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寿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摄影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

    万人空巷，这是虎城群众致公仆的最高敬意；泪雨齐飞，这是赤区山河对英灵的最深切悼念。

    终于回家了——离开22天之后，2月5日，在他51周岁这天，土生土长的虎城人——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原党委书记邓平寿回到了他为之倾注一生的这片土地。早春还没来得及赋予大地温暖的气息，邓平寿不会想到，料峭的春寒中，有一支自发聚拢的群众队伍为他的归来苦苦守候，有成千上万朵熬夜赶制的白花为他的归来无言绽放。“邓书记，我们的好书记啊，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长街皆缟素，悲声问苍天。7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用双脚一一丈量，40多本堆成山的笔记笔笔记着民情冷暖。

    一个镇党委书记，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节日、假日、吃饭、睡眠，乃至生命。

    在这片红岩烈士曾洒过热血的青山绿水中，在这片孕育继承并发扬着红岩精神的红色土地上，又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从这里传出，传遍巴蜀大地，传向神州山河。

    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蜿蜒着他倾注心血汗水乃至泪水铺就的致富路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老百姓还在肩挑背扛，我们对不起他们啊！我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几十米石板路、几个铺面支撑起的“城”里，往那儿一站，从头顶凉到脚心——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虎城。1998年，刚接手这个“穷家”的当家人邓平寿心中憋着一股劲：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山势岌岌，骄阳似火，一行人埋头吃力向上。打头的邓平寿不时抬头望望山顶的房屋，他希望今天能见到一户村民，哪怕一个。然而，等他赶到门口，一如几天来所遇到的一样——闭门羹。后面的人赶上来，又累又沮丧，有人开始发牢骚，然而很快，他们呆住了：在他们的书记、那个吐过血但从未见流过泪的汉子的脸上，泪水混着汗水决堤而下。那一刻，没有人敢发出一丝声响。沉默被远处一个背着背篼踉跄行走的村民打破……这天夜里，邓平寿怎么也睡不着，那个佝偻瘦削的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老百姓还在肩挑背扛，不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对不起他们啊！路一定要尽快修好！”

    “一个镇党委书记，为工作的事情，到我办公室来痛哭的，他还是第一个。”这是邓平寿给梁平县委书记张道华第一次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一年，为了修通一条能够让好几个村群众受益的公路，他发动群众集资，绝大部分群众都自愿出钱。但后来有个别人写信向市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由于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市里批转给县里进行调查处理，要求退还农民的集资。那一天，许多村民都哭了:他们过怕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不愿退钱。在穷了几辈的乡亲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能过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日子的希望更能打动他们了。邓平寿哭得最凶：他担心那条路再也修不起来了！最终，在县财政的支持下，这条路得以顺利修通。路不通则全不通。镇干部都知道，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是邓平寿憋在心头的一股劲。每修一条路，邓平寿都要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从捉襟见肘的工资中挤出钱带头捐款；没日没夜地泡在修路的工地上，挖路基、抬石头、搬材料，他坚持“打牛脑壳”样样抢着干。睡眠少，劳动强度大，他几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工地上，心急如焚的村民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村民前脚返回工地，苏醒过来的他后脚就赶到了。凭着这一股拼劲，邓平寿带动全镇的干部群众，短短几年间，虎城基本实现了县道连村道，村道连组道，村组公路进农户的交通网。而邓平寿的经济发展思路，早已在这逐步编织的交通网上结出了硕果。

    出任镇党委书记之初，邓平寿就响亮地提出“耍好一条龙，壮大一根虫”的发展思路。“一条龙”即百里柚子带，“一根虫”是指蚕桑。这两样，是虎城的传统产业，但一直发展力度不大。邓平寿靠着“打牛脑壳”的拼劲带领群众大胆地把这致富的希望一一拨亮、点燃。几年下来，虎城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98年仅仅800元的水平提高到了2000多元。

    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用脚步丈量出鱼水情深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泪水一次次咽下去，又一次次喷涌而出。赵洪越怎么也没有想到，从2005年12月31日他到虎城镇任镇长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他。

    当组织上决定把赵洪越调到虎城镇当镇长时，他是有些不情愿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平寿。

    邓平寿在梁平县的干部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自担任虎城镇党委书记以来，虎城的变化有目共睹：交通、蚕桑等多项工作常年保持全县第一。但邓平寿的工作作风，却让赵洪越很费解：除了开会，邓平寿长期泡在村里，每天走十几里路，不论风吹日晒。最令他不解的是每逢赶场日，只要邓平寿办公室的门开着，赶场的村民就会一溜一串地欢欢喜喜往里钻。邓平寿办公室那套可以挤下10来个人的棕色人造革沙发，坐垫早已磨得发白了。“为什么村民争着往那里挤，而自己办公室的沙发无人来坐？”赵洪越开始反思。初来虎城时，邓平寿带他下村，到的第一个村便是最远的八林村，来去走了5个小时。第二天，腰酸背痛的他起不了床，邓平寿却又下村去了。在下村的途中，他逐渐发现，这位“田坎书记”的路没有白跑，村民喜笑颜开地端杯水出来，他递一支烟过去，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他不得不承认：邓平寿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而在他赴任之前横在两人之间心理上的那道坎，也不知何时被邓平寿不经意地抹平了。不坐车，不戴草帽，穿一双胶鞋，肩上背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与乡间任何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农无异。70平方公里的地界上，哪棵桑树树干没刷白，哪条路垮了块石头，他都清楚。“田坎书记”的别号，由此而来。

    下村的时间长了，虎城镇的男女老少都认得这位“田坎书记”，远远地就和他打招呼。在邓平寿的挎包里，还有三样下村不离身的“宝”：桑剪、嫁接刀和蚕药。看到哪个农民挑担子，他会接过去帮着挑一肩；看到哪个农民在给桑树剪枝，他会摸出剪刀来帮着剪一阵。“邓书记最大的特点是没架子。老百姓做啥子，他就做啥子，帮一把手。这样的干部，哪个不喜欢？”认识邓平寿的人都这么说。

　　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镌刻着他30年来矢志不渝的笃定信念 

    在虎城镇，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邓平寿的几个绰号--“泥脚书记”、“草鞋书记”、“挎包书记”、“田坎书记”。这是他下乡经常用的挎包，里面装的是他为村民服务菜单工具——桑剪、嫁接刀和蚕药等。（摄影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    

    “虎城的事一天没做好，我就一天不离开虎城！”

    2007年全县乡镇换届前的那段日子，邓平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乎都与传出他要调到县人大常委会或政协任职的消息有关。前来劝留的群众踏破了门槛：“邓书记，你不能走哦，我们不准你走！”

    “虎城的事一天没做好，我就一天不离开虎城！”同样的回答，在5年前县里打算安排邓平寿到县交通局当“一把手”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同样的信念，从30年前他第一天当上虎城镇干部时起就从未改变；同样的牵挂，在他弥留之际的病榻上依然未曾停止。1月15日清晨7点零5分，大兴村村委会主任袁永富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是邓书记的电话。一早一晚给村干部打电话交流工作是邓平寿多年来的习惯，他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邓书记气若游丝的声音：“你们村的桑树栽得怎样了？要栽好……”

    听惯了邓平寿粗声大气说话的袁永富没回答，只连声问：“邓书记，你怎么了？”“你莫管。”三个字后，电话里只剩下“嘟嘟”声。呆立半晌，袁永富迅速拨通了他在虎城中心卫生院工作的三姐的电话，消息如平地惊雷：邓书记病了，昨晚送到了重庆大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胰腺炎。袁永富心里明白，邓平寿在病床上还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大兴村正在争创“桑蚕万担村”，一旦创建成功，可以引进一个生丝加工厂。“这样，全镇百姓养蚕的风险就小了，赚钱就稳当了。”说这话时，邓平寿满含期待。

    此后，袁永富固执地一天数次再拨那熟得不能再熟的号码，已无人接听。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邓平寿已陷入深度昏迷，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现在虎城的村际公路硬化才达到95％，村组公路硬化才达到70％，只有80％的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和安装了闭路电视……我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一切都变成100％！”虎峰尽染悲凄色，波漩低徊荡哀音。这正是春暖花开之前最冷的时节，回到这片土地，这一次，邓平寿再也不会离开，他要亲眼看着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波漩自此悲声起，虎城连日泪不干。6月1日，在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原党委书记邓平寿积劳成疾病逝近四个月后，我们来到这里寻访“田坎书记”的足迹。尽管当初万人恸哭、挽幛如云的场景已经隐去，但思念和回忆却没有停止，离别的痛惜仍然实实在在地烙在每个受访对象模糊的泪眼中。

    他，还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情

    有人把他当做兄弟，也有人把他当做师傅，然而，却没有人把他当做“官儿”：“邓书记对咱老百姓，那是巴心巴肠哪！”2月7日下午，邓平寿老家上丰村的公路上跌跌撞撞地走来一个人，泪流满面，腿还有不便，嘶哑的声音令悲痛的人群更加揪心：“邓书记，您不能走哇！”抚棺埋首，长哭不起……他放下了手头所有的生意，马不停蹄地从贵州赶了回来，为的只是见邓书记最后一面。“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叫唐书权，是梁平西部最大的页岩砖厂的老板，然而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在虎城响当当的人物，也曾在生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差点被吞噬。

    唐书权家境贫寒，加上他的腿先天残疾，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来的事，混一天算一天。“虎城现在交通、通信都搞好了，经济要发展，收入要增加，必须有自己的支柱产业。你来办企业吧。”邓平寿对他说。办企业？这对打小自卑感就形影不离的唐书权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能行吗？”“胆子放大一点，要有自信！有困难随时跟我说。”几天后，邓平寿就安排企业办主任和唐书权一起到邻县考察，最后唐书权决定办个当时虎城还没有的页岩砖厂。需要资金40多万元！初一核算，唐书权心里刚燃起的一丝亮光就被这巨额数字浇灭了。怎么办？

    邓平寿带着唐书权来到信用社，请求作抵押贷款。由于数额大，信用社很为难。“你们尽管贷，他还不起的，我邓平寿还！”

    落实资金，协调土地，选定厂址，邓平寿手把手地“扶”着这个先天残疾的汉子走过了艰难的一程。第一炉砖终于出炉了！然而，接踵而来的残酷现实，彻底击垮了唐书权仅存的自信——用惯了青砖的村民对红砖这个新鲜事物不接受。那段日子，望着一炉炉滞销的红砖，唐书权愁得饭都吃不下。2000年，一块红砖成了邓平寿挎包里的“常客”。

    “啪！”红砖与青砖对撞，青砖碎了，红砖完好无损。“红砖体积比青砖大，我算了一下，修同样大小的房子，红砖要比青砖少用一万匹，节省一千多块钱呢！”田间地头，这个背着挎包下村逢人说项的兼职推销员，正是邓平寿。很快，唐书权的页岩砖厂又轰隆隆地运转起来了。当地的老百姓都接受了这个质优价廉的新事物。6月2日，已近凌晨。离高考不到5天了，但想起邓爷爷，王虎南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王虎南是个苦孩子，他出生8个月时，父亲因病去世，11岁那年母亲改嫁，孤苦伶仃的他和瘫痪在家的70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那一年，就是这位邓爷爷走进了那个破败不堪的家，不声不响地揽着他那支撑起全家生活的柔弱的肩膀。走出了那间暗无天日的屋子：“孩子啊，学费我们来帮你想办法，你的任务就是要好好读书！”王虎南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和蔼可亲的爷爷，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镇里来的书记。是啊！在绝望中被邓平寿拉了一把的又何止他们。有多少受到邓平寿资助重返校园的孩子还惦记着没来得及向邓爷爷汇报学习情况；靠着种植、养蚕走上致富路的村民多么想告诉他，今年的柚子花开得特别的白，桑芽发得特别的绿……“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对老百姓要有感情。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能赢得民心。”

    穿越时空的对话，亦真亦幻，在青山绿水间久久回荡。

    他，还有一份放不下的亏欠

    2000年国庆长假，武汉到重庆的火车上。空气里混杂着烟味、汗味和嘈杂声，10多条汉子腰酸背痛地挤在餐车和过道的地板上打盹。没有人会把他们和机关干部联系起来。他们不是去度假的，他们在“班长”邓平寿的带领下正在从宜昌、武汉考察集镇建设返回虎城的途中。放弃了乘坐飞机甚至卧铺，压缩了住旅社的次数，否决了8元一张的葛洲坝门票。这一次，节约开支5000多元。邓平寿的“抠”，在机关里是出了名的。

    机关的开支，一分钱他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个老式的大木柜已经“服役”30多年，饮水机出水龙头漏水，也只是用黑色的胶布缠好接着用，他在县里开会总是当天赶回不住宿。

    “要讲待遇，横向比，虎城的干部是比较低的。很多该发的奖金都用于搞建设了。”镇党委组织委员廖铭掰着指头算了算，在邓平寿的带领下，镇里的干部每人每年都要为基础设施建设、助学等捐上近千元，而去世后没有给家里留下一张存折的“抠”书记邓平寿的名字永远都是排在“捐款榜”的首位。好班长带出好班子。多年来，虎城的干部习惯了与农民而不是与其他乡镇干部比待遇；多年来，虎城的干部常常不分周末、节假日地往村里跑。“书记常说，农民没有周六日。他50多岁的人了都这么拼，我们年轻人好意思落后吗！”曾经，邓平寿不止一次地私下对好友说：“我对不起这些干部啊！但虎城穷，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只能脚踏实地、艰苦奋斗！”邓平寿遗体火化的前一天，是他51岁生日。那天夜里，这些邓平寿自认为对不起的干部们，包括调离了虎城的，却都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灵前。

    他，还有一个未圆的梦

    邓平寿的女儿邓巧娟接受采访时，讲到伤心处忍不住悲痛，失声痛哭。（摄影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

    “接不到他的电话，硬是睡不着啊。”唐有清试图平淡地说出这一句，泪水却夺眶而出。“老唐啊，空了没？”

    “这么晚了，啷个还没休息嘛？”

    “……那你早点睡哦，我还要给村里打几个电话。”

    几千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电话总是这样开头和结尾。家里安上电话后，不管出差或在办公室，即使忙到深夜，邓平寿都不忘给妻子打个电话。

    而每个星期五的黄昏，邓平寿年近90岁的老母亲总会早早地蹒跚着来到门口张望。虽然每周只有这么一个晚上能看到儿子，但老人家心里明白，儿子比谁都挂念她。这天晚上，忙了一周的邓平寿总会打来洗脚水，放在老母亲面前，用手试好水温后，才把母亲的双脚放进去。冬天，他还要把母亲的脚揣进怀里暖着，直到焐热了才放回被窝里。晚上，贤惠的妻子唐有清总会从灶屋里端出酸萝卜炒肥肉，这是邓平寿最喜欢的菜。“你硬是不管这个家了哦，还不快坐下吃饭！”虽有责备，但妻子的眼神里分明柔情漫溢。在办公室吃惯了酸菜煮面的邓平寿，对每周五晚上这顿“盛宴”，总是很满足。他知道自己亏欠妻子太多。自从两人结婚以来，妻子唐有清就成了这个家的支柱。她种着4个人的田，为了补贴家用，每年还要喂七八头猪，养几张蚕。本来，丈夫邓平寿算得上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却偏偏当起了4万虎城人的这个大“家”,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村里人说妻子像头牛，这话邓平寿听着心疼。于是，他每次回家都见啥做啥，挑粪、砍猪草……不管多累，自己的衣服从来不脱给妻子洗。

    每次回家，把母亲服侍休息后，邓平寿总会给妻子打来一盆洗脚水：“来，老唐，我给你洗脚。”“我不要你洗，我个人会洗。”语气是嗔怪，但在心底，唐有清实在不舍得让这个中年汉子，忙完了全镇的大事，还要来“忙”她的一双脚。结婚30多年来，唐有清没过上多少清闲日子，但她很知足。“爸爸常说，拿着国家的工资，就要实心实意干好工作。不到夜里12点，他办公室的灯是不会熄的。”时隔四个月了，同在一个楼里办公的女儿邓巧娟睡前仍然不忘看一看爸爸办公室里是否还亮着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来得及拍。他怎么就狠得下心扔下我们？”

    6月1日，又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星期五。当记者一行来到邓平寿家乡的时候，他的骨灰已下葬近四个月。他那年近90岁的老母亲，是否依然会早早地坐在门口望眼欲穿地不住张望？他那辛劳一日的妻子，是否依然会守在电话机旁彻夜难眠……（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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