侵占，血洗一空，房无一间，树无一棵，村里更无一人。

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小山头，右边是597.9高地，左边是537.7高地，这两山头加起来只有3.7平方公里，但它们互为犄角，北靠五圣山，为五圣山前沿的重要支撑点。当时是十五军四十五师的一三五团九连和一连分别守卫这两个高地。

1952年10月8日，美国片面中止谈判，并于14日突然向上甘岭阵地发动进攻，企图迅速占领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迫使志愿军后退，以求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于是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因为这两个高地本来是无名的，所以就用小村的名称代替，我军称这次战役为上甘岭战役。美方则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在当时，美军因其537.7高地长而窄，便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鹬脊山”。战役前，美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分别起名为“三角山高地”“狙击兵岭”或者是“598高地”“狙击棱线”。之所以叫“狙击兵岭”，是因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刚上阵地时，美军非常猖狂，他们可以大白天在外面晒太阳，也懒得修工事，全让朝鲜苦力作。如果志愿军朝他们开一枪，美军就还上一顿炮。面对美军的狂野，十五军在修好坑道工事以后，根据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指导思想，依托前沿阵地、广泛地开展冷枪冷炮运动。这一招，打得美军连拉屎拉尿也得躲在工事里不敢出来……战役开始后，美国又以女明星珍妮·诺赛来命名597.9高地，并声称：谁先攻上山头，珍妮就属于谁。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军事史上有个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名词指的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和炮击，实施强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意在迅速高效地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使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人员的伤亡。

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削低整整2米。范弗里特成名于二战欧洲战场，上甘岭战役，炮火猛烈程度，已超过了二战。

上甘岭战役之初，范弗里特自信满满，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称：“金化攻势”将是1951年“秋季攻势”以后所发动的一次最大攻势，是一次“扭转当前战局”的“摊牌行动”。但范弗里特却放了一个“空炮”，战争的结果是：原计划5天的战斗，却足足打了43天。虽然炮火极其猛烈，但伤亡也极其惨重，原计划仅以200人死伤的代价结束战斗，最终却死伤了2.5万人，两个高地居然都没有拿下来……

所谓“摊牌行动”，结果打瘫的是自己。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特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写道:“‘摊牌行动’得到了一个令人嘲讽的结局。”“摊牌”成了笑柄，各家媒体纷纷嘲讽。范弗里特极郁闷地承认:“10月14日的金化攻势，损伤了美国对外的威望。”史载：在范弗里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对当初将之命名为“摊牌”并且在新闻界面前大肆吹擂，悔恨不已。

上甘岭战役开始前，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十五军一战成名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

美军用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6发的火力密度，将炮弹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在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550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

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即便是这样，直到4天以后——10月18日，十五军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15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30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597.5高地九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掏了一个空洞，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19岁的贵州籍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的左腿齐膝炸断。他拖着伤腿，拼命地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机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敌人推出来。他捡起冒着烟的爆破筒，又往里捅。捅到半截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顶住往里压，最后，火光一闪，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

20日，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上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17个营，伤亡7000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40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军长秦基伟的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就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名战士。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

10月25日，十五军召开军党委会议。秦基伟指出：“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光荣。我们要咬紧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战斗要坚持打下去。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十五军的军人是流血不流泪的。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坚决不能丢了五圣山！”会议决定，一线部队继续坚持坑道作战，阻止敌人扩张，争取时间，为全军迅速调整作战部署，做好决定性反击准备。

10月30日，我军再度反攻。这次反攻，我军动用了133门重炮，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联合国军发动了40余次攻击。

11月1日，联军再度反扑，打到2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了597.9高地全都表面阵地。四十五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10个连也全部打光。11月5日，联合国军分5路进攻，四十五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回：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

第十五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描述:“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一句“普遍现象”，足以泣鬼神！

11月7日，联司首长致电嘉奖十五军:“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从11月11日至18日，敌人又先后调集16个营的兵力对上甘岭地区展开疯狂反扑。秦基伟指挥部队与敌反复争夺，共击退130多次进攻，毙伤敌2000余人，收复和巩固了上甘岭阵地。至此，敌已无力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反战情绪沸腾了，杜鲁门本想利用上甘岭战役捞取政治资本，却敲响了他政治生涯的丧钟。克拉克哀叹：铁三角的猛烈战争使这场战争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得民心的战争。板门店谈判桌上，美国人从叫喊“让枪炮说话”又回到了“叫人说话”上。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至此，在这一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在上甘岭，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7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1/4，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纬线上。

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这一役，使十五军在我军战史上，一举成名！

十五军的四大将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发誓要“抬着棺材上甘岭”“一定要守住上甘岭”。这话不只是空言。因为不仅秦基伟多谋善断，更因麾下有众多干将，最具典型性的有4位。这4位的故事，同样书写在上甘岭的历史上。

第一位是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上甘岭战役打响，面对美韩军攻势汹涌，以大炮、飞机和坦克的轮番轰炸。崔建功率官兵顽强抗击，与敌胶着。15、16、17日，交战双方于上甘岭拉锯，上甘岭表面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枪炮往来，血肉横飞，其惨烈为近代战争史所未闻，至18日，美韩军又投入一个团兵力猛攻，四十五师前沿防守部队终因伤亡过重，退守坑道，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此时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与崔建功电话热线频频，崔建功不得不向老首长叫苦:“军长啊，我的部队快打光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没有兵怎么打仗？”一向心直口快的秦基伟闻之半晌无声，继而回答:“老崔啊，阵地丢了，回头不好见我哟。”崔建功手持电话一愣，只答:“那当然。”

秦基伟语调虽平和，但分量却极重。崔建功立即召集作战会议，下定决心:“打吧，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如果我牺牲了，我的第一代理人就是副师长唐万成。

上甘岭战斗第一阶段，经过7天7夜的反复争夺，四十五师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100多人。经过43天激战，四十五师依靠坑道工事，最终守住阵地。四十五师约1万余人，伤亡过半。战斗最关键时刻，崔建功命令所有人员均上前沿坑道参战，警卫连上去了，勤杂人员上去了，连他的警卫员也被撵上去了。

上甘岭战役中，舍身炸敌群、炸地堡，像黄继光那样舍生忘死，与敌人同归于尽者四十五师就有30多位。

第二位是二十九师师长张显扬。上甘岭战役，张显扬率领的二十九师是机动部队，一个师分成两半，时而上甘岭，时而西方山，时而前方作战，时而后方增援，时而夺山头，时而守阵地，忙得不亦乐乎。张显扬率二十九师与韩军名将丁一权之第二师争夺537.7北山，反复拉锯，屡立战功，最为经典是30日之战斗。韩军经过6小时激战，攻下志愿军坚守的537.7北山高地。“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亲来前线视察，大力赞扬“韩军英勇善战”。然而，次日，张显扬率部接防后，仅一个半小时便夺回了该阵地。

第三位是张蕴钰将军。上甘岭战役之所以打得好，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战斗前在守备阵地上筑了一座地下“坑道城”。这是秦基伟顶住不同意见的干扰，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张蕴钰有关。秦基伟同张蕴钰和师长们交换意见时，他们也是这个看法。当时反对挖坑道者议论很多，张蕴钰则真正理解准备打大战的思路，力排众议，坚定支持，并将这一巨大的筑城工程实践完善。

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张蕴钰三上上甘岭，为十五军决策作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冒着枪林弹雨，和师团指挥员一起察看地形，选择运动与攻击道路；和机关干部共同研究如何支援坑道斗争；和炮兵部队商量确定炮火配置。面对前所未有的伤亡情况，他向秦基伟提出了适时放弃表面阵地，转入坑道战斗的绝佳建议。秦基伟十分赞赏，当场拍板，一锤定音。而后，张蕴钰被指定前往德山岘负责统一指挥。有军史专家认为，张蕴钰的建议，是十五军在上甘岭大战中由战术性反击转变为战役性反攻的指导性思路，也是该战役由被动挨打转变为积极出击的关键一环。

第四位是车敏瞧将军。上甘岭大战爆发的当天夜间，秦基伟在指挥所处理完军事问题后，特意把车敏瞧叫去，专门研究干部配备问题。车敏瞧根据秦基伟的指示，连夜加班，伏案疾书，拟定了基层干部三套班子的应战方案：一套在阵地上，一套在师、团保存，一套在军里培训，随时可以补充。车敏瞧曾言：三套班子的方案，体现了秦基伟准备打大仗的思想准备，打恶仗的拼命精神。又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基层干部伤亡大。一定程度上讲，打仗也是打干部。”

1952年10月23日下午6时，十五军二十九师战士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时，不幸被敌人燃烧弹击中，全身被火焰燃烧，咬牙坚持不动，直至光荣牺牲，年仅26岁。车敏瞧闻知此事，执意大力宣传。其时，邱少云的事迹已报到军里，并正准备给八十七团九连立功。却因邱少云的“出身”(俘虏兵)问题，有人对其评功有不同看法。车敏瞧在评功会议上举着份战地《快报》大声疾呼：“战士邱少云，了不起！他是一个守纪律的模范，他的牺牲避免了400多人的伤亡，400人和一个人，这个比价有多大？如果都像邱少云一样，我们的伤亡就会很小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整场战斗的胜利。”

后来，《上甘岭》电影播出后，车敏瞧说，《上甘岭》电影中“一个苹果的故事”是真实的。第十五军一三五团七连坚守坑道，断水7天。一天，运输员刘明生于运弹药途中捡到一个苹果，摸摸，不忍吃，带回坑道交给连长张计法。张连长接下闻闻，亦不忍吃，见步话机员李新民口干舌燥，说：“你们几个人分吃吧。”李新民接过苹果亦不忍吃，交给伤员蓝发保。蓝发保断双腿，坐起接过苹果，嗅嗅，亦不忍吃，又交回连长。张连长无奈，只得自己先咬一小口，然后命令每人轮流咬一口。其时，坑道计8人，一个苹果转了两圈，方尽。

秦基伟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这就是上甘岭战役。

这就是中国人在上甘岭创造的奇迹！

这就是你所知道和你所不知道的上甘岭。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